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女性为什么支持丈夫纳妾？与女德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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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志铭系列/不定期更新/细雨丝竹（撰文）|

公元712年（唐睿宗太极元年），早春二月，前恒州司功参军萧君（名不详，“君”系尊称）沉浸在喜悦与憧憬中。实际上，从去年（睿宗景云二年）下半年获悉妻子李氏怀孕的喜讯开始，萧君的心情就一直洒满生机盎然的春光，真可谓“四季如春”。

萧君的妻子为陇西狄道人，出身陇西李氏，是南北朝十六国时期西凉太祖武昭王李暠的第九代孙女，与李唐皇室同宗。李氏的高祖父李孝谐官至隋朝绛州总管，封爵绛郡公，曾祖父李亮官至左千牛，父亲李元恭在唐朝担任正议大夫、大理寺少卿，判东都吏部侍郎兼掌选事。由李氏的家庭背景推测，丈夫萧君大概率出身名门——兰陵萧氏。

【《大唐前恒州司功参军萧君妻李氏墓志铭并序》：夫人陇西狄道人也，九代祖晋凉武昭王暠，六代祖魏左仆射冲，高祖孝谐随（隋）绛州总管、绛郡公，曾祖亮左千牛，祖知顺，父元恭正议大夫、大理寺少卿，判东都吏部侍郎兼掌选事。】

李氏婚后多年不孕。萧君并没有像某些男人那样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挂在嘴边，整天摔杯打盏，责怪妻子，更不曾搬出“传宗接代”这个堂而皇之的理由，大肆宠妾收婢，冷落妻子。他始终与李氏鸾凤和鸣，恩爱如初。或许是他们的爱情感动了上苍，去年，年满42岁的李氏居然怀孕了。喜脉确诊，全家上下、远近亲友，无不欢欣雀跃，为他们送来诚挚而热烈的祝福。

【《大唐前恒州司功参军萧君妻李氏墓志铭并序》：自飞凤和鸣，久申于好合；维熊匪召，无闻于继代。年逾知命，忽而有娠，中外相庆，将嗣贤连。】

可想而知，在孕育新生命的九个月里，高龄孕妇李氏经历了怎样的千辛万苦。她怀着对未来美满生活的向往，甘之如饴地忍受了身体上的所有痛苦和不适。萧君也必定比平时更加耐心地体贴她，细心地爱护她。终于，公元712年阴历二月庚子日，临盆的时刻到来了。

然而，上苍翻云覆雨，给李氏和萧君开了一个极其恶毒的玩笑，先给予他们莫大的惊喜，再残忍地把暖红的惊喜变成漠黑的悲剧。高龄产妇李氏难产，救治无效，于公元712年阴历二月庚子日朔时身亡。她为之付出生命代价的孩子也来不及躺在父亲温暖厚实的怀抱中哭几声，就随母亲一同离世。

【《大唐前恒州司功参军萧君妻李氏墓志铭并序》：暨乎将诞，奄然俱往……粤以太极元年岁次壬子二月庚子朔终于洛阳县立行坊之私第，春秋卌三。】

大唐前恒州司功参军萧君妻李氏墓志铭并序，原始拓片图片取自毛阳光、余扶危主编《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

铁树开花，结出的却是母子俱亡的苦难之果。不忍心想象萧君当时五雷轰顶、心碎肠断的模样。只是，在萧、李两家亲友的号哭声浪中，也许会有李氏的亲族对萧君发出一声惋惜的哀叹：“唉！倘若郎子你多纳小妾，以备生育，减少和娘子同居，她或许就不会因高龄怀孕而难产薨逝……”

【注：唐人称呼女婿为“郎子”。】

置于古代社会的大背景之下，这种观点在某种意义上是合乎情理的。如同资深碑志研究者江霏雨老师所说：“古代没有啥靠谱的避孕措施，有的女人给老公纳妾，也许不是所谓的妇德，而是为了保命。”

