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画派 VS 岭南画派

　　明末清初，上海和广州等沿海城市开埠通商，吸引着各方画家云集。他们最先接受维新思想和外来文化，对传统中国画进行大胆的改革和创新，作品体现时代生活气息，融合外来艺术技法因素，在“正统派”外别树旗帜，形成“海上画派”和“岭南画派”。代表画家有“清末海派四杰”：虚谷、任伯年、吴昌硕和蒲华。海派以及岭南画派都是最具代表的国画革新派。

　　一海上画派

　　“海派”又称“海上画派、或“沪派”中国画流派之一。一般指的是发生于十九世纪中叶（1843年），至廿世纪初期（1927年）时，一群画家活跃于上海地区，并从事绘画创作的结果与风尚。上海自鸦片战争后被辟为商埠，成为东南文化经济的又一中心。各地画人纷纷流寓上海，使上海成为绘画创作和经销的主要地区，故有“海派”之称，他们思想活跃，创作自由，个性鲜明，注重品学，善于吸收民间和外来艺术的优点，以体貌纷华、清新活泼的画风称雄一方。

　　赵之谦 花卉四通屏

　　海派画家的领袖人物有赵之谦、虚谷、任颐、吴昌硕和蒲华等等，据《海上墨林)）记载，画家多达七百余人。

　　岭南画派

　　“岭南画派”是指辛亥革命前后创立于广东地区的新兴中国画流派，简称“岭南派”，广东地处五岭之南，经济发达，与海外联系频繁，明、清以来画家不下千人。明代著名画家林良，擅长水墨写意花鸟画，笔墨简括劲挺，开岭南一带画风。宗其法者有高俨、陈瑞等，后黎简、李魁继起，他们精堪的技艺和创新的精神对广东绘画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高剑父 花鸟通景屏

　　而岭南派的正式出现与形成，却起自居巢、居廉而完成于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等著名画家。他们在运用中国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引入日本南画和西洋技法，创立了色彩艳丽、水墨淋滴、晕染匀净的现代岭南画派新风格。

　　杨善深 松雀图

　　三、近代中国书画商业化

　　岭南画派与海派，都诞生在近代中国商业化的城市，而且与诞生时期的商业活动频繁有关系，这就必须谈到广州与上海之间的城市地位互相消长的问题。

　　广州作为清代很长时期一口通商的唯一外贸口岸，其金融中心与经济地位，一直不可替代。中国在清代初年，在世界贸易的地位相当于今日的美国，是第一大经济体，与中国做生意乃是欧洲很多国家重要的收入来源。因此广州在乾隆到道光初期，出现大量的富商和依附于外贸产业的商人，外贸链条也养活了大量的中产与下层市民。与此同时，还包括广州周边的佛山，顺德，南海一带也加入到这个链条的生产与城市配套之中来，所以广州的原始积累时期很长且在欧洲人的心目中，是唯一他们认识的中国大城市，十八世纪英国人用“The Great City”（伟大之城）来形容广州，是很能代表欧洲人的观感。

　　从鸦片战争之后，由于开放五口通商，广州慢慢失去它独有的有利地位，广州的地理位置虽然靠近南洋，却因为这里远离重要城市北京，甚至离中国当时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也有很大距离，所以欧洲商人在其他城市相继开放之后，便将目光投向北方。这时候刚好上海的开埠应运而生，十九世纪中期开始，上海如同成长迅速的弟弟，一下走到兄长广州的面前，并且以骄人的壮大速度位居全国城市之首，取代广州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城市。

　　清 赵之谦 节花延年图

　　“海上画派”的兴起，与平定太平军战乱之后，上海的经济复苏有关，江浙一带原本就是文化渊薮，江南文人移居上海，造成了这里文化一度极盛，以赵之谦，任熊，任伯年等为首的“前海派”就在这样条件下诞生，这时期一个重要的环境因素就是上海能为画家提供成名和卖画的经济保证。

