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

　　作者简介：

　　刘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秘书长，中国鲁迅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郭沫若学会理事，中国老舍学会理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副主编）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创作主张承继和发扬了《新青年》的文学“为人生”的观念，并且取得了较大成绩，把倡导时期的新文学推向前进的第一个团体，是文学研究会。

　　文学研究会1921年1月成立于北京，主要发起人有茅盾、叶圣陶、郑振铎、王统照、周作人、许地山等12人。这是新文学产生以来最早成立的重要文学社团。

　　文学研究会的基本文学主张：一是强调“为人生而艺术”；二是强调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文学研究会宣言》表示：“将文艺当作高兴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这表达了文学研究会诸作家的“共通的基本态度”。

　　文学研究会的代表作家，除茅盾之外主要有叶圣陶、冰心、朱自清、许地山、王统照等。他们创作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积极探索现实人生问题，尽管他们对这一问题探索的角度不同，但他们的作品都注重暴露和谴责黑暗的社会和污浊的人生，显示出鲜明的现实主义特色。

　　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主要是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和《文学旬刊》(后改名为《文学周报》)。

　　1921年1月，茅盾担任《小说月报》主编并发表了《改革宣言》：“夫将欲取远大之规模尽贡献之责任，则预备研究，愈久愈博愈广，结果愈佳，即不论如何相反之主义咸有研究之必要。故对于为艺术的艺术与为人生的艺术，两无所袒。……同人等深信一国之文艺为一国国民性之反映，亦惟能表见国民性之文艺能有真价值，能在世界的文学中占一席地。”这个《宣言》体现出兼容并蓄的开放性，而不是某一流派的狭隘之见，它根据中国新文学的现实需要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并大胆借鉴西方各文学流派的有益成分，体现出“五四”的启蒙主义精神。这使《小说月报》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由原来的鸳鸯蝴蝶派文学创作阵营改造为新文学特别是“为人生”现实主义创作的重要阵地。

　　茅盾对“小说新潮”栏进行了部分改造，一年之后，《小说月报》走上了全面革新的道路，这意味着要废除大量林译小说和鸳鸯蝴蝶派作品，因此，在1920年11月全面改革的1个多月内，重新获取充足的新稿源成为茅盾面临急需解决的首要问题之一。当时，郑振铎、耿济之等正设想与商务印书馆合作成立一个“文学会”，而茅盾的约稿正好促成文学研究会与《小说月报》的联姻。革新后的《小说月报》第一期发表了文学研究会的宣言和简章，署名是发起文学研究会的12人：周作人、朱希祖、耿济之、郑振铎、瞿世英、王统照、茅盾、蒋百里、叶圣陶、郭绍虞、孙伏园、许地山。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先后由茅盾、郑振铎、叶圣陶担任主编，1930年底叶、郑离开商务印书馆之后，由原助编徐调孚续编，1932年它与商务印书馆一起毁于战火中。

　　不同的主编也给《小说月报》的风格倾向带来一定程度的差异，茅盾时期改革的锐气十足，郑振铎时期更看重系统地译介中外文学，叶圣陶则在发现文坛新人方面成就突出。《小说月报》的改革，使当时中国最大的商业出版机构的大型刊物和最有实力的文学社团实现了比较完美的结合，充分显示了新文学运动的实力。

　　《小说月报》在新文学史上的重要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新文学的理论建设方面显示出巨大成绩，茅盾和郑振铎是当时文学研究会重要的理论批评家。茅盾的理论在当时影响广泛，特别是他提倡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显示出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他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等文章中集中论述了自己的文学主张，针对当时鸳鸯蝴蝶派等旧派小说的弊病，他大力倡导引进西方自然主义的写作技术，特别强调作品的真实性和实地观察的创作态度。

　　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中，他分析和揭示出“中国现代的三种旧派小说”中存在的问题，指出它们“思想上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这篇文章和他写作的《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冬季创作坛漫评》、《社会背景与创作》等共同构建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和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最初形态。

　　除了在理论方面卓有建树之外，茅盾还投身于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中，写作了《鲁迅论》、《王鲁彦论》等大量高水准的作家论，以一种新的思想体系评价作家的创作道路和艺术风格，许多评论几乎成为对作家一生创作的定论，在今天看来也是比较客观公允的。可以说，茅盾的作家论体现出作为一名杰出的文学批评家独到的艺术眼光和敏锐的审美感觉，同时这些评论代表了当时新的批评方向，为读者提供了新的开阔的文学视野。

