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布罗代尔：年鉴学派的集大成者是怎样炼成的

已故的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经自负地说：“如果诺贝尔学奖设经济学奖项的话，那么第一个获奖的人必然是我。”这句话套用在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身上同样适用，“如果诺贝尔学奖设历史学奖项的话，那么第一个获奖的人必然是我。”

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史学流派年鉴学派的集大成者，布罗代尔以其深邃的思考能力，灵活而又不失严谨的笔法，为我们开辟了观察历史的新视野，打破了人文学科之间的界限，引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史学革命。

那么，这位史学大师是怎么样炼成的呢？下面简单的来谈一谈。

1902年8月24日，布罗代尔出生于法国东部默兹省的一个普通村庄。他的父亲是一位巴黎小学的教员，因为工作的关系，无法陪伴他长大，所以他的童年时代是在村庄和祖母一起度过。

七年的乡村生活，让他和土地紧紧的连在一起，哪怕后来他成为历史学家，文字间还是洋溢着对土地的敬畏。

七岁那年，他的父母认为他应该接受教育，所以才把他接到了身边。这样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最初喜欢的并非历史，而是醉心于诗歌和医学。即便是进入到了巴黎大学学习历史，他对历史的兴趣依旧不大，只是靠着过人的记忆力，完成了学业。

他大学毕业的时候二十一岁，成为了一名史地教师，开始了他的社会生活。他在北非的法属阿尔及尔——也就是法国文学家阿尔贝·加缪的出生地——待了十年，教书的同时也在撰写着博士论文。

一开始他的论文是由乔治·帕热斯指导，是一篇传统且中规中矩的外交史论文。最初的计划只是对菲利普二世当政时期的外交政策进行分析。在阿尔及尔教书的过程中，他不停的思考和观察他所认识的世界，他在思想上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想走一条与他的导师甚至是在巴黎的那些老师都不相同的一条路。

于是在1927年，他给素昧平生的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写信表达了希望得到对论文进行指导的意愿。费舍尔回信给他，“尽管菲利普二世与地中海的选材很好”，但是“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的思路更胜一筹，他接受了这个建议。

1929年，《经济和社会史年鉴（简称年鉴）》横空出世，马上吸引布罗代尔成为了忠实读者。《年鉴》由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联合创办，意在将历史研究引向社会、经济过去和现在的重大问题的研究。这一用意不仅挑战了当时流行的纯制度史研究、纯政治史研究的统治地位，而且将包括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人口学在内的人文学科纳入到历史研究的范畴中来，尝试打造出“全面的历史学”。

这种“全面的历史学”被布罗代尔称为“更伟大的历史学”，不仅是《年鉴》杂志围绕讨论的中心，也贯穿了布罗代尔一生的学术研究，无论是《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的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以及未完成的《法兰西的特性》，都可以看作是“更伟大的历史学”的注脚。

为了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他多次到热内亚、佛罗伦萨、威尼斯、马赛等地方的档案馆阅读搜集原始材料，甚至还在允许的情况下，动用了摄像机拍摄。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执教阿尔及尔十年之后，他给自己放了一个长假。1935年他来到巴西的圣保罗大学，巴西的风土人情迥异于欧洲社会，残留的殖民主义被变革的需要所影响，而变革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新型的国家经济。

尽管博士论文的研究暂时搁浅，他依然认为在巴西任教的将近三年里，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这所大学里有众多的年轻教授，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也在其中，而年仅32岁的布罗代尔俨然成为这群年轻教授的领袖。

在巴西回国途中，命运让他遇到了曾给他建议的费弗尔，从此他成为了年鉴学派的一份子。他一边为《年鉴》撰稿，一边开始着手写博士论文。就在这个时候，历史又出现了神转折。

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应征入伍，马其顿防线溃败之后，他成为德军的俘虏，被关在战俘营中五年。

苏轼说：“古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士之才，亦有坚忍不拔之志。”五年的囚犯生活，布罗代尔不但没有浪费，反而促成了他论文的完成，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他一共被关过两个战俘营。第一个战俘营位于位于莱茵河左岸的美因茨附近。他因为出众的才学，成为了战俘们的神父，而且利用当地的大学图书馆，阅读了异常丰富的的德国书籍，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史料的空缺。第二个战俘营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吕贝克附近，在此处，费弗尔定期给他寄送图书，两人并且通过邮寄的方式对稿件交流意见。