在李氏、萧君所处的时代，人们会按照以下医学著作的指导采取避孕措施：

一、南朝陈延之《小品方》记载的3种方法：1.把栝蒌、桂心（以上两味药材各三两）、豉（一升）三种药材切碎，加四升水熬煮，沥出一升半药汁，分次服用；

2.把两枚附子捣成碎屑，用淳苦酒和成药酒，涂在右脚上；

3.取一块面积为1平方尺的旧布料，烧成灰末，以酒吞服。据说有终身避孕的效果。

【《小品方》：治妊身欲去之，并断产方。栝蒌、桂心（各三两）、豉（一升）上三味，切，以水四升，煮取一升半，分服之。又方附子二枚，捣为屑，以淳苦酒和，涂之右足，去之，大良。断产方：故布方圆一尺，烧屑，以酒饮服之，终身不产。】

二、隋唐之交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对右脚踝上一寸位置某穴位实施针灸，灸“两灼”，即可避孕。

【《备急千金要方》：又，妇人欲断产，灸右踝上一寸，二壮，即断。】

三、唐朝王焘《外台秘要》：以食用油煎炒水银，煎满整整一天，再搓成枣子大小的一颗药丸，空腹吞服。据说也能终身避孕且不损害人体健康。

【《外台秘要》：千金断产方：油煎水银一日勿息，空肚服枣大一丸。永断不损人。】

上述措施的实际效果令人怀疑。假设这些代代相传的避孕术确实可靠，为什么历史上还不时出现贫苦百姓因无力抚养过多的儿女，“产子不举”即残杀、遗弃新生婴儿的现象？以至于历代朝廷、官府屡屡下达禁止“产子不举”的法令，实施各种救济补助政策，却无法彻底禁绝？养不起孩子的人家事先避孕不就好了？例如《南史》记载：“时产子者不举，昉（义兴太守任昉）严其制，罪同杀人。孕者供其资费，济者千室。”可是，在历史演进到富庶繁荣的南宋之后，杀婴、弃婴的现象不仅依旧存在，还严重到惊动宋高宗的地步。据《宋史高宗本纪》记载，宋高宗于绍兴八年降旨 “禁贫民不举子，有不能育者，给钱养之”，并实行配套救助措施。

事实证明，古代流传下来的避孕术效果不佳，甚至危害女性健康。直到20世纪六十年代，民间女性仍然为避孕无方所苦。文白《百年奇趣避孕史》一文记录了多名历史亲历者的口述回忆，所采用的大多为黑暗避孕法，包括香炉灰撒入女方体内、女方生吃蝌蚪、男方生吃黄豆、盐水灌洗女方体内，等等。也有一种方法比较科学——以羊尿泡充当避孕套。但是，羊尿泡很不耐用，使用十几次即告报废。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导致人们使用避孕术无效，或者根本不愿使用。

正是由于长期缺乏稳妥有效的避孕手段，在古代，除了李氏这样盼子心切的大龄未育女性甘冒生命危险，积极追求怀孕，也有不少女性在已经生育较多子女的情况下，继续不可控制地怀孕、生育，随着年龄的增长，最终成为高龄孕妇。在一无医学影像系统辅助分娩，二无剖腹产救急救难的年代，生孩子等于闯鬼门关，高龄孕产妇势必面临巨大的难产、死亡风险。以唐代为例，据学者统计研究，唐代女性死因约有38%与生育直接相关。即使不会遭遇难产，频繁、无节制的生育也会严重损伤女性的身体。

怎么办？唯一的万全之策就是减少同房，乃至一定时期内夫妻完全分居。不过，新的问题又来了。同房对于古代女性而言是弹性需求，对于身体健康的中青年男性而言，则多半是刚性需求。要求丈夫们经常禁欲并不现实，在古人看来恐怕还极不人道。毕竟《孟子》有云，“男女居室，人之大伦”嘛！

另一方面，古代最重要的生产力是人，而囿于当时恶劣的医疗卫生环境，婴幼儿夭折率又比较高。即便在医疗条件优越的贵族和皇家，子女夭折也不鲜见。例如唐高祖李渊晋阳起兵之前生育的5个嫡出子女中即有1人（李玄霸）夭折，夭折率达20%；宋神宗赵顼生育子女24人，早夭14人，超过半数；明成祖朱棣9个子女中有1人早殇，占比11%，也实在不低。为了储备充足的劳动力，延续家族血脉，维系族群生存，古人不能放弃多产多育的传统。

