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战的艺术，制胜的科学？军事学的前世与今生

“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军事学是研究战争的科学，古已有之。随着人们对战争认识的不断变化，军事学的内涵也在不断变化。

一、重视谋略的中国古代兵法

中国古代兵法萌发于上古时代，至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形成独立的东方军事学术体系。《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兵书的代表，将“仁义之兵”、“节制之兵”发展到现代的“权诈之兵”。

“ 兵者，诡道也。 ” 孙子（约公元前545-前470）的这句名言，反映了军事思维的一个重要特性，就是诡诈性。克劳塞维茨称其为“精神上的不确定性”，若米尼（Antoine Henri Jomini，1779-1869）把它看作天才才具备的能力，路德维克（Edward Luttwak）称其为“困思逻辑（Paradoxical Logic）”。

所以，中国古代兵书如《吴子》《尉缭子》《六韬》等都贯穿了谋略的内容，如“谋攻”、“庙算”、“诡道”、“用奇”、“应变”、“用间”等，相当于现在所讲的战略、战役法与战术。

但在战国之后，中国封建社会日趋僵化，思想受到严重禁锢，兵法研究一度衰微。 秦朝统一即废止“讲武之理”，隋朝“偃武修文”，宋朝“以文制武”， 历朝军队往往也只满足于冷兵器和步、骑兵战术，不重视火器的发展和运用，作战理论和军队制度发展缓慢。

直到明清时期，才又出现了一批如《纪效新书》《武备志》《火攻挈要》等军队建设、兵法研究、火器运用和军事地理等方面的兵书。

二、作为作战艺术的19世纪西方军事学

古代欧洲战争的目的非常有限，往往经过一次会战就能达到。由于军队人数不多，装备比较简单，基本的需求是粮秣，并不需要复杂的军事理论和完整的知识体系，人们对战争的认识主要反映在战争史和军事史中。

直到19世纪，若米尼把“科学精神”引入军事领域，西方军事学才真正作为一门科学而存在。 若米尼的“永恒原则”理论结束了人们对军事学是研究战争准备还是作战方法上的争议，确立了早期西方军事学研究“纯军事问题”的方向。

若米尼认为，在敌对双方作战实力大致相当的情况下，掌握作战规律对于赢得战争至关重要；军事学研究的是“普遍适用于战争中所有军事行动的基本原理”，包括战略、大战术和战争勤务。若米尼基于理性主义的战争观受到当时西方各国军界的追捧，自此确立了西方近代军事学的科学地位。

克劳塞维茨与若米尼在军事学研究领域上的看法基本一致，认为军事学研究的是作战方法，包括战略和战术。但 他从研究战争的本质出发，提出了战争的“三位一体”理论， 认为战争是由原始暴力、自由精神和政治理性组成的三位一体。

他认为，暴力是战争的本性，战斗是战争唯一的手段；精神是一种自由的力量，充满了不确定性；政治才是战争的本质，战争是一种纯粹的理智行为。 他突出强调了战争中人的精神作用，认为军事学是一门经验科学，更像是一门艺术。

他把战争比作“击剑术”，认为战争本质上就是斗争，是双方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通过物质力量进行的一种较量；物质力量虽然由战争的内在要求决定，但它属于战争准备的范畴，和战争本身是两回事，只是一种“铸剑术”。

值得注意的是，若米尼和克劳塞维茨使用的“战略”一词只具有作战的含义。 比洛（Dietrich Heinrich von Bülow，1757-1808）把它看作“在视界和火炮射程以外进行军事行动的科学”，若米尼把它作为“在地图上进行战争的艺术”，克劳塞维茨认为是“为了战争目的运用战斗的学问”。总体上看，也就相当于现在的战役法。

