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进入“超级城市群”时代

预计到2050年，全世界近70%的人口将居住在城市，超级城市群的影响力将日益增加

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地理位置相近、城市属性互补的城市群正在加速构建区域一体化的“超级城市群”，而这些“超级城市群”凭借更强的经济辐射力、更成型的产业链打造、更优化的区域协同效应，逐步展现出其对于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近年来，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带来超级城市群经济的快速发展，截至2018年底，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及京津冀三大城市群贡献了全国46.6%的国内生产总值。

与过去的“城市群”相比，超级城市群具有更强的经济发展能力，城市间拥有更明确的产业分工，整体规划更为明确。近年来万众瞩目的粤港澳大湾区便是“超级城市群”中的“明星”。受益于改革开放40年的高速发展，在5.6万平方公里的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了7000万人口、GDP超过10万亿元的庞大体量。

区域内各城市分工明确，香港继续保持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广州致力于发展贸易中心角色，而深圳则被定位为科技创新之都，此外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等城市也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深化改革创新，成为具有竞争力的重要节点城市。

区域内各城市间交通基础设施发达，企业来往交流频繁，人员流动顺畅。此外，北美的旧金山湾区、欧洲荷兰兰斯塔德地区等重要超级城市群也在不断增加自身竞争力，助推地区经济发展。

仲量联行全球研究部总监柯志扬表示：“超级城市群内部多个城市中心之间具有高度连通性。同时，城市定位互补使得各自得以更为专注地提升经济生产力。”

仲量联行中国区研究部总监姚耀表示：“政府自上而下地对超级城市群内各城市进行优势定位、职能划分对于增强城市群聚合能力至关重要。各城市在区域协同作用的影响下将在提高区域整体价值和生产力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应对城市化进程——缓解大城市病

全球各国的城市化进程日益加速，更大的城市意味着需要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快的经济增长，但城市化的弊端却亟需加以限制，例如：无序混乱的城市竞争及拥堵等。作为应对，超级城市群的构建或许是一剂良方。

中国城市规划者正积极投入超级城市群政策的探索及基础设施的建设中，旨在为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和人口进行战略调整。在此基础上，一个新的国家规划蓝图步入了人们眼前——全国共规划建设19个以超大/大型城市为枢纽、联合周边若干中小城市共同打造的超级城市群。其中包括发展较为领先的粤港澳大湾区、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群、以北京为中心的京津冀地区等。此外，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等也处在发展成型阶段，有助于推动国家重大区域战略融合发展。

正在规划建设中的超级城市群里有很多城市目前正在引领制造业和物流业等第二产业的发展。以长三角超级城市群为例，随着长三角一体化战略正式升级成国家战略，这一举措将扩大重点城市辐射区域，预计未来几年将加快推进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一系列重点工程，这些趋势都将为物流仓储等带来新的增长机遇。

在过去几年中，区域内核心城市的卫星城物流仓储地产的需求及租金上升都较为明显。超级城市群的构建有利于区域内城市的产业联动和升级，未来区域内第三产业占比将逐步提升。

仲量联行全球研究部总监柯志扬表示：“城市集群对于人才的集合作用将远胜于往昔，从而促进各城市经济增长，提升各城市技术实力，并引导中国从投资驱动型经济转变为消费驱动型经济。”

中国当然不是唯一一个希望通过建立超级城市群来管理和驱动经济增长的国家，作为应对快速城市化进程的方式，世界各地都在加速落实城市群概念以缓解主要城市压力。例如，英国即将完工的高铁二号项目（high-speed rail HS2），或将意味着伦敦和伯明翰将加速其聚合成超级城市群的步伐，这一新兴城市群的诞生将有助于缓解首都伦敦的住房和交通压力。

挑战依然存在

影响超级城市群发展的最大变量在于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程度。只有在上述两点得以满足的情况下，人才的流动、贸易活动的进行及区域间的协同发展才有机会实现。此外，积极思考如何让资本、人才更具流动性；信息共享更为顺畅也是政府需额外关注的重要问题。例如，粤港澳大湾区目前有三种货币，而且往返于香港、澳门和中国内地的工作者还需要办理相应的签证，这些都为超级城市群内部的高效协作增添了阻滞。也是政府在进一步落实粤港澳大湾区规划时需要解决的。

对各市政府而言，如何更好地融入超级城市群整体规划目标也是一大挑战。例如，京津冀超级城市群的发展更依赖于政策的支持和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时下，京津冀地区共有5条高铁线路。到2020年，将开设12条新的城际路线，而到2030年会再增加9条。对于政策的把握，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的走向是当地政府和企业需额外关注的要点。也因此，如何更好地迎合区域发展进程，确保是否与政策导向保持一致性是当地企业的一大挑战。

除了经济上的联系互通以外，还需注重文化认同感的构建。世界上各城市都以自身独特的文化为傲，如何使城市居民能够获得更大范围的文化归属，任重而道远。以荷兰为例，覆盖多个城市的兰斯塔德超级城市群已有数十年历史，城市区内的阿姆斯特丹、鹿特丹、乌得勒支和海牙均由高铁连接，即使一小时左右的车程让每个城市间的资源共享变得非常便利。然而，千百年来的独特城市文化已经根深蒂固，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居民依然无法将自己称为兰斯塔德人，相反，各城市都致力于保护并弘扬自身城市的传统与个性。

跨越国界限制

通常情况下，超级城市群的构建和落实都在一个国家内进行，但世界上也有跨国界的超级城市群，因为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和空间距离都会导致这些超级城市群在行政管理和文化上面临重大挑战。美墨边境的圣地亚哥—蒂华纳区域则可以说是跨国界超级城市群内部经济互补、协同共进的一次绝佳实验。圣地亚哥作为高科技创新中心，与临近的制造业中心蒂华纳功能互补，人员流动稳定便捷，经济发展迅速而蓬勃。此外，哥本哈根和马尔默、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等邻近城市也存在类似的跨国经济联系。

共话全球经济未来

预计到2050年，全世界将近70%的人口将居住在城市，因此超级城市群的影响力将日益增加。各市政府将更加开放，在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等倡议上建立直接联系，因此，这些城市地区可能会成为制定关键性全球决策的地方。在欧盟地区，以公开数据为基础，通过数据共享与分析来优化城市设计和管理的Organicity组织，致力于鼓励不同城市间通过交流带来新的解决方案，建立开放透明的沟通制度。通过在欧盟多个城市公交车上安装智能传感器，借助统一的检测平台获取并分析数据，以完成多国环境质量联合检测。是城市间紧密协作共话未来的一项创新举措。

仲量联行全球研究部总监柯志扬表示：“未来，部分决策的商议和计划可能会从国家层面向城市层面转移，生活在世界上最具活力的超级城市群中的人们将在应对全球挑战方面发挥领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