因而，在经济宽裕的人家，饱受生育之苦的女性不得不祭出一招“杀手锏”——允许丈夫收纳媵妾、临幸婢女，让地位相对低微的女性分担生育重任，分散难产风险，并兼顾繁衍后代的需要。后来，日本德川幕府，将军后宫“大奥”制定“三十岁之后不再侍寝”的制度，似乎不近人情，其实正是基于避免高龄怀孕、防范难产风险的考量。

个人推测，唐高祖李渊之妻——太穆皇后窦氏就有可能是“分居纳妾避孕法”的实践者。窦氏所生子女有确切史料证据者5人，按长幼排序依次为：长子李建成（隐太子）、女儿李氏（平阳昭公主）、次子李世民（唐太宗）、三子李玄霸（卫怀王）、四子李元吉（巢剌王）。其中，长子比次子年长10岁，女儿平阳公主生年不详，但可以从她的生平事迹及李渊第五女长广公主（生母无载，最大可能系庶出）的年龄来加以推理。

太穆皇后窦氏

首先，平阳公主的丈夫柴绍在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至大业二年之间担任元德太子杨昭的千牛备身，即太子的高阶警卫武官，必然已成年。一般认为柴绍生于公元588年，据此推算，他在17到18岁之间解巾释褐（即“出仕”），补一员千牛备身的缺，是合理的。那么，柴绍比李渊次子李世民大约年长10岁。

按常理分析，平阳公主的年龄应该与柴绍相仿。而且，平阳公主在李渊举义晋阳的那一年——公元617年（隋炀帝大业十三年）已具备领兵作战的能力，并已经和柴绍结婚。此外，她的庶出妹妹长广公主最晚在唐武德元年（618年）已至少生育两个儿子，可从女性正常的生育年龄推测长广公主的年龄，进而估算其三姐平阳公主的生年。综合上述资料，估计平阳公主和二弟李世民的年龄差也接近10岁。

平阳公主

这意味着，窦氏在诞育李建成、平阳公主之后，有接近10年的时间没有生育。

不要说平阳公主也可能是李世民的妹妹。《资治通鉴》明确记载，李世民称呼长广公主为“姊”——“姐姐”，而长广公主在姐妹中排行第五、平阳公主排行第三是《新唐书》予以确认的史实。退一步说，假设平阳公主出生晚于李世民，更能证明窦氏曾有过长达10年的生育空白期。

【《资治通鉴》：上至（长广）公主所，公主以首击地，泣谢子罪，上亦拜泣曰：“赏不避仇雠，罚不阿亲戚，此天下至公之道，不敢违也，以是负姊。”】

这10年里，窦氏是不是频发习惯性流产？姑且不论一位有过两次平安生产经历的女性有多大概率突然转为习惯性流产体质，按照当时的医疗水平，一位罹患习惯性流产的女性，在年过三十之后，生育能力又骤然转向旺盛，连举世民、玄霸、元吉三子，这种概率又有多大呢？

综上所述，窦氏很有可能是在生儿育女之后，出于维护自身健康的考虑，主动采取了避孕措施——减少与丈夫同房，分居。所谓“人妻之道”由小妾们代劳。只不过李渊早期的小妾似乎都不太“给力”，基本都生女儿。儿子太少了，逼得窦氏“重出江湖”，三十岁之后频繁怀孕、生育。当然，“生儿子还得靠老婆”应该只是原因之一，李渊对窦氏情深义重，对分居忍无可忍，想必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最后，窦氏在46岁盛壮之年病逝，也不知与高龄多产、伤害身体有无关系。

如果说窦氏的生育时间仅仅是一种巧合，其儿媳——李世民之妻长孙氏的生育节奏就更能勾起后人的联想——“分居纳妾法”有可能是李家两代媳妇私下传承的避孕养生之术。

从618年（武德元年）到620年，长孙氏以一年一胎的速度怀孕、生育，连续生下李承乾、李泰、李丽质。此后“休兵”7年，到626年玄武门之变成功后，于当年冬天第四度怀孕，这一胎就是唐高宗李治。那么，中间的7年发生了什么？我们可以从以下史实入手，进行推测：

