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生》到《世外》,朱宜的戏在精神上,可能最接近过士行那些荒诞喜剧:他们坦然描写人性和人之生存状态的有限性,把这些人的有限性做成诗,并不相信更不去寻求此外道德的或别的什么价值。
从某种意义上说,朱宜也许与当代中国剧坛不在同一个时代。当代中国剧坛尚在“正剧”时代,国营戏剧院团热衷于为人民塑造道德榜样,无榜样则无创作,即使像《窝头会馆》这部口碑悲剧,也不仅描写了苦难,而且尤其表现了底层人民的善良与亲情之爱,更不用说把马克·吐温质疑人性的讽刺小说改编成颂扬苏北小镇淳朴民风的宣教,把毕飞宇描写人生困境的悲剧小说改编成树立德艺双馨榜样的颂歌,即便朱宜自己年少时的作品《长生》,本来描写一位文学大师老年生活的不堪和他对自己一生价值的怀疑,在争取国营剧团演出时,也加上了老人捐献遗体的风波,以表现其老而弥坚的高风亮节。民营剧场向来并无重要的悲剧性作品,它们也习惯于从卑微或荒诞的生活里发现和肯定价值,而不是怀疑。我看过民营剧场的两部非常重要的喜剧作品──《戏台》和《秦国戏剧》,它们都是愤怒之作,批判暴君佞臣的丑行,展示暴政下的人性,在嬉笑嘲弄中体现了坚定的价值追求,正如莫里哀所说,“攻击我的世纪的恶习”,“通过娱乐改正人的错误”。[1]李静的《大先生》更是一部坚定地追寻启蒙价值观的剧作。朱宜的戏放在今日中国剧坛上,在精神上,可能最接近过士行那些荒诞喜剧:他们坦然描写人性和人之生存状态的有限性,把这些人的有限性做成诗,并不相信更不去寻求此外道德的或别的什么价值。他们的剧中人物往往身陷生存与道德的困境,充不得什么道德的榜样,但却诗意盎然,把我们的精神拔上云端,俯首玩赏人类的卑微与处境的荒凉。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士行也不属于当下剧坛的“正剧”时代,这一老一小,或许属于未来的“喜剧”时代吧?
22岁的时候,大学四年级,朱宜对成人世界和这个世界给她安排的未来深具怀疑,她梦想的生活就是开一间咖啡店,自由自在地生活。可以想见,关于一间咖啡店的实际经营肯定并不在她的心目中。于是她写了《长生》,这也是她的本科毕业创作。在这部戏里,一个与她同龄的反叛少女与整个成人世界对峙着:少女对作为当代文学泰斗的外公身披的光环视而不见,看到的是他衰老生活的悲哀和偶像式生存的虚伪,她看穿父亲是躲在外公光环里“做学术”的平庸之辈,她看到母亲的市侩与庸俗。这个少女就是当时的作者自己,成人世界在她眼里就是这样的,她让剧中的文学泰斗不仅对自己当下不能自理的生活痛感尊严的缺乏,而且觉悟到自己这尊偶像可能不过是被需要的、名不副实的,她描写了政治界、教育界、经济界对老文学家尚存价值贪婪和无耻的榨取。
《我是月亮》是朱宜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编剧艺术硕士学位的毕业作品。该剧描写了一个沉溺于日本成人片女优饭岛爱的中年男人在饭岛爱自杀那天的绝望,描写了一个肥胖女生的孤独与忧伤,描写了一个外表光鲜的著名歌手的同性恋内幕及他的情感煎熬,描写了一个曾经依仗青春飞扬跋扈地毁灭过性骚扰老者的女人的忏悔和心理困境……我不认为朱宜在这部戏里描写了生活中的不健康者,她把我们每一个人比作月亮,残酷的生活之吻在我们精神上留下的疮疤就像月亮被陨石撞击的一个个陨坑。
朱宜把自己少年时对父亲神秘缺席的恐慌投入到她的《特洛马克》中,她想象了奥德修斯之子不堪家中母亲无数求婚者的喧闹和羞辱,出走寻找10年征战后又失踪了10年的父亲,一路上王子特洛马克看到了挑起特洛伊战争的雅典娜的邪恶和虚伪,看到了因其美貌和背叛带来战争的海伦肉欲的粗鄙和空虚,看到被他当作英雄的父亲在战争中的血腥杀戮,看到被他父亲抛弃的也叫特洛马克的私生子,最终带着他自己失去母亲的儿子回到家园,把奥德修斯关在门外,自任国王。这不是一部所谓关于“成长”的戏,而是和《长生》一样,质疑成人世界的戏。
朱宜的《杂音》描写一位25岁在纽约学习表演的华人女艺术硕士,为争取站在“世界中心舞台”的成功,不惜伪造在中国遭受人权迫害的身世,而她的父亲,一位上海大型国企的退休高管,携带100万美元和妻子赴美购房被骗。不但女儿追逐美好梦想的手段极不光彩、难以洗赎,父亲一面坚持“爱国主义”、敌视美国,一面希望被美国的精英接受和承认,也是人格分裂的。另一个自相矛盾的人物是母亲的旧日情人,他从富裕起来的中国人身上赚钱,过上了体面的生活,却又瞧不起中国。最后,父母留下购房的100万美元,断绝了和女儿的关系,凄然回国。
