“打老师案”宣判，一场没有胜利者的复仇

2019年7月10日，河南省栾川县人民法院对“20年后拦路打老师案”作出宣判：被告人常仁尧以寻衅滋事罪获刑一年六个月。此时，距离他被拘留在看守所已超过半年。

事件起因于2018年12月15日流传于网络的一段视频。视频中，常仁尧对他的初中老师张清林在一分钟内扇了四次巴掌，一次大力推搡头部，并不断重复大喊：“你以前咋削我，你记不记得？”。

事件发生后，二十几位同学表示愿意为常仁尧出庭作证。他们中的一部分最后出现在6月的庭审中。

栾川实验中学的副校长及一位老师兼邻居作为张清林的证人出庭，前者称，张为人认真、严厉、内向，“没有发现有其他学生（受到体罚）”。检方则表示其行为只是“教育不当”。

本案面临几个关键争议：常仁尧是犯错、违法还是犯罪；为何不是公安机关以治安处罚条例处理的民事纠纷，而是由检方提起公诉的刑事案件；为何公诉依据的是“寻衅滋事”，而不是“故意伤害”；他的行为仅针对个人，还是在伤害教师群体、社会公德？

20年的心结

殴打事件发生前，常仁尧的生活过得不错，前两年，已和妻子在杭州开起了颇有规模的淘宝店，有了自己的小型成衣加工厂。

表面上看一切如常，但“那件事”，在常仁尧心里郁结了20年，伺机爆发。

“33岁的我，要为那个13岁的我讨回公道。”在百度“栾川吧”的自述帖中，常仁尧说。

常仁尧在庭审现场

讨回公道原先具有多种可能性，但在去年夏天和老师张清林的突然碰面中，常仁尧选择了最原始的暴力。

“栾川吧”中流传着栾川实验中学“四大暴君”的故事，张清林名列其中。

检方起诉书显示：“2018年7月的一天，常仁尧在路边等同村的潘雷送渔具，恰好张清林路过，常想起曾被其严厉体罚，心生恼怒。把手机给潘雷让其录像，接着上前将张拦下。”

网传视频即由此处开始：常走向张，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问“还记不记得我”时，对方面带笑容，看上去老实、木讷，在接连而至的几个耳光中，没有展露明显的反抗意图。

但此事并未结束，这段视频只是完整版9分钟视频的开场。

后来，张清林伸手抚摸常仁尧的左右肩膀，让他“消消气”。常说：“这口气憋了十几年，每年想起来我都会做噩梦。”张清林又说“长大了嘛，以后会好的……我给你道歉，咱以前可能是年轻气盛……”

但“长大”这件事，并未让“那些事”消失。常仁尧情绪激动，持续回忆与控诉。

6月的庭审，他描述了一件事：

“他就用一根大概这么宽、这么长的一个木板，往我脖子里使劲插。他边插边骂，因为比较紧，他插不进去，他就使劲钻，钻下去。当时让我扒到黑板，我就感觉到像拉到车上游行的杀人犯一样。那是对我伤害最重最重的一件事。”

蝴蝶效应

庭审中，控辩双方的争议焦点集中在打人事件的传播、影响等方面。

检方表示，打人事件严重影响了张老师的工作、生活和家庭安宁，社会影响恶劣。辩方律师则认为，最初视频仅在小范围内传播，校方发布控告信并接受国家级媒体采访后才引起舆情发酵。况且，这和寻衅滋事罪本身无关。

2018年12月16日，打人视频流出次日，栾川县实验中学向栾川乡派出所发出一封“举报控告书”，指控常仁尧是“丧失基本伦理人性，缺乏起码道德观念”的“地痞流氓、社会渣滓”，如不严惩是对“社会主义法制的亵渎”，并将处理此事与打黑除恶联系。

对于体罚，控告书则换了一种表述：“应该是对当年老师的批评不能正解（确）对待而耿耿于怀，一直心存报复”。并表示张老师受到了身体、心灵的严重伤害。

栾川县公安局对此事立案后，身在杭州的常仁尧和警方联系好回家配合调查，但在杭州东站即被抓捕。2018年12月21日，回到栾川后，他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

一场事后张扬的暴力

张清林本没打算起诉常仁尧。

常父和常妻提到，张清林的妻子曾表示：“我们和常仁尧没怨没仇，也不想追究他的责任，事情出来几个月我们也没有告过他，但是政府处理这个事情，我们也没有办法。”

