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则臣《北上》：我们的历史写在这条河流上 想象大运河的3种方法

徐则臣《北上》：想象大运河的三种方法

徐则臣《北上》

比较视野下的历史与河流

文 | 李徽昭

徐则臣以一种比较的视角介入《北上》的写作，将两个意大利人放置到中国运河人文历史书写中，由跨越一百多年的宏阔视野讲述运河故事，形成了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故事与摄影多重的比较视野，同时以20世纪诸多重大事件介入到人物行动与命运中，使小说具有了时间与历史的长度、题材与问题的难度、思想与艺术的厚度。

京杭大运河

无论中西或古今，河流都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不同文明文化形态的出现及其发展转换无不与大小河流产生种种关系，但将河流作为小说写作的主要题材，尚不多见。徐则臣长篇小说《北上》以30多万字的宽阔篇幅来写流贯南北、穿越历史的京杭大运河。

小波罗（意大利名为保罗·迪马克）和弟弟（费德尔·迪马克）怀着对马可·波罗书写的美好中国的期待，先后来到中国，他们与同船的谢平遥、邵常来、孙过程，与中国女子如玉，由北往南，从无锡、常州、镇江、扬州、淮安，到济宁、天津，从摇晃的运河行船到运河两岸，经历与见识烟花柳巷、船闸人家、兵马劫匪、纤夫官员，遭遇了人生所能遭遇的一切，将一个想象的马可·波罗的中国，转化为身体力行、耳闻目见、鲜活生动的中国。沿着时间和历史的流淌，意大利兄弟俩100多年前的同船者、遭遇者，也繁衍出各自后代，即邵秉义、邵星池、谢望和、孙宴临、马思艺、胡念之、周海阔等众多后辈。在各自命运中，演化出新世纪运河边上与河流结缘、行走生活并关注河流的现代故事。《北上》中，河流不仅是故事发生的空间，也是与人物性格、命运发生密切相关的文化焦点。意大利人小波罗怀着对中国的美好想象，雇船沿运河北上；弟弟费德尔坐船参加联军攻打北京；邵秉义、邵星池父子俩是运河船夫；谢望和做运河电视节目《大河谭》；周海阔收集运河文物、在运河边开旅馆；胡念之对运河进行考古。这一切均与运河息息相关，河流是能指也是所指，成为小说故事推进的重要力量。

不仅如此，徐则臣以30多万字的篇幅书写一条大河，拉开了100多年历史的宏大视野，使河流与中国命运、现代中国历史产生一种密切的扭结关系，在人物命运、河流和历史的交互关联中，故事性得到相当的彰显，现代中国历史也与运河彼此互动共生，散发出长篇小说的深远思想内涵。小说首先呈现的是运河漕运衰落史，落点在1901年，古代中国向现代中国巨变的前夜。暗流涌动中，戊戌变法、八国联军、义和团起事、抗日战争、“文革”、改革开放所有现代中国人绕不开的大事件、并应与之产生命运呼应转折的重大事件几乎尽皆在小说中出现，历史及其核心事件由此呈现出与我们脉搏跳动的声息。历史事件不再是抽象虚空的概念，而是小说人物性格与命运发展的背景，是人物行动及其命运的驱动力量。小说中，历史已由黯淡的声音和文字内化为人物的直接感应。到谢望和、孙宴临、周海阔、胡念之等当代故事中，前辈遭遇的历史面影和气质继续得到感应和承接，这一切故事转换与推动的历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与故事，而是个人的叙述，每一个个体都生活在历史中，历史也生活在故事里。《北上》也由此穿越历史，成为当下史、个人史。

“70后”这一代作家，大多没有历史的包袱，历史也因此甚少成为他们叙事的关注焦点。历史的阙如使得这一代作家既可轻装上阵，也因此缺少文学史的深度与厚度。由运河入手的《北上》却独辟一条弯弯的小路，不但直面20世纪早期重大历史，而且将这一历史的重锤延宕敲击到之后人物命运身上，串联起京杭大运河与20世纪中国与中国人的命运，使历史呈现出别一向度，以独特的历史书写重塑了“70后”一代作家的新形象。