19世纪，西方只是把战争实施中的作战艺术看作是军事学的研究内容，而有关战争准备的内容则不作为军事学的研究范畴。而且，若米尼和克劳塞维茨对作战艺术的理解也存在明显的差异：若米尼认为战争原则是永恒的，从此确立了作战艺术的科学地位；克劳塞维茨也承认作战艺术的科学属性，但他把军事学作为一种经验科学，进一步开拓了军事学的研究领域，可以认为是西方军事学的一次革命。西方两位兵法巨匠对军事学是科学还是艺术之争，对现代军事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突出军事战略的20世纪军事学

20世纪，随着西方对《孙子兵法》研究的不断深入，“不战而屈人之兵”成为“一种理想的战略思维模式”。此时的“战略”一词已经超出了传统的作战范畴，成为综合运用各种战争手段的艺术。

孙子虽然没有直接使用“军事战略”一词，但他强调“以全而争于天下”的意思，就是综合运用各种战争手段以获取战争胜利。

在今天看来，指的就是军事战略。其中，“上兵伐谋、其次伐交”，都是非作战手段，包括“因粮于敌”的战时经济策略，“先为不可胜”的战争准备，“通于九变之利”的选将之道，“以上智为间”的战略情报等。这些手段和策略虽然超越了若米尼和克劳塞维茨的单纯作战领域，但仍然处于军事范畴之内，属于“用兵之法”。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鲁登道夫（Erich Von Ludendorff，1865-1937）的总体战战略、李德·哈特（Liddell Hart，1895-1970）的间接路线战略，都把战争手段扩大到武力之外，包括经济、外交、商业、道义等非暴力工具，将军事学的研究领域从“纯军事”的作战艺术扩大到了战争的整个领域：既包括战争的实施，也包括战争的准备；既包括传统的作战手段，也包括非传统的军事手段。

此后，军事战略就“意味着打破最初的力量平衡，从所处的既有态势中获取更多利益”，“既包含谈判劝说，也存在威胁施压，也注重物质效果；既要靠语言，也要看行动”，已经成为核心军事艺术。

四、军事与政治相结合的现代军事学

“战争是政治的工具，必不可免的具有政治的特性，必须用政治的尺度来加以衡量。”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政治本性的分析奠定了政治在军事领域的最高地位。

他认为，在现实政治的影响下，战争已经失去了暴力的绝对性，只不过是政治交往的一部分，带有明显的政治特性，甚至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就是政治本身。因为“政治越是宏伟而有力，战争就越宏伟而有力，甚至可能达到其绝对形态的高度”， 所以“军事艺术在它的最高领域就成了政治”。 但他和若米尼一样，并没有把政治作为军事学的研究内容，认为政治目的纯粹是政府的事情。

毛泽东则更进一步，认为军事学不仅是个战略战术问题，而且包括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以及军事文化。

他认为，“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战争不但需要一个正确的军事路线，而且需要一个正确的政治路线，这个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只能由“战争的全局”来决定，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大战略”。

二战后，西方国家也逐渐认识到政治在军事学中的最高地位，认为战争包括政治、战略、战术等因素，是依赖于其他科学，研究指导作战原理和规则的一门艺术。

李德·哈特所提出的大战略、美军的国家安全战略，都是从政治的高度来研究战争，涵盖了战争可能涉及的所有可以事先计划、需要深思熟虑的事务，包括敌我双方的政治目的、民族特性、军事力量、联盟以及各种关系等等，从而决定使用多大力量、采取哪些手段进行战争。

可见，现代军事学已经不再局限于纯军事的范畴，还包括决定战争整个轮廓的各种战争政策研究，以及影响战争潜力的各种非军事因素。

广义的军事学，甚至还包括了大量军事技术以及其他交叉学科。但军事学也不是万能的，不能无所不包，而有其不同于其它学科的基本内涵。这个基本内涵就是能够“反映战争和国防等军事活动的本质和规律，用于指导战争准备与实施及平时国家防卫”的军事理论。因此，从狭义的角度来看，判断一门学科是否属于军事学，应当看其学科基本理论是否属于军事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