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兵制的设计原则在于强干弱枝、内重外轻，对于强化中央军事权威很有意义。从制度层面来看，唐代募兵制只是一种士兵招募方式，不能同体系化的府兵制同日而语，而且存在一系列弊端。
唐玄宗时期的募兵制改革，以强化边疆军事力量为旨归，严重忽视了中央直属军事力量的建设。开元十一年(723年)，唐廷招募“长从宿卫”十二万人取代原来上番的府兵，但是“彍骑”并没有成为强大的禁军，不久也被废弃。这种局面造成中央和地方军事力量的严重失衡，“于是骑将锐士、善马精金，空于京师，萃于二统。边陲势强既如此，朝廷势弱又如彼，奸人乘便，乐祸规欲，胁之以害，诱之以利”。
安史之乱爆发后，京师军力空虚，“(封)常清乘驿赴东京召募，旬日得兵六万，皆佣保市井之流”。安史之乱后，中央和地方军事力量的失衡更加严重，一直到唐代中期神策军的逐渐强大起来，这种局面才有了一定改观。在府兵制下，兵额固定，折冲府没有征兵职权，“兵募”也属于中央政府的行为。但是，玄宗时期却将募兵权赋予节度使，这是最致命的一项措施。
募兵时，“宜令中书门下与诸道节度使，各量军镇闲剧，审利害，计兵防健儿等作定额，委节度使放诸色征行人内及客户中召募，取丁壮情愿充健儿长任边军者，每岁加於常例，给田地屋宅，务加优恤，便得存济。每年逐季，本使具数报中书门下，至年终一时录奏”。尽管规定藩镇募兵要有宰相的参与，但是由于宰相并不熟悉地方情况，这种限制措施也只是“具文”而已。
唐廷强化了节度使的财权，为藩镇体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募兵制对于提升军队的作战效能，应该是很明显的，但是募兵制成本很高。为了支付募兵的费用，唐廷原有低效、复杂的财政运作、审核系统和物资转输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唐廷规定：“凡天下边军，皆有支度之使，以计军资、粮仗之用。每岁所费，皆申度支而会计之，以《长行旨》为准。支度使及军州，每年终，各具破用、见在数，申金部、度支、仓部勘会”。
藩镇体制之下，唐廷直接将地方财权赋予节度使，节度使多兼领内度支使、营田使等，唐廷无法有效监管。财权和募兵权相结合，财力充裕就可以招募更多的士兵，藩镇势力不断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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