这种历史的直面书写首先以保罗·迪马克、费德尔·迪马克两位意大利人为主线铺成延展开来。这一对兄弟何以来到中国？在中国这样一个异域文化空间，兄弟俩观察视角有何不同？这种不同对于认识20世纪早期中国有何意义？这是徐则臣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进入两个成长经验、生活环境迥然隔离于中国的意大利人身上，首先就确定了一种难度。这一难度的完成就在于小说写作手法的新意，也即小说主角的异域生活经验形成了一种间隔作用，使叙述者以文化比较的方式进入20世纪中国历史，这种小说写作手法可以说是一种类似于比较文学式的小说写作方式。当下的比较文学，在“平行研究” 、“影响研究”之外，开始倡导一种“跨文化研究”，并形成了一种比较视野的形象学。比较形象学强调他者的意义，《北上》正是在比较的小说写作方式中建构起两个意大利人的他者形象，以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的比较视域，在20世纪中国历史宏大背景中，呈现了一种文化性的、日常生活化的京杭大运河。

《北上》中，作为一种比较视野的保罗·迪马克、费德尔·迪马克两位意大利兄弟，与谢平遥、邵常来、孙过程、秦如玉等中国大地上出生成长的中国人，互为比较形象。对于谢平遥来说，以清末翻译工作为业，经常接触外国人，在小波罗（保罗·迪马克）这个外国人身上发现了人的多重性，这个意大利人既对中国好奇，又有着“欧洲人的傲慢和优越感”。而在小波罗带着马可·波罗式的浪漫中国想象中，他对运河、对中国笔墨方式、对中国大地上的一切都充满好奇，他给中国人拍照、与船夫聊天、和中国官员接触，在和中国人的朝夕相处中，深切地感受着一个“老烟袋味”一般的古老中国。不仅如此，他丝毫不掩饰自己人种的异质性，愿意被中国人观看。互为他者的小说形象形成了小说内在的文化间离效果。在小波罗雇佣谢平遥、邵常来北上的一船同行中，他们走过船闸、访问教堂、走进官府、落入妓院、经历劫持、偶遇平民，这一系列坐船北上的运河之旅，互为他者的比较的小说写作方式充溢着一种跳出中国（以两位意大利人叙事视角）看中国（变革发展的多元性）的文化间隔效果，营造出丰富多元的文化意蕴。

《北上》的小说叙事也营造出不同的比较方式。小波罗的北上故事以第三人称叙述起笔，谢平遥视角为主。到第二部对小波罗弟弟费德尔·迪马克的故事叙述时，转而使用第一人称。两种叙述人称前后迥然。第三人称叙述中的小波罗病死于运河上，第一人称叙述的费德尔·迪马克最后变成了中国人马福德，繁衍出后代马思艺、胡念之。此外还有谢望和视角的第一人称叙事，第三人称的胡念之、马思艺、周海阔。不同的叙事者与故事推进发展的聚焦者，使得小说不同人物重叠对照，也使意大利人视角的中国与中国本土视角的中国，衍生出戏剧性的叙述张力，并由此演化出对中国历史追问的多层意义空间。

《北上》的比较式的小说写作抑制了写作中的散漫与情绪冲动，即，他不得不借助于两位意大利人视角来审视中国，不得不接受一个远离了中国这个本真写作身份的挑战。他需要处理好作为故事叙事者的创作主体与两位意大利人带来的异文化的关系，这就需要作者必须能够跳出中国来讲述中国，将两种观念经验不断比较，进行恰当运用，需要作者能跳出中国历史来审视京杭大运河，不断以两位意大利人的世界运河经验来重新观照京杭大运河。无疑，《北上》的处理是成功的，小波罗经常以意大利的运河感受穿梭审视着眼里所看、耳中所闻的一切，由此审视着中国，使这条大河蔓延着无限的文化与历史意蕴，无论其兴盛还是颓败，都是生动的20世纪中国故事。