1945年二战结束，布罗代尔释放时已经完成了大部分著作，他的这部作品在1949年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时至今日，依然是一部光芒四射的经典之作。在书的扉页，他写道：先给我我永远怀念的吕西安·费弗尔，借以表达我的感激以及子女般的敬爱之情。

《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的地中海世界》全书一千多页，初版六十几万字，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论述静止的历史——人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史。这是一种缓慢流逝、缓慢演变、经常反复出现和不断重新开始的周期性历史；
第二部分在第一部分基础上加以思考，显示出一种有别于静止历史的、节奏缓慢的历史。人们或许愿意称为社会史······；
第三部分是传统历史的部分，不是人类整体规模的历史，而是个人规模的历史······这是历史中最动人心弦、最富人情味、也最危险的历史······

布罗代谢这样概括书中的三部分。

在书中，他不时表现出他对前人的批评，刻意抹去了事件在地理环境之中的无能为力。当西班牙的海军慢吞吞地解开了土耳其人的马耳他之围，历史学家批评西班牙统帅的拖沓，布罗代尔则反问，批评者们是否注意到西班牙海军统帅需要应对的地理环境呢？

上述举例也反映了布罗代尔对历史事件的态度，尽管历史事件非常有趣，但是也最为肤浅。他打过一个比喻，历史事件就好像是黑夜之中的萤火虫，它们无论如何努力都不能利用自身的光芒刺破黑夜，在历史事件之外，黑暗依旧统治一切。

历史学的时间既不是一条直线，也不是被一连串时期打断的一根线条，甚至不是一张平面图：多跟线条交织在一起，构成一件浮雕。它有厚度，有深度。

在包括了历史在内的人文领域，没有绝对的终极答案。一个正确的观点出现后，以批评的名义出现的另一个观点有可能是正确的，甚至是否定正确观点的观点也是正确的。布罗代尔在写作的时候，不仅受到《年鉴》的影响，甚至是《年鉴》的核心人物费弗尔猛烈攻击的对象——费里德里克·拉采尔的观点也给予采纳。

《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的地中海世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让读者意识到了空间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为了令自己观点具有说服力，他笔下的主角不再是和以往相同的英雄人物，而是大海本身。

这本巨著完成之后，虽然引起了很多历史学家的不满，但是依然没有人想要创造一部类似的历史巨著，主要原因是有能力从事类似工作的人寥寥无几。

《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的地中海世界》不仅给予了他无可撼动的学术地位，也给予了他至高无上的权力。他被选为法国的权威学术机构法兰西学会的教授，并担任了历史教师资格会考评判委员会主席，而且在1956年成为《年鉴》核心人物之后，控制了杂志的出版与研究基金。

《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的地中海世界》的成功，并没有让布罗代尔停下学术的步伐。在费弗尔去世之前，就邀请布罗代尔撰写一部15世纪到18世纪的欧洲史，两人分工明确，费弗尔负责写思维与信仰方面，布罗代尔负责写物质生活。

遗憾的是，费弗尔辞世的时候并没有完成自己负责的部分，布罗代尔只好完善自己的部分，并且以《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为书名，写成了三大本著作。

这三大本著作明显收到了马克思的影响，布罗代尔将经济史比喻为三层高的楼房，位于底层的是物质文明——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相照应；中层则是经济生活，是以“算计的、构建的、作为一个规则体系及差不多是自然需求的面目出现的”；顶层则是“资本主义机制”，也就是马克思认为的上层建筑。

《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很明显是《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的地中海世界》的姊妹篇，前者用于描述经济史的三层楼房对应着后者的历史三分结构。两部著作几乎耗尽了布罗代尔一生的心血，但是他依旧勇往直前。

年近八十的布罗代尔依然希望写出一部划时代的著作，但毕竟年事已高，他将目光从整体历史研究投向了法国历史的研究，可惜天不假年，他辞世的时候，只完成了原计划的一半。不过，这半部法国史依然可以看出布罗代尔宝刀未老，他的思维能力和整合能力依旧出众。

布罗代尔的一句名言可以总结他一生对待历史的态度：今日世界的百分之九十是由过去造成的，人们只在一个极小的范围内摆动，还自以为是自由的、负责的。

1985年，布罗代尔因病去世，他留给后人的不仅是几部令人高山仰止的著作，还有孜孜不倦持之以恒的学术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