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鼓励官吏贪污，官吏大肆压榨百姓，这可能是史上最腐败的朝代

在我们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绝大部分朝代处于君主专制制度。整个国家的兴亡与官场的廉洁程度都依赖于皇帝的个人能力与个人素质。如果当政的皇帝英明神武，一般情况下吏治会比较清明。一旦帝王个人素质出现问题，那会累及整个国家处于混乱与腐败的局面。

回顾历史，有这么一个朝代非常奇葩。整个朝野不仅官吏无休止的搜刮民脂民膏，皇帝竟然也默许官员贪污腐败。更有甚者，帝王还会将官吏贪污的赃款想法设法的据为己有。这样就形成了官员压榨百姓，皇帝压榨官吏的局面，造成整个社会处于无休止的腐败氛围，底层的百姓就成为了最苦难的人群。

东晋及南朝的官员轮换制度

东晋时期，国家规定地方的官员每六年轮换一次。不过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所以有时候官员的轮换也不全是按照六年，具体是否轮换，除了看国家的需求之外，也要看地方官贪污的程度。如果一个地方官认为自己捞的差不多了，就算是没有满六年，也会申请调岗。如果满了六年，地方官觉得还没捞够，那也会申请多留几年。

到了刘宋与南齐之后，六年一轮换的制度改为了三年一轮换。不过是否需要轮换，主要还是看地方官是否已经满足。《南齐书·卷四十六》中就记载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当时的晋平（今福建福州一带）太守王秀之说了一句非常诚实的话：

“出为晋平太守。至郡期年，谓人曰：“此邦丰壤，禄俸常充。吾山资已足，岂可久留以妨贤路。”

大致意思就是，王秀之只做了一年的晋平太守，按照制度来说还没到三年轮换的时候。不过秀之同志很知足，也很诚实，他说：“晋平这个地方非常富足，我在这里捞够了，不能阻挡下一任发财致富。”所以王秀之就申请了调岗。

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就可以大致了解，东晋及南朝虽然有地方官吏的轮换制度，不过实际上并不是根据政绩来考核，而是根据官员贪污的金额是否满足了自己的需求来决定的。这样就形成每一任的地方官都是以搜刮为目的，百姓被轮流压榨剥削。

官吏明目张胆的搜刮剥削百姓

按照正常的思维，官吏贪污都是见不得光的行为，需要偷偷摸摸的进行。但是在南北朝的时候却不是这样。有些世家大族，一旦生活入不敷出，首先考虑的就是申请外出做地方官，最为典型的就是刘宋的王僧达。王僧达是中华第一世家“琅琊王氏”的后代，属于当时顶级的世家豪门。《宋书·列传·卷七十五》中就有他求官的记载。

"诉家贫，求郡，太祖欲以为秦郡"

这句话意思就是，王僧达上奏宋武帝刘裕，说自己家里太穷了，希望能到一郡之地做一个太守，这样方便捞一笔，补贴下家用。刘裕也很通情达理，就准备让他去秦郡（今江苏六合县）做太守。无独有偶，还有一位南齐的谢胐(fei)，《南史·列传第十》中记载了谢胐求官的原因：

又以家贫乞郡，辞旨抑扬，诏免官禁锢五年.

这句话解释为，谢胐以家里贫穷为理由，希望到地方去做官。但是因为当时谢胐得罪了刚登基的萧道成，所以不仅没有绶官，反而被免官了。谢胐也是豪门之家，他是东晋名臣谢安的后代。除了很多世家大族恬不知耻的以家贫的理由来求官之外，那些已经在都城任职的高官也会采用这招。《宋书·列传卷八十一》记载了驸马都尉刘秀之求官的情景：

景平二年，除驸马都尉、 奉朝请。家贫，求为广陵郡丞。

大意就是，公元424年，已经是高居驸马都尉的刘秀之，竟然也以“家贫”为理由，请求去广陵(今扬州)做地方官。

这三个例子足以证明，当时的官吏都希望去地方任职，而且选择的理由都是“家贫”，其根本原因在于地方官便于贪污纳贿。而皇帝竟然认为这种行为很正常。这足以说明，当时的地方官可以明目张胆的搜刮百姓，皇帝也是支持的。

