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600年，《永乐大典》正本至今不知所终

2019年5月，作为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系列活动 “亚洲文明联展”分展之一的国家图书馆藏 《永乐大典》文献展在北京国家图书馆举行。 摄影/本刊记者 董洁旭

“假如《永乐大典》全部保存到现在的话，我们对于中国古文学史的面貌是可以看得更完全的。”这是文学家郑振铎曾经的一句感叹。

“旷世宏编 文献大成——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文献展”是2019年5月召开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旗下“亚洲文明联展”的四个辅展之一，它展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永乐大典》编纂、抄写、失传、搜罗、辑佚的全过程。

《永乐大典》是由明朝永乐帝朱棣组织人编纂的、中国古代最大的类书。其中保存了中国明代14世纪以前文学、哲学、宗教、史地、应用科学等浩如烟海的资料。清代乾隆年间著名文库《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中就曾利用《永乐大典》中的大量散佚古籍进行辑佚。

《永乐大典》的名头说起来似乎尽人皆知，但其成书背后的艰辛又罕有人知。这部原本包含1万多册的大书经历了600多年的颠沛流离，如今全世界只剩下400余册副本存世，正本至今不知所终。

最大的类书和最少的读者

类书与西方的百科全书近似，但也不尽相同，是将与某个事物相关的所有书籍内容全部或部分文字汇集在一起，其卷帙浩繁、工程量巨大，是国力与文治的象征。明朝自朱元璋起就有修类书的打算，后朱棣赶走建文帝即位，今人推测他开始修书不乏“消弭朝野间不平之气”等原因。

在此背景下，《永乐大典》始修于永乐元年（1403年）。起初修书速度很快，一年即修成，命名为《文献大成》，但有许多书未曾收录。朱棣对此不满意，命令学识渊博的僧人姚广孝和洪武旧臣、大学士解缙等人在文渊阁主持重修。

从《永乐大典》能看得到朱棣在文化上建功立业的雄心，具备几个特色：第一就是“大”，收书达到七八千种。除了启用皇家的全部藏书，朱棣还要求到全国各地收购书籍。这使得《永乐大典》对上到经史子集，下到阴阳医卜甚至僧道技艺等领域的书籍均有收录。比起后世修《四库全书》时随意删改书籍的情况，《永乐大典》除存在个别传抄错误之外，对各种类型的书籍基本做到了兼容并蓄。

1951年，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向北京图书馆移交《永乐大典》档案。供图/国家图书馆

《永乐大典》在设计上也是美感十足：正文用明代官用楷书“台阁体”抄写，四周双边大红口、红鱼尾、朱丝栏（行格界栏）皆为手绘。书衣用多层宣纸硬裱，外部用黄绢包裹。嘉靖年间组织重抄时，负责组织工作的建极殿大学士徐玠为加快速度打算不按照原来的版式抄写，后来发现书中字体大小不同，插图精美众多，版式难以改动。他不禁感叹永乐本的精致，只得要求按原样重抄。

参与修书的人数在两三千人左右。编修者的饮食起居基本由朝廷包办，在南京文渊阁附近居住，由光禄寺负责朝暮饮食。书成之后，各级编修人员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赏赐。永乐五年（1407年），《永乐大典》宣告修成，成书除目录60卷外，全书共有22877卷，或一两卷，或三卷为一册，装订为11095册。这套书也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式类书，比18世纪法国狄德罗等人编纂的百科全书和大英百科全书均要早300多年。

成书后的《永乐大典》专供朱棣一人使用，但他并未怎么翻看过，反倒是后世的弘治、嘉靖两位明朝皇帝钟情于此，经常翻阅，成了“忠实读者”。弘治曾想到南京去取回正本放在北京。嘉靖皇帝长期以来一直想重抄《永乐大典》，但直到宫内两次失火后他才真正有所行动。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重抄《永乐大典》的工作正式开展，到了嘉靖去世时的隆庆元年（1567年）抄成，副本存放于北京皇史宬，也就是皇家档案馆，迄今为止人们能见到的所有《永乐大典》真品均为嘉靖副本。

自《永乐大典》正本编修完成后，这部皇家类书就藏于南京文渊阁，成祖迁都北京后又被转运至北京，能够一睹其真面目者极少。副本录毕后，文献中几乎再难寻到有关永乐正本的记述，亦未曾发现正本实物存世。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永乐大典》研究者张升指出，咸丰十年（1860年）左右是嘉靖副本丢失的高峰时段，其中一个原因是乱世时更加严重的“监守自盗”。有的官员采取“极其刻毒”的办法偷盗：早上到翰林院时拿包袱装一件马褂，晚上穿上马褂出去，包袱内便装走2册。其中有些被盗副本被售卖给了外国人。根据现代藏书家孙壮、缪荃孙等人的记述，光绪元年（1875年）时翰林院内嘉靖副本尚存5000多册，到光绪十九年（1893年）就仅剩下600余册了。