这一次,在《世外》里,上海的成功人士李先生夫妇在距离上海驾车一小时路程的乡村别墅小区购买了一套湖景房,梦想在此构建自己的世外家园。没想到入住后,小区始终荒凉,许多房子装修一半就停工了,据李先生说,是人“进去”了;李先生和太太希望在花园里建一个儿童乐园,还有篮球场,让留学美国的女儿回国后住在这里,有男有女地生几个娃娃,但女儿找了个“老外”定居美国了;最糟糕的是,原先的农民虽然现在做园丁、做保姆、做保安,但他们固执地认为自己才是这块土地的主人,李先生夫妇无法根据合同和他们建立界限分明的雇佣关系,连解雇他们都做不到;而且,他们出让土地的所得实在太少,不断跟开发商发生冲突……李先生夫妇最终卖掉别墅,回了城里。李先生家的园丁老赵原先是这块土地的主人。出让土地时他只得了很少的钱;他坚持认为自己仍然是土地的主人,他强词夺理地说,土地是毛主席从李先生这样的人手中缴来分给他的;他需要挣钱生活,却无视合同约定的他与雇主的雇佣关系,甚至拒绝雇主的解雇;他为讨要土地补偿,参与围殴开发商被抓了起来;李先生卖房走人后,他失去了工作,六神无主地蹲在楼前,不知新房主会不会继续雇佣他。无论他怎样固执地拒绝承认,实际上他都已经失去了土地,早已不再是这块土地的主人了。李先生和老赵的梦想都是正当而无辜的,它们的幻灭都是令人惋惜、令人同情的,是悲剧性的。
《世外》剧照
南京大学艺术硕士剧团供稿
但是,以朱宜一向的世界观,以她一向的精神高度,是不会满足于这种令人惋惜和同情的浅薄悲剧性的。她通过大树和土地公公,把李先生和老赵的悲剧放到远为辽阔的视野中审视。土地公公对老赵说:在你家之前,这里属于一家姓黄的地主;在黄家之前,是一个繁荣的码头;在码头之前,是一个打鱼的和他织布的妻子;在这个打鱼的之前,是另一个打鱼的和他帮佣的妻子;在这个打鱼的之前又是另一个打鱼的和他采菱的妻子;更早,这里有许多蛇;在蛇之前,则是蚂蚁、野鸭、夜猫……在这种视野里,李先生和老赵的梦想还有多少价值呢?它们因其渺小却被人们如此执著、如此深情地追逐着,而显得滑稽了。那棵活了120年的大树始终默默地看着发生在脚下的人间喜剧,这棵大树是不会承认李先生和老赵的悲剧性的,网上著名的隐身剧评人北小京写道:
这两个男人,一个有钱,一个有血性,都有老婆孩子,但是都没有家园。他们深信自己是这一小片领土的主人,却在那棵百年的香樟树的注视下,变成了两个丑角,两个不知道自己不过是被社会阶层划分的经济奴隶和被弃的傻瓜。[2]
朱宜的心里,常常是充满诗意的,就是那种想到超市里的疤痕苹果卖不出去就会默默烂掉便会把它们捡入购物篮里的诗意,读一读她在《我是月亮》里怎样热情地描写超市里的食品和酒吧里被舞女的高跟鞋踏得伤痕累累的钢琴,就知道她不缺乏诗意表达的才华。北京的一位观众说,樟树的遭遇与控诉把她看哭了。树说:
我活了120岁……我的动物好朋友们变老了,消失在尘土里。我和它们的孩子又成为了朋友。它们孩子的孩子。我会永远地活下去。我见过一棵1000岁的树。它那么硕大,那么威严,那么受欢迎。甲虫、小鸟、蝴蝶、松鼠、老鼠、蛇……都在它身上安家。我想要成为像它一样的树!
我在哪儿?离家有多远了?我的树根拒绝拥抱这里的泥土。他们给我浇水,我一口一口把水吐回他们脸上。我新的枝丫长出来,每一枝都像竖起的中指。……
我比他们都要年长。这些小小的人类本该只是在我无穷无尽的生命里充满敬意地路过。但是我却在他们共同搭建的监狱里死去。……
是的,人类有什么资格把一棵百年老树从千里迢迢的深山挖到自家的园子里据为己有,就因为有钱吗?朱宜让“香樟树一头栽向别墅,一声巨响,磕下房子一个角,然后轰然倒地”。作者把她的情感献给了大树:“这是悲壮的死亡,如同恒星爆炸。整个小区都能听到重重的倒地声。地面都发生了震颤。”在大树悲壮的死亡面前,李先生的凄凄惶惶,老赵的哀哀怨怨,瞬间显出了价值的缺失,化成喜剧。
《世外》剧照
隔壁女人溺死的外孙夜半爬出湖面寻家那场戏后,李太太肯定不会再坚守她的“领地”了,除了恐惧,她或许能够悟出:即使买下了房屋和土地,还有更多与购买无关的东西阻碍她成为真正的“领主”。
故事结局在孤独的小羊羔呼唤妈妈的凄凉叫声里。女主人为款待更心爱的女儿,宰杀了她曾经心爱的羊妈妈。
都是过客,说什么家园。我们已经够贪婪、够残忍的了。
据说,有人批评这部戏太肤浅,揭露社会生活不够深刻。它不是批判,是诗!
注释
[1]莫里哀:《第一陈情表──为〈达尔杜弗〉事,上书国王》,《莫里哀喜剧全集》(第二卷),李健吾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261页。
[2]北小京:《〈世外〉──时代的热锅,心无定所》,微信公众号“北小京看话剧”,2019年3月27日。
(原载于《戏剧与影视评论》2019年5月总第三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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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吕效平: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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