一、在那些年里，年轻的长孙氏积极行动，长袖善舞，尽力辅佐李世民应对复杂困难的局面，及至发动玄武门之变。长孙氏的同母兄长孙无忌也是李世民最亲近、最信任的心腹。此时，长孙氏和李世民这对正在同甘共苦的少年夫妻，感情不会存在大的问题，不可能因为感情变化而分居达7年之久。

【综合《旧唐书》、《新唐书》：时太宗功业既高，隐太子猜忌滋甚。后孝事高祖，恭顺妃嫔，尽力弥缝，以存内助……及帝授甲宫中，后亲慰勉，士皆感奋。】

二、长孙氏长期患有一种慢性疾病——“气疾”，即哮喘。《资治通鉴》记载她“素有气疾”，搞不好是先天性疾病。武德年间接连三年生育之后，长孙氏曾经大病一场。病情严重到什么程度呢？连李世民这样的铁血男儿也禁不住忧心忡忡，利用北上防御突厥的机会，顺道去太原交城县玄中寺（又名“铁壁寺”）礼谒高僧道绰大师，在佛前供奉珍奇珠宝，为妻子祈福。

【《太原府交城县石壁寺铁弥勒像颂》：太宗昔幸北京，文德皇后不豫，辇过兰若，礼谒禅师绰公，便解众宝名珍，供养启愿。玉衣旋复，金榜遂开。】

或许，经过此次大难不死，长孙氏忆起了婆母窦氏在世时对女儿和儿媳们说过的私房话：“倘若身体难以支撑，切不可勉强，须以养生为重，来日方长……”

于是，就有了7年的生育空白……

和早年的李渊不同，玄武门之变发生时，李世民早已不缺子女，加上庶出，单单儿子就有6个。随着玄武门之变的成功，为他开枝散叶的女人势必越来越多。但他还是坚持不下去了，忍不住要和长孙氏同居。《旧唐书》说他即位后对长孙氏更加善待——“弥加礼待”。更好地履行夫妻之道大概也是这个“礼”的一部分。

由李治开始，长孙氏又生育4次，大致保持两年一胎的节奏。比武德早年连生三年轻松一些，看来也是夫妻双方吸取早期的经验教训，有意识加以节制的结果。然而，长孙氏终究在36岁因病崩逝。

不清楚她的病故与多次产育有多大关系。不过，有别于正史记载，五代后蜀何光远所著《鉴诫录》说她死于难产。这个记载可信度不高。因为按长孙氏的去世时间倒推，假设她系难产而死，表明李世民在为皇考李渊服丧守孝期间仍然与妻子同房，公然违反礼法，会干犯物议，激起臣民指责，在历史上留下骂名，不符合玄武门之后李世民爱惜羽毛的心态。当然，假如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鉴诫录》说法竟然属实，那我们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但《鉴诫录》的记载应该可以说明，民间对长孙氏的病因有所猜测，一部分人怀疑与生育有关。

【《鉴诫录》：长孙后号观音婢，难产亡。】

没有靠谱的避孕工具和避孕药，也不能苛求古代男性思想超前，懂得为保护妻子而“按情自抑”。李渊如此，其子李世民如此，后来的恒州司功参军萧君也如此，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男人，同样如此。只能说，爱情也是一把双刃剑吧！

如果真有穿越这回事，我想委托穿越者带某种既轻巧又管用的现代避孕工具回去，交给李渊父子和千千万万需要它的人：“其实，你只需要一个小套套……”

届时，众多古代女性也能威风凛凛地对找借口纳妾收婢的老公喊出一个理直气壮的字：“滚！”

主要参考资料：毛阳光、余扶危主编《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门玥然、陈丽、朱爱《试析唐代上层社会妇女的生育问题》，甄尽忠《中国古代生育救助措施浅论》，文白《百年奇趣避孕史》古籍《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鉴诫录》、《小品方》、《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

作者简介：细雨丝竹，又名浅樽酌海、井飞鸟，南京大学法学院毕业，金融从业者，文史控、推理迷、言情痴、考据癖。长篇小说《神探王妃》、长篇历史散文《鱼玄机》（笔名“浅樽酌海”，已签约出版，继续创作中；前者部分连载于晋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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