应该注意的还有，《北上》比较的小说写作方式还体现在对摄影这一现代工具性艺术与运河历史故事之间的对照式处理。小波罗、孙宴临的摄影行动，孙宴临的摄影课程，摄影家郎静山的作品介入，不仅映照着京杭大运河的文化与历史，也同样映照着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的变化发展。摄影是一门依赖技术的艺术行动，照片所摄取的人物、风景安慰了时间流逝所形成的悲伤，也在后来者的生活中承担着复活记忆的纪念功能。对于摄影者而言，可通过即时瞬间的获取，满足自我的见证与历史记录的实现。然而，对前现代中国而言，摄影的这些功能与意义是完全意外的事物。当小波罗在运河边美丽的油菜花田地，准备给一些下层民众拍照时，却遭遇了不愿被拍的中国语境。摄影机器对人像的摄取与前现代手绘成像形成了反差，现代机器对于前现代社会的中国下层民众是一种恐惧的灵魂摄取者，而非纪念与自我形象认知功能的相片，最后一位受刑的民众以誓死的姿态接受了拍照。对于小波罗而言，摄影却具有另一种旅游休闲的意义，他在船闸上下左右地拍照，与前现代中国的民众对摄影的拒斥，构成了相当大的文化反差。摄影在中国的前期遭遇及其文化反差有着中西不同的工具语境和裂隙，直到孙宴临这个新世纪摄影家这里才日益消弭。当孙宴临对邵秉义父子的渔民日常生活进行记录时，摄影行动的双方达成了内在的和谐，也由此记录了运河的日常生活，并因此引起谢望和关注。作为日常生活记录并艺术化的摄影行动，孙宴临满足了摄影的现代意义。在孙宴临和小波罗之间，则有孙宴临小祖父因摄影获罪、郎静山艺术摄影获得经典化的另一种遭遇。从孙宴临追溯到小波罗，摄影构成了小说中另一条比较式的叙事线索，以一种跨学科介入小说叙事的写作方式推动了《北上》多重意蕴的生成。

徐则臣以一种比较的视角介入长篇小说《北上》的写作，将两个意大利人放置到中国运河人文历史书写中，由跨越100多年的宏阔视野讲述运河故事，形成了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故事与摄影多重的比较视野，同时以20世纪诸多重大事件介入到人物行动与命运中，使这部小说具有了时间与历史的长度、题材与问题的难度、思想与艺术的厚度，可以说，在题材、思想、写法上均是徐则臣乃至“70后”作家长篇小说写作有意义的突破。

2

创作谈

想象一条河流的三种方法

文 | 徐则臣

最重要的是等。

你永远不会知道一个故事、一个人物什么时候会在你的头脑里真正长成，所以只能等。我在《北上》里把京杭大运河当作主人公来写。在此之前，写了近20年的运河，水与船都只是小说的背景，主人公是河边和水上的人家，是穿行在千里大运河上的一个个人。这一次，背景走到前台，这条河流要成为主人公。对我来说这既是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写作就这样，某个配角你盯久了，他就有了自主成长的意志，暗地里缓慢地丰满、立体，哪一天冷不丁地站到你面前，你方恍然，一个新主角诞生了。

那些作为小说背景的元素也一样，当它们羽翼渐丰，也会悄无声息地从后方突围到前台，你不得不正视。《王城如海》如此：主人公其实不是话剧导演余松坡，而是我所生活的这座城市；北京城被我写了十几年后，已经不甘只做背景，挺身冲到了前台。《北上》亦如此：小波罗、马福德、谢平遥、邵常来、谢望和、孙宴临、邵秉义、胡念之、周海阔他们固然也重要，需要浓墨重彩歌之蹈之，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生活中最大的背景，浩浩荡荡的一条长河，这一次，它进阶到小说的最前沿。