奇葩的搜刮方式与夸张的受贿额度

以蛋换鸡的奇葩之举古代的官吏不同于现在，当时并没有太多的寻租权利。所以古代官吏的贪腐手段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他们更多的是从税收、田地收入等方便入手。其中最奇葩的一位是还是南齐时的谢朏。《南史·列传第十》中记载了当时吴兴（今湖州）太守谢朏的一段故事：

孝武初，朏为吴兴，以鸡卵赋人，收鸡数千。

这句话比较好理解，意思就是南齐孝武帝初年，谢朏是吴兴的太守，他把鸡蛋给农民，然后让农民定期交给他一只鸡，一共收了好几千只鸡。这样敛财的方式，极具创新，不知道是不是前无古人，但是肯定是后无来者。

钱多到压垮墙壁接着我们再看一位南梁的巨贪——江禄。江禄此人在做武宁(今江西九江)太守的时候，疯狂的敛财与搜刮。根据《南史·列传第二十六》记载：

禄先为武宁郡，颇有资产，积钱于壁，壁为之倒迮，铜物皆鸣

江禄是南梁萧衍时期的人物，他在做武宁太守的这段时间，敛财无数，并把贪污的钱财都堆放在墙壁旁边，后来竟然把墙壁都压塌了，可见贪污数量之巨。

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比如南齐的曹虎在任职雍州刺史的时候，搜刮了五千万的钱财。刘宋的张兴世也做过雍州刺史，他从雍州返回都城建康时携带了三千万的钱财。这些事例数不胜数，各地方官吏无所不用其极的大肆搜刮百姓。

哪些地区被搜刮的最为严重

尽管各地方官都以敛财自肥为目的，不过不同地区的地方官，因各地区有贫富差距，情况不同，所以搜刮的数量也有差异。在南北朝时期，搜刮最为严重的地区要数广州，其次就是梁州与益州。

根据《南齐书·王琨传》记载：

南土沃实，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

这句话很好理解，意思是广州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大家都说，广州刺史只要一上任，就能有三千万入账。虽然说的有一些夸张，不过也能表现出广州被搜刮的残酷程度。《南齐·志第六》中也有记载广州的情况：

广州，镇南海......卷握之资，富兼十世

这句更直接，意思是说，在广州任职，贪污所得的财产，够十辈子花了。曾经任职广州刺史的褚叔度，在任四年间，“广营贿货，家财丰积”，褚先生真是生财有道～

除了广州之外，当时的梁州与益州就是第二选择了。在《宋书·列传卷八十一》也有关于梁州与益州的记载：

梁、益二州土境丰富，前后刺史，莫不营聚蓄，多者致万金。所携宾僚，并京邑贫士，出为郡县，皆以苟得自资

这句话说的很明确。梁州与益州也是物产丰富，只要是在梁益二州任职的刺史，都会敛财贪腐，多的可以得到“万金”。同时，这些刺史带过去的幕僚也在州下面的郡县任职，一并的贪赃枉法。也就说，一个官员到地方任职，不仅此人贪污受贿，他的随从也是在当地大肆敛财。

关于官吏在梁州与益州敛财的情况历史记载的很多，没有记载的更是数不胜数。下面就简单举几个例子。

南齐的刘悛曾经替代萧鉴为益州刺史，也是疯狂剥削百姓。刘悛在成都的时候，专门用黄金做了一个洗澡盆，奢侈至极。下一位巨贪也是出自南朝，他就是南梁萧衍的表哥萧懿。萧懿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梁州刺史，据史书记载，他聚敛了无数财宝，并分别把搜刮的财宝分为两类，一类是金石玉器，单独放一个房间。一类是绫罗绸缎与貂皮大衣（绮縠锦罽）单独放一个房间。

以上是比较典型的梁州与益州的贪污受贿的情况，可见当时官场风气的败坏。至于其他地区也是类似情形，只是受贿数量多寡的区别。

看到这里，可能有读者会有疑问，既然贪污受贿的情况这么严重，难道皇帝就不管么？实际上皇帝也会处罚地方官，只不过处理的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下面我们就看下南朝的皇帝是如何对待这些贪官的。

