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孝廉节”的来源及影响

作者：吕国康

有学者曾撰文称，宋乾道三年(公园1167年)，朱熹从福建抵达岳麓书院讲学，两个多月后返回福建，他想给岳麓书院留点什么。“清早起来，朱熹来到岳麓书院的讲堂，凝神片刻，挥笔写下‘忠孝廉节’四个大字。”而在永州江永县千年古村上甘棠，其村南月坡亭处，有数十块摩崖石刻，其中一块书写“忠孝廉节”四个大字的石刻分外醒目，每字高1.8米，宽1.3米，额首“大宋忠臣文山公书”，落款为“乾隆二十八年永明县正堂黄平王伟士临”。说明碑刻是宋朝民族英雄文天祥的字迹，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永明县(江永古称)县令王伟士临摹铭勒而成。

无独有偶，20世纪80年代末在长沙学宫(孔庙)遗址发掘出四方“忠孝廉节”石刻，落款是“大清嘉庆二十年已亥岁春吉日摹刻，宋文天祥书于□□□”，时间是1815年。岳麓书院碑刻“宋晦庵朱子书大清道光七年刻”，即1827年。三幅字均为行楷，道劲有力，笔迹相同，如出一辙。从时间上看，上甘棠的碑刻早于长沙学宫石刻52年，早于岳麓书院碑刻64年。“忠孝廉节”究竟是朱熹所题还是文天祥所书?似乎成为一桩公案。据湖南学者考证，应是文天祥的手迹。虞逸夫、杨桦《岳麓书院“忠孝廉节”四字书者考辨》(载《文物》1986年11期)一文，从朱、文两人的书法风格、源异派分上做了比较分析，认为“这四个字写得挺拔有力，有威武不屈的气概，而且完全符合文山笔圆势纵的书法风格”。“书院本落款作‘晦庵朱子书’，非但不合古制，就是和他本人的其它手迹相较，亦无先例可援。最常见的款式是‘新安朱熹书’，没有一例作‘朱子书’的。”还从翻刻的质量优劣，认为孔庙早，刻工精妙。故认定“忠孝廉节”四字书者“确定为宋末文天祥所书。旧传为朱熹书的说法，不足为据。”2002年12月，湖南省文物局副局长何强率专家组赴上甘棠考察，他们把上甘棠和长沙的“忠孝廉节”三幅字临摹下来，进行比较分析。其中一位专家说，他集研究文天祥书法二十年的经验，可以断定：这三幅字出自文天祥之手，岳麓书院的碑刻“朱子书”是伪托。当事人可能是考虑到岳麓书院与理学关系甚密，而朱子(朱熹)是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有“朱子书”更能提高岳麓书院的知名度，以产生“名人效应”(杨仁里《“忠孝廉节”与文天祥》)。

文天祥的“忠孝廉节”究竟写于何时何地?据史书记载：文天祥在“咸淳九年(1273年)，起为湖南提刑”。率兵围剿广西恭城秦孟四的起义，驻扎在江永古泽，达两个多月。《文天祥全集》收录了他在江永与左丞相兼枢密使江万里(时迁授湖南安抚使，知潭州)的数十封通信。清道光《永明县志》也有收录。他在《回永州杨守履顺》中说“君相之所谏知，石崖齐天，唐中兴颂功处也。”“从上甘棠刻第二颂，旗常濯濯”可见，文天祥为上甘棠人提过辞。“忠孝廉节”是他对上甘棠人的期望，也是自我鞭策，表明了一生的信仰与追求。

文天祥在宝佑四年(1256年)二十岁时入殿试，当了头名状元。监考官王应麟评价他“是卷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臣敢为得人贺”。文天祥在《忠孝提纲序》中说：“为忠臣，为子孝，出于夫人之内心”，“士君子之于天下，固不必食君之禄而后为忠，亲存而后为孝，语曰：‘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义理之责。庸有既乎。君更以是推广其说，使人人知忠孝之为切己事，常也由其道，变也不失其节，则于世教，岂曰小补之哉。”南宋末年，周敦颐的理学思想经过朱熹等人的推崇，已经得到官方乃至民间的认可，“忠孝廉节”体现了理学的深刻内涵。文天祥有可能了解到上甘棠村人与周敦颐的同源关系，故写下了“忠孝廉节”的题辞。文天祥在江永时，元兵大兵压境，南宋王朝摇摇欲坠，危在旦夕，他的“忠孝廉节”的思想已经形成。当元兵攻陷长沙后，江万里以七十八岁的高龄投江而死，对文天祥影响极大。至元十五年(1280年)八月，文天祥拒元将张弘范战于潮阳，后被突袭捉住。他不为高官厚禄所引诱，在燕京被囚禁三年，就义时在衣带上写下“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的诗句，视死如归。用47岁的血肉之躯实践了“忠孝廉节”的崇高诺言，高唱了一首威武不屈的“正气歌”。他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光耀日月，成为励志的名言。

有人认为“忠孝廉节”是为上甘棠人周德源题的，原字写在布上。族谱记载：周传源“宝佑三年乙卯领顾一举，授中宪大夫，文渊学问，经明行修，菜膺鹗荐，五马诸侯。”他曾任太守，与文天祥在京都杭州是同僚。故文天祥到永明时书赠周德源“忠孝廉节”四字。题辞在上甘棠族人中传谕了490年，到乾隆二十八年，永明县令王伟士得知文天祥有手书藏于民间，他出于敬慕之心，才命人镌刻摩崖，公诸于世。这一说法尚需做进一步的考证。至于长沙学宫的题刻从何而来?上甘棠周元选于明万历年间当过长沙学府的教官，有可能将文天祥的题辞传到了长沙。

“忠孝廉节”内涵丰富，底蕴深厚，影响广泛。在零陵古城东门福寿亭，东西两壁也嵌有“忠孝廉节”的巨幅石刻。南宋张栻曾任岳麓书院主教，确定“忠孝廉节”为校训，并作为教学的重要理念。如今，广州玉岩书院收藏有“忠孝廉节”的木匾。福建三明市明溪县东部的沙溪乡梓口坊村黄氏家祠大厅的左右两侧厢房上分别写着“忠孝廉节”四个大字。福建晋江市五店市传统街区的家训，南京高淳蒋山何氏家规都有“忠孝廉节”的内容，江西萍乡莲花县湖塘村现存的十几栋刘氏祠堂都书写“忠孝廉节”的家训。福州鼓山八仙岩的巨石上，刻有“忠孝廉节”四个大字，若湖南的石刻如出一辙，遒劲有力，上款“宋忠臣文信国公书”，下款“后学林可相敬录”。鼓山沿海一带，系文天祥当年抗金转战之地。这一切说明“忠孝廉节”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力是多么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