迟早有这么一天，你必须面对它。所以，当我说《北上》写了4年，其实我说的是，《北上》我写了快20年。在20年前写下第一篇关于运河的小说时，我就已经在写《北上》了。它在20年来我所有的运河小说里暗自成长，直到2014年的某一天，它跳到我面前，说：我来了。我只是稍稍愣一下神，就明白该干活儿了。瓜熟蒂落指的就是这感觉。我等到了《北上》。

要写不意味着就能写。的确也如此，一个人站在你面前，囫囵囵你肯定能看个差不离，一旦深入细节，需要描述放大镜和显微镜下才能呈现的细部景致时，你会发现，你离真相还远。2014年，我决定写《北上》，那条我以为熟悉得如同亲人的河流，突然变得陌生和似是而非了。我没法如想象中那样，伸手就来。电脑打开，手指头总落不到键盘上。问题来了。尽管我从小生活在水边；尽管我初中时校门口就是宽阔的运河，大冬天宿舍的自来水管被冻住，我每天早上都要抱着脸盆牙缸一路狂奔出校门，就着水汽氤氲的温暖运河水刷牙洗脸；尽管后来我曾短暂寓居的淮安，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我在河边散步、游玩，一天要跨过运河上的水门桥、北门桥、若飞桥若干次；尽管我断断续续写了近20年的运河、运河边的花街和石码头，自以为装了一肚子水边的掌故和人生——它们还是没法把我的手指头摁到电脑键盘上。我要做第二件事：

走读。走和读，边走边读，边读边走。

2014年开始，我决定重走运河；首先要建立一个对运河的整体感。很多年里从南到北，走过京杭运河的不少河段，但多属无心之举，看了就看了，留下来的不比到此一游的观光客更多。但这一次，我带着眼睛、智商、想象力和纸笔走。我看，还要看见，更要看清楚，看清楚河流的走向、水文，看清楚每一个河段的历史和现在，看清楚两岸人家的当下生活。这是个大工程。京杭运河从南到北1797公里，跨越浙江、江苏、山东、河北4省及天津、北京两市，平常工作忙，杂事也多，没有可能一次性沿运河贯通南北，只能利用出差、还乡等机会，一次次“南下”，隔三差五便走上一段，看多少算多少，4年里竟也把运河丈量了一遍。部分有疑难的河段反复去了多次，没办法，大运河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加上中国南北地势起伏、地形复杂，河水流向也反复多变，不亲自到现场做详尽的田野调查，各种史志资料中描述船只“上行”“下行”根本弄不明白。尤其是几处重要的水利工程，比如山东南旺分水枢纽，仅凭纸上谈兵是理解不了的。尽管现在荒草萋萋，河道漫漶，当年“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的遗迹所存甚少，但在现场一站，只10分钟，比之前苦读10天的资料都管用，豁然开朗。

“南下”对《北上》的意义，如何高估都不为过。在写作上我越来越像个实证派，我希望每一个细节都经得起推敲。屡屡南下为我建立了对京杭运河的整体感，闭上眼我能看见大水经行之处的地形地貌，看见水流的方向和洪波涌起的高度，由此也能推算出1901年春夏之交，意大利人小波罗乘船穿行某段河道可能需要的时间。我的中国地理知识一向贫乏，因为写《北上》，4年里每天面对运河地形图，在告别中学地理课20多年后，终于补上了这一课。