皇帝也视财如命

南朝的皇帝对于任职已满，回到都城复命的地方官基本都会进行盘剥压榨。这些地方管理必须要把搜刮来的财物上交给皇帝。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的强制性上交，另一种是采用樗蒲(chu pu)之戏（类似现在扔骰子的跳棋）。如果是强制性上交，一定要上交到皇帝满意的数字为止，上交数量多的反而会收到皇帝的表扬。如果是赌博的话，皇帝要把大臣的家产赢光为止。下面我们就通过实际例子看下。《南史·列传卷二十五》中记载：

孝武帝即位，以爲交州刺史。时交土全实，闳罢州还，资财钜万。孝武末年贪欲，刺史二千石罢任还都，必限使献奉，又以蒱戏取之，要令罄尽乃止。闳还至南州，而孝武晏驾，拥南资爲富人。明帝初......出爲益州刺史。蜀还之货，亦数千金，先送献物，倾西资之半，明帝犹嫌其少。及闳至都，诣廷尉自簿，先诏狱 官留闳，于是悉送资财，然后被遣。

这里面记载了刘宋时期，官员垣闳的事迹。宋孝武帝时，垣闳在交州任刺史。交州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广州等地区，搜刮最为严重的地方。垣闳从交州回来之后，敛财钜万。当时孝武帝对于还都的地方官吏会勒令他们献上钱财，或者就用樗蒲游戏赢光他们。到了宋明帝时，垣闳再次出任职益州刺史。同样，在益州，垣闳仍然聚敛了众多财物，宋明帝与孝武帝一样，也勒令刺史上交。垣闳把益州贪污的一半财产都上交了，但是宋明帝还是嫌少，就把垣闳收押，最后垣闳实在没有办法，就把所有财产都上交了，才被释放出来。

这是一个典型的地方官搜刮百姓，皇帝压榨地方官的案例。周而复始，最终受害的永远是底层的庶民。这种情况在南齐也屡见不鲜。南齐的名将崔慧景，在职之间多次到地方任职，每次还都之后都会给齐武帝萧赜献上百万以上的财产，所以得到齐武帝的大加赞赏。

到了南梁这一代，这种盘剥的现象更为严重。梁武帝萧衍为了营造寺庙，侍奉神佛，更是疯狂的敛财。《魏书·岛夷萧衍传》记载：

“衍所部刺史郡守初至官者，皆责其上礼献物，多者便云称职，所贡微少，言为弱惰。故其牧守，在官皆竞事聚敛，劫剥细民，以自封殖，多妓妾、粱肉、金绮。百姓怨苦，咸不聊生。”

大意就是，萧衍下令，所有刺史或郡守，都需要给皇帝献礼物，献的多的就是称职的官吏，献的少的就是失职的官吏。所以，这些地方官员只要一上任，就开始疯狂的压榨剥削百姓，聚敛钱财，然后上缴给萧衍，赢的夸赞。

结语

综合来看，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历史上最为黑暗混乱的时期之一。南朝的战事虽然相比北朝少一些，不过百姓的生活环境仍然异常艰苦。南朝这种求官、贪腐的情况，是很多原因造成的。作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是东晋门阀政治的后遗症。虽然东晋灭亡之后，门阀政治已经逐渐消亡，而且刘宋、南齐、梁朝、陈朝的开国之君都是寒门出身，但是世家大族的影响力仍有遗留，各代帝王还是比较忌惮的，所以豪门后代求官的要求，皇帝一般都会应允，而且对这部分人也比较宽容。所以才有了上文中王僧达、谢胐以“家贫”作为理由来求官的事件发生。第二就是南朝君主以稳固政权为重，轻于吏治的改革。自东晋至陈朝，一共五朝。每个朝代的君主为了稳固自己的江山，都会尽量满足世家大族以及地方官的利益，防止他们出现不满后，佣兵造反。这种情况下，底层百姓的死活反而是次要的。所以皇帝自然会纵容地方官吏贪赃纳财。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股恶习，积重难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