　　任伯年作品

　　谢公展作品

　　画家的成名，在古代与近代颇有不同方式，在此时期，“海派”画家的扬名，除了朋友圈之间的互相吹捧之外，很重要的就是当时上海有各种近代报刊，报纸上除了新闻娱乐消息外，还有各种文化资讯，其中就有书画介绍一种。目前所见，宣统三年以前的上海报纸，经常刊载书画家活动和润例的，如最有名的《申报》，从光绪初年开始就一直刊登各种书画家润例，还有光绪末年的《时报》、《新闻报》、《笑林报》等等，都开辟有专栏，供书画家刊登作品和广告，这种扬名的方式，比过去书画家仅靠师友间互相吹捧要快捷和广泛得多，无疑更加受艺术家的欢迎。

　　广州原本是近代报刊业最早开创的地方，这里产生过中国最早的报纸，但广州的媒体，刊登书画润例时间比上海要晚，我们所见比较早的广东媒体如《时事画报》，由高剑父和潘达微等创办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比《申报》刊载书画润例的同治十三年（1874）晚了整三十年，而这三十年间，上海由画家自己推销的模式，到发展成由中介，即笺扇庄等店铺承办书画订制作品的销售模式已经发展得很完备了。

　　由上述史实，我们不难理解到下面发生的一些岭南画家北飘的心理因素。

　　“岭南画派”早期倡导者之所以选择上海作为长期居住与艺术创作地，其原因正如第一节所言，当时的上海，其经济地位在中国各城市之上，又是中国最具有现代化城市的模范，高剑父与高奇峰的日本教育背景，使他们对与日本大城市很接近的上海更有共鸣，并且这里可以提供更为便利的条件让他们从事各自艺术的推广。

　　陈树人作品

　　其实选择在上海发展的并不止二高一陈，连他们的第二代传人，也经常选择上海作为发展地，如高奇峰的得意女弟子，南海熊氏璧双、耀双、佩双三姐妹于1936年在大新公司四楼西部举行画展，熊氏三姐妹出身富家，都毕业于香港大学，师从高奇峰。这次展览由教育部派往欧美考察教育，出国前特意在上海展览一次，并且引得蔡元培先生到场致贺，并与熊氏三姐妹合影留念。（《申报》1936年10月15日报道）可见在老师的影响下，“岭南画派”第二代仍有浓厚的上海情结。

　　“岭南画派”与“海派”的相同之处，论者已经多有阐述，例如两者作品中的生活趣味相同，这与彼此之间要适应市民审美有关，又如两者之间都受到外来元素，尤其是日本美术影响，也是很多论者关注的重点。

　　笔者认为，“岭南画派”之所以异于“海派”，最重要的一点，是“岭南画派”至今为止，仍然是一个门户之见浓厚的流派，不管其倡导者是如何地以“革命”艺术家自居，这是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

　　黎雄才 长征第一山

　　“岭南画派”这个词，在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一生之中都没有被提起过，他们自称“折衷派”，到了上世纪50年代末，才由关山月等提倡称为“岭南画派”，“岭南画派”的一个重要特点，不是讲艺术共性，而是像禅宗和尚那样见面先问“宗风嗣阿谁”，所以今日以“岭南画派”画家自居者，必须符合两个条件，即属于二高一陈的学生或徒子徒孙教授出来的，笔者姑且称为嫡系，又或者是以描摹岭南画家风格为擅长的，笔者姑且称为私淑系。两者之中，前者因为有血缘的关系，地位比较高，并且也走出了不少成功的画家，中青年一代，如旅居加拿大的何百里，至今活跃广东画坛的李劲坤等，因为他们的血缘比较亲，所以也容易在得到认同之后，逐渐形成自己风格。反而私淑系的画家，由于仅以描摹岭南派作品为能事，受他人影响过重，极少出现有影响作品。

　　反观“海派”，由于其风格并不定于一尊，所以“海派”概念更加广泛，从艺术上讲，很难概括其面貌的多元性，“海派”画家中有固守传统的，如吴湖帆、黄宾虹，也有入古出新，如程璋等，这种多面性复杂性是“岭南画派”所不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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