走是真走，读也真读。

运河1000多公里的征程中，历史上单改道一项，可以写几十卷大书，我必须知道小说行经的年份和河段，船究竟从哪里走；小说自1900年起，至2014年止，100余年，数不清的人和事，虚构必须建立在基本的史实基础上，我得弄清楚一个鸡蛋在1901年的无锡和济宁可能卖一个什么价；我也得知道意大利人小波罗点燃他的马尼拉方头雪茄用的布莱恩特与梅公司生产的大火柴，一盒能装多少根。我还得知道，运河到了2014年，一个跑船的人如何展开他一天的生活，而这个跑船的人，在他的一生中，驾驶过哪些船，每一艘船在他的生命中占据了怎样的位置。我像患了强迫症一样，希望每个细节都能在小说里扎下根来，它们扎下根，我的虚构才能有一个牢靠的基座，小说最后才可能自由放旷地飞起来。我要写出一条文化意义上的运河，首先要有一条日常生活中的真实的运河。

唯有阅读方可获取这些历史和现实中的知识与见解。对我来说，阅读相关资料本身就是写作的一部分，是写作的题中应有之义。我辟出书橱两层专门放置相关书籍，4年下来，认真通读的不下60本，随手翻阅的书籍和浏览的影像资料更多。必须承认，百分之九十的阅读在小说中都找不到半点蛛丝马迹，但倘若没有这浪费掉的百分之九十，断不会有这部《北上》。

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18年12月24日3版

对话《北上》作者徐则臣：把大运河当主角 过去与现在双线叙事

北京晚报

作者：陈梦溪

徐则臣（右一）在通州北运河为写作进行调查

书乡：为什么将运河故事的时间点选在1901年？

徐则臣：对运河来说，1901年很重要。这一年光绪发布了“废漕令”。对很多中国人来说，知道京杭大运河就是通过运河的漕运。1901年运河迎来了很大的转折点，漕运的功能突然消失了。从明代开始，运河就面临着一个问题：河道要不停地疏通。中国的地势北高南低，漕运船向北是一直往上走，所以叫“北上”。黄河时常决口，大量泥沙下来，河床就又抬高了，所以要不停地疏浚河道，带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的消耗，加上海运的发展，便主张废掉漕运，这样运河就没有朝廷去清理了，北边水浅，运河便从济宁以北断掉了。

书乡：你是江苏人，听说你对运河很熟悉，并曾经在运河边生活过？

徐则臣：我从小生活在河边，初中时住校，到冬天，宿舍的自来水管冻住，我们就端着牙缸、脸盆往校门口跑。校门前是江苏最大的一条人工运河，石安运河，一大早河面上水汽氤氲，河水暖人。后来在淮安生活过几年，每天在穿城而过的大运河两岸穿梭。因为对运河淮安段的见识与理解，成就了我的运河之缘，二十年来，绵延千里的大运河成了我小说写作不可或缺的背景。二十年来，我一点点地把运河放进了小说里。我也因此培养出了对运河的专门兴趣，但凡涉及运河的影像、文字、研究乃至道听途说，都要认真地收集和揣摩。

书乡：哪件事触动你最终下决心要写这个故事呢？

徐则臣：2014年《耶路撒冷》出版后，我有一个停下来的休息期，写了几个中短篇，但一直想着写一部什么样的长篇。一次与韩敬群总编在当代商城里的一家咖啡馆聊到接下来的写作计划，突然觉得可以写了。之前一直缺少一个拍板的决心，那天就决定要认认真真地投入去写这部小说。正是基于多年的专注，在泛泛地以运河为故事背景的写作之后，决意这一次倾囊而出，把大运河作为主角推到小说的前台来，就有了耗时四年的《北上》的写作。

书乡：写作过程遇到过瓶颈吗？

徐则臣：之前推翻了很多稿，一直找不到方法。因为这部小说的时间跨度很大，从1901年到2014年；空间跨度也很大，从杭州到北京；运河的各个阶段、各个河段都很重要。到底写哪段、不写哪段，杭州、无锡、扬州、高邮等沿途的重要城市如何安排，戏份篇幅是多是少，我费了不少精力反复考量、来回推敲。对于小说的结构也是不停地推翻重来，再推翻，再重来。所以我在摸索结构上花了两年时间，中间一度写不下去，才去写了《王城如海》，之后才找到现在小说中的叙述方式，接着写下去就比较顺了。