但这场事后张扬的报复所带来的结果，早已超出了张清林的本意，也超出了常仁尧的控制。

6月的庭审中，检方《起诉书》中写到，常仁尧“严重影响张某林的工作、生活和家庭安宁，并引发全社会对尊师重道传统美德的非议、影响恶劣，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触犯了《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辩论环节，公诉机关建议在1年6个月到3年之间进行量刑。

本案最大争议在于量刑是否过重。 以常仁尧的行为程度看，公安机关以社会治安处罚条例中的“殴打他人”处理似较符合惯例，最高可作出15天拘留。无法协调的，受害者可以以侵权纠纷到法院提起诉讼。

对此，常的辩护律师郭京朝认为，其行为不符合“情节恶劣”的前五条定义，公诉方只能走最后一条“其他情节恶劣的情形”。他还提到，张老师未达到轻伤标准，“故意伤害罪”在本案中也不适用。

但如此量刑还有另一种考虑。

检方起诉书是这样描述视频传播过程的：“ 2018年8月24日，常仁尧截取前1分09秒内容，通过手机微信转发给初中同学杨某；同年11月15日又微信转发给同学辛某，接着辛某又通过微信转发给同学郑某，郑某又转发给同学郑某玉；同年12月10日郑某玉又转给同学申某，申某又转发给同事胡某。2018年12月15日，该视频迅速在各种微信群转发传播，随之被各大新闻媒体平台关注报道。”

很明显，这场私人的报复，已经点燃了围观暴力能产生的群体快感，它与朴素的正义感掺杂，彼此助燃。 因而对常仁尧的刑事定罪是基于常的行为所带来的危害性社会影响。

7月10日，栾川县人民法院宣判，常仁尧因犯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常仁尧方当庭表示上诉。

最新：

“男子20年后打老师”被判，审判长： 教师不当教育行为无证据

针对常仁尧辩护人提出的“他在就读初中期间，曾遭到张某某辱骂殴打，遂见面后产生报复行为”的辩护意见，未被法院采纳。

庭审后，常仁尧的妻子洪女士对该结果表示“不能接受”，正考虑上诉。此外，家属方面称，接下来会起诉涉事教师张某某及学校，追究他们的责任。

此案今日上午开庭宣判后，审判长接受媒体采访，答记者提问。

审判长称，常仁尧在初中毕业后，近二十年，与老师张某某无任何交集，案发当天，临时起意拦下并确认是其老师后，实施辱骂、殴打行为，安排他人录制殴打视频，事后自己反复观看且向他人传播，“其行为具有随意性，主观上为发泄情绪、逞强耍横而借故滋事的故意明显。”

针对有声音指出，对常仁尧的量刑过重的疑问，审判长答复称，量刑经过反复斟酌、慎重考虑，鉴于常仁尧系初犯、偶犯，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最终，综合考虑常仁尧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记者注意到，法院并未采纳常仁尧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对此，审判长回应称，现无充分证据证明张某某对常仁尧的教育方式明显不当，不能认定被害人存在过错。

他还补充表示，即使常仁尧对张某某教育方式不认同，亦不能成为其在二十年后随意辱骂、殴打老师并传播炫耀的理由。

深度：

司法判决应经得起多维度考验

处于治安管理处罚和寻衅滋事罪的模糊地带

“凡人畏果，菩萨畏因”，这场看似普通的人打人背后是漫长的20年的“因果”，几乎像一块琥珀一样定格了历史的细节，也像“穿越门”一样连接起了不同时代的社会问题，这让事件呈现了更多正义的折射面。

首先，无论如何都必须谴责常仁尧打人暴行，所谓“20后的报复”不再具有学生反抗老师暴力体罚的正当性，是一种蓄意的伤害，是一个壮年男子对老人的恶意侮辱和伤害，也严重伤害到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感情。这是任何一个法治社会都不能姑息的行为。

其次，殴打老师行为处于治安管理处罚和“寻衅滋事罪”之间的模糊地带，这让案件的处理一直在舆论的风暴眼中。

按栾川县人民检察院的指控，2018年7月份一天的下午，常仁尧驾车外出，遇见骑电动车经过的张某某，常回想起上学时所受的体罚，就上前拦截、殴打。而当时被害人没有选择报案，直到当年12月底视频突然在网上大热，才让案件“升级”。

从打人到视频曝光中间隔了将近6个月的时间，而《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2条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六个月内没有被公安机关发现的，不再处罚”。也就是说，这个打人的视频如果再晚几天大热的话，此案连治安处罚都无法追究。