　　郑振铎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理论批评家，他主张“文学统一观”，把文学看做一个有机整体，倡导贯通古今、中西结合，创作了《俄国文学史略》、《希腊罗马神话中的英雄传说》、《现代世界文学者略传》（与茅盾合著）等，同时，他主张以科学的方法来重新估价中国文学。在接任《小说月报》主编后，他开辟了“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专栏和“读书杂记”栏目，并创作了《中国文学者生卒考》，出版了《中国文艺研究》上下册，为新文学的全面辉煌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次，《小说月报》注重拓展读者的文化视野，大量译介外国文学理论和作品，这也是文学研究会的一贯主张和作风。《小说月报》为外国作家设立了研究专栏和纪念专辑，陀思妥耶夫斯基、泰戈尔、屠格涅夫、法朗士、霍甫德曼、拜伦、芥川龙之介和托尔斯泰等都开辟专栏介绍过。在《小说月报》上连载的许多国外作品在当时产生较大的影响，比如耿济之译的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鲁迅译的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郑振铎译的泰戈尔的《园丁集》、阿尔志跋绥夫的《沙宁》等等。

　　此外，《小说月报》还特别以设立专号的形式来强化对某些问题的介绍，比如12卷10期开辟的“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12卷号外的“俄国文学研究”号，14卷9、10期“泰戈尔号”上、下，15卷号外的“法国文学研究”号，16卷8、9期设立的“安徒生号”上、下，20卷7、8期的“现代世界文学号”上、下，诸如此类，主要集中在对外国文学某个国别、某一领域、某位作家的专题介绍上。作为当时的畅销刊物，《小说月报》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作家和读者的阅读空间，对于促进中国文学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起到加速剂作用。

　　最后，《小说月报》为文学研究会成员施展文学才华提供了一方天地，成为他们的重要创作基地，而从《小说月报》发表的作品来看，当时文学研究会的主要创作成就在小说方面。许地山的小说特色鲜明，他的《命命鸟》抒发了世家子弟和俳优之女对爱情的执着追求；《缀网劳蛛》表现了女主人公对命运之网的超脱，渗透着浓厚的佛家意味；《空山灵雨》追求“普荫一切世间诸有情”的“爱的宗教”。总之，许地山的小说充满奇特的宗教色彩和浪漫情调，在文学研究会作家中独树一帜。

　　冰心和叶圣陶是从创作问题小说起步并显示出小说才干的。冰心创作的《超人》提出以母爱来疗治世间苦难的理想，叶圣陶的《潘先生在难中》嘲讽了小市民阶层的灰色人生，笔调平实沉稳。

　　文学研究会虽高举“为人生的文学”，大力倡导现实主义精神，但是并不以此局限它的成员。从《小说月报》上发表的作品中我们看出，文学研究会成员的创作兼容了迥异的多种艺术风格，这正体现了“五四”以后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第一代新文学作家的探索精神和开放心态。

　　1926年之后，《小说月报》相继推出一批颇具潜力的作家作品。首先连载了老舍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之后又陆续刊载了《赵子曰》、《二马》和《小坡的生日》。

　　1927年秋连载了茅盾的《蚀》三部曲，1929年又刊登了他的《虹》。

　　1927年底1928年初，刊载了才华横溢的女作家丁玲的作品《梦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记》，在当时引起广泛的反响。

　　1929年1月，刊登了巴金的小说《灭亡》。

　　沈从文在《现代评论》和《晨报副刊》上经历了两三年的磨炼后，也是通过《小说月报》走向成熟的。1928年《小说月报》发表了沈从文以“甲辰”为笔名的《柏子》，之后又陆续推出了《会明》、《萧萧》、《丈夫》等重要作品。

　　此外，废名的《桃园》、施蛰存的《将军底头》、《石秀》、穆时英的《南北极》，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戴望舒的《雨巷》等也都是首刊于《小说月报》而引起普遍关注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知名作家的小说成名作多是发表在《小说月报》上并由此走向成功之路的，这一方面体现出《小说月报》在当时的地位至关重要，另一方面也从某种程度上表明《小说月报》在文坛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并且得到作家们的高度重视和信赖。