书乡：用“过去-现在”双线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徐则臣：其实这个故事既是双线叙事，又有点像装置艺术的叙事。两条线相互独立又勾连在一起，相互生发，通过各种人物关系产生联系，最后纲举目张，将整个故事串联起来。这样既能将各个节点兼顾到，又能节省篇幅。写大运河体量肯定不会太小，但我又不希望写得太长。如果按照传统的方法写，从杭州一路浩浩荡荡写到北京，至少要大几十万字，现在想压缩篇幅，只能从结构上做文章。对于现代小说来讲，如果不是特殊题材，30万字就可以驾驭了。《百年孤独》也是一百年的历史，这样复杂的题材，28万字就写完了。我希望这部小说能更精炼，处理得更巧妙。一开始我的设想就是不超过三十万字，最后写完也的确刚好是三十万字。

书乡：你曾说因为要写《北上》，这几年你有意识地把京杭大运河从南到北断断续续走了一遍，这一路旷日持久的田野调查改变了你对运河的很多想法。

徐则臣：亲身经历是一种无法替代的感受，比如淮扬菜是不是书上写的味道，南旺水利枢纽，邵伯闸如何开闸通航，甚至各地运河水的流向、岸边的植被都要现场感受，才能有感性的、直观的经验，沿途许多湖在想象中与现场感受完全不同。跑船的人跑一年和跑十年，他的生活状态、与水的关系就会呈现出不同。早上的、黄昏的、夜晚的运河的气质也是迥异的。过去对运河的想象太笼统了，比如镇水兽的摆放和表情，每个地方都不一样，有的是石头的，有的是铁的，每只镇水兽都有它的传说。这对写作非常有用，或许最后不一定用在小说中，但去过现场后再写，会觉得内心特别笃定。

书乡：为什么用意大利人“小波罗”的视角作为观察者来呈现运河的故事？

徐则臣：百年前一个风雨飘摇的中国被迫卷入了全球化的过程。只有中国人眼中的中国是不够的，我想借助一个外来者的视角看那时的我们。我想看一看那时中国人和运河的关系是什么。那时的知识分子和现在的知识分子对运河是什么关系。漕运废止一百年后，我们该如何重新看待大运河。申遗成功是一个不容再回避的契机：是“唤醒”大运河的时候了。

书乡：评论称这部小说“只是呈现，并不提供意义”，你怎么看？

徐则臣：一部小说更大的责任在于提出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我想任何一位小说家都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去为运河做一个盖棺论定的结论。我的确更多地以呈现细节、呈现疑问为主。结论可能是错误的，但细节永远是正确的。

书乡：今日运河许多从功能上都废止或改变了，我们要如何看待？

徐则臣：从功能上讲，运河的确在衰减。之前我对运河的认识也停留在功能性的层面，后来研究、了解后发现，整个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包括中国人的人格构造、思维方式都与运河有着很大关系。我当时觉得，这真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值得从文化的层面上好好挖掘。这才是我写运河的最大原因，否则我就像过去一样将运河当做故事背景写了，这回我要把大运河当主角去写。

书乡：通州的运河给你那些印象？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徐则臣：我们聊起北京会提到永定河，会说先有永定河，后有北京城。对北京这座城市来说，运河可能更重要，北京的成长壮大靠的是运河，吃的喝的用的，都是靠运河来运送物资。当年国外使节来到北京都是从通州的运河下船，以前叫通县。马嘎尔尼来到中国，就住在通州的蛮子营等待乾隆的召见。现在从天津到通州这段叫北运河，我和几个专家一起去看了这段河道，现在水很小，不能通船了。很多评论都谈到了当下我们应如何去反思和关心运河。我们目前对运河的了解可能还比较肤浅，对运河文化潜能挖掘地也不够，所以我才去写这样一部小说。我们不能遗忘这条河，不能忘记我们的来路。运河的意义还需要学者、作家、艺术家等各类人去呈现，给我们重新审视它的底气。