而且当事人没有报警，可以认为伤情较轻，在将近6个月之后也无法进行法医鉴定，也就是此案无法追究“故意伤害罪”，于是当地司法机关选择了更“兜底性”的罪名“寻衅滋事罪”，其法定罪状包括：“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但是，为了防止这个罪名成为“口袋罪”被滥用，早在2013年，最高法、最高检的《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就明确：“行为人因婚恋、家庭、邻里、债务等纠纷，实施殴打、辱骂、恐吓他人……一般不认定为‘寻衅滋事’”，只有当“经有关部门批评制止或者处理处罚后，继续实施前列行为”，可以除外。

本案中，常仁尧到底算不算“随意殴打他人”，是不是“事出有因”，成为法庭辩论焦点。其辩护人认为，常的行为不符合寻衅滋事主观要件，他属于故意伤害，应以故意伤害来追究其责任，因张老师没有达到轻伤的标准，应当以治安处罚法加以处罚。

所以，顶格15天拘留的治安处罚和动辄入狱6个月以上的“寻衅滋事罪”之间的模糊地带，确实应归于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间，而这也是公众的关注点所在。

司法判决应多维度满足民众对正义的期待

同样是当街打人，“大连深夜女性被打案”引发了全民找人的正义热情，而“20年后打老师案”却引发了更多的争议，正义从不是机械的，老百姓心里自然有一杆秤。

法治是社会纠纷终局性的、权威性的解决渠道，但是法治本身并非万能。

比如，法律制度有严格的追诉时效、诉讼时效的限制，这意味着很多权利因为不行使而“过期”，一些伤害因为岁月流转而无法通过司法途径维权。

常仁尧所指控20年前老师打人问题，得到了多名同学的证实。但《刑法》所规定的罪犯最长的追诉时效只有20年，这意味着当初的教师打学生的违法行为，已经无法在法律上讨回公道。

法律的正义只能应对当下，无疑是一种“缺憾”，本案只惩罚了打人者，而被指控打人的老师却站在法律之外。就像常仁尧的父亲所说：儿子已对殴打张老师的行文悔过并道歉，但张老师对自己曾体罚儿子的行为，至今未作出任何说明与道歉。

如今的司法判决，也应该在历史、现实多个维度上满足当事人对于正义的期待，要让行凶者改悔，也让被打的教师有所醒悟。这是公众对此案在有罪判决之外的更多期待。

热评： 案子宣判了，思考没有结束

该案的最终结果为何，依然有待观察。该案作为一起打人事件，在舆论场获得远超一般案件的关注度。这种关注，来自于复杂案情本身，让一些人难以恩怨分明地选择一种道德站位。“小时候你对我凶”与“长大后我就扇了你”，有着逻辑上的因果关系。这种前置暴力，是数十年后报复行为的源头，这种伏脉千里的关联，是令一些人五味杂陈的原因所在。

但毫无疑问的是，舆论热议传递了一个导向，暴力是不能被接受的。无论是当初课堂上师生之间的权力结构，抑或是20年后此消彼长的力量对比，暴力都是其中最令人厌恶的一幕。暴力具有相当的延展性，我们可以看到暴力可以“破坏社会道德准则和公序良俗”；同时也不难理解暴力是如何在20年的时间里，伤害了正常心智，催生出以暴制暴的行为模式。从这个角度看，案件判决其实并不意味着反思止歇。

一方面，舆论理当对殴打教师作出谴责，以肌肉强弱为基础的冤冤相报，除了挫伤师道尊严之外，也必然破坏公序良俗；另一方面，也需要严肃对待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问题，无论情感上是否愿意接受，曾经生活在暴力之下的青少年，他们的心智可能出现问题，这是无可回避的事实。

在数十年之后，曾接受过这种暴力“教育”的学生，是否还能够与这种过往和解，并涵养出正常的行为规范，仍是我们需要的关注的。如果不能在源头上厘清这些问题，并进而形成公共层面的反思，那么是否还会出现“X年后反削”，仍是未定之数。从舆论场上的反馈看，表示少年时也曾有过类似遭遇的网民并不少，这种普遍性，也让该案有了更大的探讨价值。

我们也能看到，在20年前的语境下，青少年保护、校园环境规制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悬空的，这也应当成为今天的镜鉴。在任何力量对比不对等的情形下，都必须严格防范“力量”演变成暴力，唯有机制层面的规训，才能消弭这种丛林法则式的互害。今天的青少年，理当生活在一种怎样的环境中，该案也给了我们一些启示。（综合自南风窗、新京报、光明网、新京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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