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是辉煌灿烂的，在很长的时间里，它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

中华文明是辉煌灿烂的，在很长的时间里，她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只是从19世纪已降，中华文明之光逐渐暗淡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华民族振兴和中华文明重现光彩的伟大转折点，虽然我们走过许多弯路，甚至是错误的路，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今天毕竟又开始走上了创造更新更高的中华文明的征程。在这个时候，回过头来看一看曾经创造过巨大文明的统一多民族的中国封建国家，是不无益处的。

一、既统一又分裂的多民族国家

“我国自古以来是一个统一多民族的国家”，此论已长期流行于民众之间。严格地讲，这一提法不准确，因为自古到什么年代？这未免有些含糊，叫人生疑。

其实，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于秦汉的观点，在我国史学界一般说来是公允的，所以说，“自古以来”换作“秦汉以来”是适宜的。

为何如是说？理由很简单，秦始皇兼并六国，建立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西汉承其制，并发扬光大，建立了北至贝加尔湖，南达海南岛，东北抵鸭绿江，西南尽永昌，西北以葱岭为屏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这样说有好处，因为一是明确了秦汉统一国家的阶段属性是地主阶级的专政，二是政体的君主专制性质，三是这个国家统治着以汉族为主体的众多（几十个）民族。

不过对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这个概念也不能看作是一成不变的，因为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国也不是两千多年来都是统一的，难怪书中多有“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之说，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分三类来看。

首先，出现过魏蜀吴、东晋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南宋辽金，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军阀割据等分裂局面。这种分裂局面大体又可分为三种情况，即几个汉族封建政权的对峙割据，如三国、五代十国；几个汉族和少数民族政权间对峙割据，如南北朝、南宋辽金；众多军阀相互争战，在他们的背后往往或多或少地受帝国主义势力的影响，这是辛亥革命后一段时间的情况。就在这分裂的局面下，各政权的首要目标就是为重新统一而行动，不断进行统一战争，所以说分裂中也有统一因素。

其次，就是在汉唐那样统一的局面下，还存在有同姓异姓王的侯国，它们与中央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其内部自己管土管民，这是名副其实的“国中之国”。

第三层意思就是在统一的局面下，边疆还存在有割据或半割据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如唐代有突厥、吐蕃、回纥、南诏、渤海等民族政权存在，唐对他们只是间接统治而已，这是以民族为表征的另一种国中之国。

不过，我们应将后两种排除在外，因为从全局来讲，真正属于完全分裂状态的是第一种类型，所以说，自秦统一全国开始到1949年的2170年中，出现分裂状态的时间只有三国时期的45年（220—265），东晋十六国的103年（317—420），南北朝的169年（420—589），五代十国的53年（907—960），南宋金的152年（1127—1279），加上民国初的17年（1911—1927），共486年，还不到1／4的时间，即居于次要地位。也就是说，统一是主流，占据主导地位。

另外，所谓多民族，也不是说自秦汉起就有那么多民族一条线地延续下来，实际上有的民族消失了，有的民族迁走了，而有的民族新迁进来了。还有原来是一个民族，后来“裂变”为两个甚至更多的民族，显然民族自身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两千多年发展的结果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汉族之外，还有着55个少数民族，这就是事实。

总之，两千多年的中国是一个既统一（居于主导）又分裂，统一中有分裂，分裂中有统一，二者不断互相交替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还须提出的是二者不是简单机械的交替，每次大分裂后的统一是前一次统一的提高充实，或者说是更高层次上的统一。

二、多民族国家是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撞击的产物

秦统一六国，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秦筑长城，御匈奴以锁国，不过失之于政，仅15年而亡。西汉继起，完成了建立名副其实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功业。

秦亡汉兴，正值匈奴冒顿单于灭东胡，败月氏，并楼烦和白洋河南王之时，并“引弓之民为一家”，统一了漠北草原，建立了匈奴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政权，控弦三十余万，其气势咄咄逼人。

就这样，以汉政权为代表的农业文明与以匈奴政权为代表的游牧文明对峙于长城一线。由于汉刚从长时间的战争中建立起来，百废待兴，所以，两者之间的第一次撞击，即平城一役中，汉处于劣势，刘邦本人都险些送命，于是创和亲之例，力求稳住匈奴，求得一个相对安定的外部环境，与此同时，致力于内部的发展，诸如轻徭薄赋，减轻人民负担，发展经济，改善政治等等。

经过七十余年，到武帝即位时，出现了“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实力增强了，随之以汉武帝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政治欲望空前膨胀起来，于是“探平城之事，录冒顿以来数为边害，籍兵厉马，因富民以攘服之”。这时，也只有这时才下决心要改变那种长期以来“天下之势倒悬”的局面了。

匈奴方面，不以得到汉的和亲、奉赠而停止对中原的掠夺，“汉兴以来，胡虏数入边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杀吏卒，大寇盗”。“往来转徙，时至时去”，如果天气恶劣，畜群遭灾，那更要纵骑南下了。还有一层，它是游牧经济，流动性大，农业对它的吸引力非常之大，特别是粮食。

当然，最本质的是由奴隶主阶级的阶级属性所决定，“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趣利”，“战而扶舆死者，尽得死者家财”。也就是说，掠夺奴隶和财富为其本质。因此，和亲、奉赠不能阻止它的掠夺战争，也不可能由于汉王朝的强大而使其自动收敛。

汉王朝不仅要阻止匈奴的掠夺，而且要兼并匈奴，而匈奴则要不断掠夺汉王朝的人口和财富。于是，地主阶级的兼并性与匈奴奴隶主的掠夺性之间的矛盾已不可调和，只有诉诸武力才能解决。

从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至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间，汉匈之间通过争夺河南地、控制河西走廊以及主力决战等三次大战役，以汉胜匈奴败北而告终，从此，匈奴臣属于汉已成定局，又经半个多世纪的冲突之后，终于在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呼韩邪单于稽侯珊基于“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的认识，终于来到长安，奉藩称臣，接受了汉王朝的“匈奴单于玺”。

从此，汉王朝承认呼韩邪是“匈奴族的最高首领，也表示汉天子对臣子的册封，在法律（不成文法）形式上确定了君臣的名分，同时也确定了呼韩邪政权——匈奴政权是隶属于汉朝中央政权的政治、法律地位”。

汉王朝为了达到战胜匈奴的目的，形成了如下的战略蓝图：经略东北，争取乌桓、鲜卑以断匈奴左臂；打通河西走廊，隔断匈奴与西羌的交关，进而打入西域，拉拢乌孙等西域各部，以断匈奴右臂；消灭南粤割据势力，消除后顾之忧；出于绕道印度、阿富汗入西域进行争取工作，同时出于自巴蜀（今四川）经夜郎（今贵州）进军南粤的考虑，积极经营西南夷地。

这样一来，将东南西北万里边疆的少数民族都直接间接或地纳入了汉匈战争之中。当决定汉匈战争胜负的战役过去以后，南粤、东瓯等割据势力也被消灭了，西南夷地列郡而治，在西域设都护府，西羌地置护羌校尉，而东北则以护乌桓校尉或设郡统领。扬雄曾言：“尝屠大宛之城，蹈乌桓之垒，探姑缯之壁，籍荡姐之场，艾朝鲜之旃，拔两越之旗，近不过旬月之役，远不离二时之劳，固已犁其庭扫其闾，郡县而置之，云彻席卷，后无余灾。”这一切又都是围绕着汉匈战争而发生的。

由上可见，西汉王朝建立了一个真正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这个国家是在汉匈战争中形成的，而且为其后两千多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所以，我们说它是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相碰撞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