这一时期嘉靖副本大量丢失，有的流于民间，有的被侵略者带回本国。中华民国成立前后，国立图书馆和私人藏书楼成为保护这套书的重要场所。八国联军离开北京后，光绪、溥仪两位皇帝的老师、曾经执掌翰林院的学士陆润庠将仅剩的64册副本带回家收藏。1909年9月京师图书馆正式成立，1912年，鲁迅在民国“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任主管图书馆等工作的科长，他多次出面交涉，让陆润庠最终同意将这64册书交给京师图书馆。此外，嘉靖副本还出现在海外的图书馆、国内的私人旧书店和拍卖行里。柴萼的《庚辛纪事》中提到，在崇文门、琉璃厂一带“革文书坊买《大典》八巨册，仅一吊钱而已”。

抗战期间，多位文化名人为防止古籍外流各方奔走，1940年1月，郑振铎与商务印书馆主持人张元济、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等人联名建议在上海成立专门组织寻访购买古籍。此后“文献保存同志会”成立，上述人士利用英国退回的庚子赔款购买古籍。

到1941年，北平图书馆收藏的《永乐大典》数量从64册升至95册。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将这95册中的60册运至美国，寄放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剩余35册在抗战胜利后集中送回北京图书馆（前北平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直至20世纪60年代，存于美国的这60册被台湾“中央图书馆”取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许多藏书家被爱国热情感召，选择无偿捐献或低价售卖手中的嘉靖副本给图书馆。1948年，藏书家傅增湘的长子傅忠谟将其家中旧藏一册转卖给北平图书馆；建国初期，北京图书馆工作人员顾子刚带头无偿捐献3册；1951年，时任天津市副市长、藏书家周叔弢捐出1册；1965年，曾经为研究《永乐大典》和从中辑书作出巨大贡献的文献学家赵万里也捐出1册。

1951年7月，著名出版家、教育家、实业家张元济提议将旗下藏书楼东方图书馆收藏的21册嘉靖副本捐献国家，获得董事会一致通过。这21册中，有些是在民国时期傅增湘帮张元济代购的，也是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中，商务印书馆遭日军轰炸前所抢救下的“烬余”。因偏瘫病卧的张元济对这些副本十分珍爱，曾说：“此生不能再与此书相见，临别不无余恋也。”从上海向北京运送前，人们特意将这21册书送到他床前。

《永乐大典》展品。摄影/本刊记者 董洁旭

除此之外，前苏联、民主德国等国家也向中国归还了67册嘉靖副本。1951 年 8 月，在郑振铎的提议并指导下，北京图书馆举办“《永乐大典》展览”，展出了各界捐赠及北京图书馆原藏的部分《永乐大典》。

如今，国家图书馆拥有《永乐大典》嘉靖副本224册（包括在台湾的62册）。全世界现存的藏本也仅有400余册，分散于8个国家和地区的30余个公私藏家手中。

20世纪30年代前后，在袁同礼和赵万里等人带动下，北平图书馆将《永乐大典》辑佚工作列入工作计划中，先后辑出佚书（散失的书籍）达215种之多。1929年，赵万里所著的《<永乐大典>内辑出之佚书目》中记载，《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达530种，到了现代张忱石《<永乐大典>史话》中，记录的数字是683种。

《永乐大典》文献展上的幻灯片场景。摄影/本刊记者 董洁旭

这次《永乐大典》展览策展团队在布展时，选择了《永乐大典》中记述元朝典籍中记载的“马可波罗来华”事迹。这正如《四库全书总目》的评价：“元以前佚文密典，世所不传者，转赖其全部全篇收入，正不必以潦草追咎矣。”意思是元朝以前的一些佚文秘典不存在了，只能靠《永乐大典》得以保存。

至于《永乐大典》的正本究竟在哪儿，当代研究者有如下几种猜想：其一是明末清初毁于南京，二是随“忠实读者”嘉靖殉葬在北京的永陵，三是万历年间焚毁，四是藏于皇史宬城墙夹层内，五是毁于清朝乾清宫大火，六是毁于明亡之际文渊阁。可惜的是这些说法几乎都无确凿证据。中华书局编审、曾参与影印本《永乐大典》出版工作的张忱石倾向于“永陵殉葬说”，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永乐大典》研究者张升认为毁于明亡之际的可能性较大。但无论如何，迄今为止，寻找《永乐大典》正本的唯一办法，都只能是在考古发掘中发现关于它的新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