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中，罪犯都是在额头刺“囚”字吗？别被电视剧骗了

在水浒中，梁山好汉们有许多都是犯人，比如林冲、宋江、鲁智深、武松等。他们或是真的犯罪，或是被冤枉，不管怎么说，都没能逃掉几十下脊杖和刺配的命运。所谓“刺配”，就是在脸部刺字，并且发配到几千里之外的地方进行“劳动改造，脊杖、刺字和发配，这三大惩罚，可以说是水浒中犯人的标配了。

一些影视剧中，无论宋江、武松还是林冲等，他们脸部、额角的刺字，都是一个“囚”字，大小不一，位置不尽相同。这样的刺字，真的符合历史吗？

答案是否定的。至少，刺的字就不对，更别提位置、大小和深浅了。事实上，水浒中也多次说过，犯人脸上的字是“两行金印”。既然有两行，显然不会只是一个字，也不会是在额角。

孙二娘道：“阿叔，如今官司遍处都有了文书，出三千贯信赏钱，画影图形，明写乡贯年甲，到处张挂。阿叔脸上见今明明地两行金印，走到前路，须赖不过。”——《水浒传》

酒保道：“面颊上有两行金印，多管是牢城营里人。生得黑矮肥胖。”——《水浒传》

由此可见，武松、宋江的刺字，都是在面颊上，而且字数很多，所以排成两行。那么，真实历史上，宋代犯人的刺字是什么样呢？哪些人会被刺字？在什么部位刺、刺几个、每个字有多大多深？

刺字，也叫黥刑，因为要染黑留作标记，所以也叫“墨刑”。黥刑起源很早，夏商之前，就已经出现于古老的苗族。后来夏朝灭了苗族，继承了这种刑罚，从此中原地区也就有了黥刑。战国时期，经过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就有黥刑。

当时太子犯法，作为储君，他不能被黥刑。按着新法，太子的老师公孙贾就受了黥刑。

汉文帝曾经废除肉刑，把黥刑改为髡刑，即剪掉头发。但实际上，黥刑还是存在的，直到后来的三国两晋南北朝以及隋唐，黥刑依旧存在。唐朝之后，黥刑有变化，以前都是黥刑单独使用，犯了罪脸上刺字就可以。五代时，黥刑和流放开始捆绑为一体，即刺字后，还要发配到远地。

另外，唐末五代时，因为藩镇割据严重，战争频繁，逃兵现象很普遍。为了防止出现逃兵，于是军队开始给士兵刺字，作为记号。宋代时，黥刑再次发生变化，原来，犯人不但要刺字发配，还要脊杖，这可真的是“加量不加价”了。北宋名将狄青，脸上就有刺字，这倒不是因为他犯了罪，而因为他是他小兵做起的。

水浒中，不少好汉都“享受”过这种待遇，像武松、宋江、林冲等人，都是脊杖二十或者四十，刺字，然后刺配两千里。

不是所有的犯人都会被刺字。宋代的刺字，主要是针对盗窃抢劫的罪犯，另外还有贪官污吏、不法军士以及故意杀人、殴打人致死、纵火烧别人的房屋、诬告他人谋反、略卖人口出境等犯人。这些人，统统都会脊杖、刺字、流放。

武松斗杀西门庆，宋江杀了阎婆惜，两人属于杀人，自然要刺字流放。

刺字的部位不止是脸上和额头，还可以是耳后、背部。到底刺在哪里，看犯罪情况。若是遇到惯犯，还会多次刺字。

比如某人三次犯强盗罪，第一次，只是刺于耳后，再加上有幞头等遮盖，一般人不易看到，这样算是给犯人保留一定的尊严。第二次再犯，那就不客气了，肯定刺在额头上，让别人都能看到。若是犯人还不悔改，第三次抢劫，那就会刺在脸上。脸部代表一个人的脸皮，刺在脸上可以让犯人羞耻。

若是盗窃总额小，或者一时头脑发热犯浑，这才小偷小摸，会刺在背部。若非光着膀子，别人根本看不到，算是小小惩戒一下。

犯人面部刺的字，不是一个“囚”，而是一长串内容，主要是所犯之罪、发配的地方以及服役名目。比如“抢劫，迭配到沧州，屯驻军重役”。这一点，水浒中倒是有表现，只是不太完整。

晁盖等人劫取生辰纲后，蔡京大怒，一纸公文让济州知府限期破案。济州府尹气不打一处来，二话不说把何观察何涛拉过来臭骂一顿，还说若他不破案，就把他发配到远恶军州。为了表示自己不留情，他直接就在何涛脸上刺字了。

府尹喝道：“……你是个缉捕使臣，倒不用心，以致祸及于我。先把你这厮迭配远恶军州，雁飞不到去处！”便唤过文笔匠来，去何涛脸上刺下“迭配……州”字样。——《水浒传》

另外，犯人不但要刺字，还要刺图案，图案有环形、方形、圆形三种，主要用来区别所受处罚。比如犯盗窃罪，就会在耳后刺个环形图案；判流放的犯人，刺方形图案；判杖刑的犯人，则刺圆形图案。

刺字的大小及深度也不一样，具体多大多深，也是看罪行的轻重。一般来说，盗窃、抢劫罪，刺字的大小不超过2厘米，重罪可以达到5厘米，最大的可以达到7厘米。

至于刺字的深度，通常都是在5分以内，但也可以根据罪行大小，有所增减。比如，只留在本城的罪犯，刺字深4分；发配稍远的，刺字5分，流放到沙门岛等远恶地区的，可以达7分。

综合而言，不是所有的犯人都会刺字，即便需要刺字，也不一定都是在脸上或者额头。至于刺字之深浅、大小、图案、内容，也都是因人而异，不能一概而论。

有意思的是，对于流放的罪犯，北宋时期，皇帝一般把他们发配到西北地区。因为西北地区环境恶劣，又处于战争地带，犯人到那边很痛苦。一些人受不了，干脆投敌或者逃跑。到了南宋时，宋高宗赵构就改变策略，把犯人往南方发配，还让他们参与制盐、冶金、铸造等活动。

犯人既不用担心小命，又想着立功，所以南方地区因此还得到了大力开发。有人甚至因此认为，中国经济重心从北方转移到南方，就与这些人有一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