　　《小说月报》终刊于1931年12月第22卷12号，共出132期。

　　除了《小说月报》以外，文学研究会创办的重要刊物还有《文学旬刊》，1921年5月创刊，作为《时事新报》的副刊之一，第81期后改名为《文学》周刊；第172期以后开始独立发行，并更名为《文学周报》，共出版7期。

　　此外，1922年1月在上海还创办了《诗》月刊，该刊物由朱自清、叶圣陶、俞平伯等人组成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诗歌团体即中国新诗社负责主办，由中华书局发行，从第4期开始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刊物，到1923年5月第2卷第2期停刊为止共出了7期刊物。

　　此外，文学研究会还出版了近百种丛书，并且在各地的分会都有自己的出版物。

　　文学研究会和《小说月报》等刊物联手，在当时中国文坛成功地打造了第一个实力派文学社团，它首创的现实主义美学主张和现实主义文学风格，对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与文学研究会构成双峰并峙地位的另一个重要文学社团是创造社。创造社是现代文学史上紧随着文学研究会发起成立的第二个新文学社团，1921年7月成立于日本。主要发起人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它鲜明地体现出为艺术而艺术的浪漫主义文学主张，提倡主观抒情的创作手法，主要代表刊物有《创造月报》、《创造》季刊等，主要代表作家及其成就是郭沫若的新诗和郁达夫的小说，如郭沫若诗集《前茅》、郁达夫的小说《茑萝行》、《春风沉醉的晚上》。创造社的其他重要作家还有张资平、郑伯奇、成仿吾等。其中，张资平的《冲积期化石》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早正式出版的长篇小说。创造社的作家重自我，重主观，强调艺术是自我表现、内心自然流露；他们强调文学的本质是感情，以感情为生命，强调灵感在创作中的作用。创造社高扬的浪漫主义美学主张及其表现出的浪漫主义文学风格，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开创性的贡献和意义。

　　创造社成立后，首先在上海出版了创造社丛书，1922年起先后创办了《创造》诸刊：1922年5月《创造》季刊创刊，共办了6期，于1924年停刊。《创造周报》创刊于1923年5月，1924年5月停刊，共出了52期。《创造日》由《中华新报》附发，存在时间是1923年7月到11月，共办了101期刊物。1925年9月创办了半月刊《洪水》，包括增刊共出齐37期，于1927年12月停刊。《创造月刊》创刊于1926年3月，共出18期后于1929年结刊。此外还创办了《文化批判》、《思想》月刊等10多种刊物。创造社的期刊不仅数量多，而且延续的时间也比较长久。

　　因为创造社在文学主张和实践方面发生过较大的转变，一般将其分为前期创造社和后期创造社。前期创造社高举“为艺术而艺术”的大旗，推崇作家的灵感、天才和直觉，强调文学是自我的表现，看重主体的个人情感和艺术个性，但是他们的创作并不脱离社会现实，而是时刻以建设新文学为时代赋予的崇高历史使命。郭沫若在《创造》季刊第1卷第2期的《编辑余谈》中说：“我们的主义，我们的思想，并不相同，也并不必强求相同。我们所同的，只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罢了。”

　　成仿吾作为创造社的重要批评家，在《新文学之使命》中也说：“文学上的创作，本来只要使出自内心的要求，原不必有什么预定的目的。然而我们于创作时，如果把我们内心的活动，十分存在意识里面的时候，我们是很容易使我们的内心的活动取一定之方向的。这不仅是可能的事情，而且是可喜的现象。”

　　郭沫若的诗歌、郁达夫的小说、田汉的话剧集中体现了前期创造社的这种浪漫主义艺术风格和审美追求。五卅运动以后，创造社主要成员在时代环境的变化中经历了一次思想的洗礼和革命，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人都在思想上出现了比较一致的转变，纷纷发表文章表示自己对“同情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的新追求。

　　1928年留日归国的冯乃超、李初梨、朱镜我、彭康等新成员加入创造社，促使创造社进一步转向对革命文学的倡导轨道上来，并成为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一股重要力量。

　　为了配合新的时代形势和新的文学追求目标，创造社从1928年1月创刊《文化批判》后，又陆续创办了《日出》、《流沙》和《新兴文化》等刊物来积极宣传和介绍日本和世界左翼文化思潮，在中国文坛大力提倡“普罗文学”，对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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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 刘勇

　　图 | 网络

　　编辑 | 冬濡（linjingyu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