徐则臣新作《北上》：我们的历史写在这条河流上

“对于一条日常生活中的运河、一条文化意义上的运河，对于运河的历史和现在，我慢慢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就希望能够好好写这条河，把大运河作为主角推到小说的前台来。”提及新作《北上》的源起，著名作家徐则臣将其归于自身对水的感情以及在运河边的生活经历。

1月17日晚，“我们的历史写在这条河流上——著名作家徐则臣《北上》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著名作家、学者曹文轩，著名作家、散文家宁肯，著名作家石一枫与徐则臣就小说的结构、“小说与历史”等话题进行了讨论和交流。

徐则臣，著名作家。1978年生于江苏东海，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人民文学》副主编。著有《耶路撒冷》《王城如海》《跑步穿过中关村》《青云谷童话》等。部分作品被翻译成德、英、日、韩、意、蒙、荷、俄、阿、西等十余种语言。

《北上》是徐则臣潜心四年创作完成的长篇新作。小说阔大开展，气韵沉雄，以历史与当下两条线索，讲述了发生在京杭大运河之上几个家族之间的百年“秘史”。

“北”是地理之北，亦是文脉、精神之北。《北上》力图跨越运河的历史时空，探究普通国人与中国的关系、知识分子与中国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探讨大运河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地理、文化以及世道人心变迁的重要影响。

谈到《北上》的小说结构，徐则臣的恩师曹文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北上》写的是一条蜿蜒中国南北的大河，写它很容易就会顺流而下，按河流的流淌方式写成一条河的构架，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北上》却让人尤为惊喜，它的结构很特别，作者如同骑在马背上，这匹马并非朝着一个方向，顺着一条直线一路向前，而是在一个状态里面，不时调转马头，在多个时间段里头来回奔跑。正是这种别出心裁的构架，让我们读出了历史的沧桑，读出了人事无常却有常的感叹以及人世间永恒的悲欢离合。”

宁肯对此非常赞同，他直言徐则臣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实验家，《北上》在结构和形式上做了突破性的尝试，“读完这部小说的一个巨大的收获就是建立一种形式感、一种新的空间感，让那些没有联系的事物变得有联系，让那些不可能的事情变得可能。”

石一枫认为《北上》标志着徐则臣在创作上步入一个新的阶段。

他坦言，“这部作品对于我们青年作家来说是非常重要和特殊的。在写作题材上，我们这代作家仿佛总是愿意从自己身边拾取写作的资源，比如写生活变化、城市生活、小镇生活等，徐则臣有一个非常让人佩服的地方，他总是在同一代作家里面尝试那种难度巨大的题材，这一次对于历史题材的挑战，他又一次完成了别人并不能够完成的写作。”

“我们写小说有个责任或者特殊能力，就是能提出一个与历史学家不同的看待历史的角度，这一点往往是一个小说家独特的东西，比如《白鹿原》把中国的近现代史解读成一个乡村的宗法制度瓦解的过程，而徐则臣的《北上》其实是把中国的近代历史写成一条河的历史，从旧历史里面看到新东西，这是好的关于历史题材的小说。”石一枫说。

徐则臣表示自己对于《北上》感情特殊，从小生活在水边，后来念书工作的城市就有一条运河，“二十年来，我一点点地把运河放进了小说里，运河也一直是我小说非常重要的背景。慢慢地，你对它的描写越多，认识越清楚，它就会变得越立体、越全面，忽然有一天，这条河一下子在我面前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轮廓，就像一个东西从一个黑暗的水面一点一点浮上来，我能看见它完整的形状。对于一条日常生活中的运河、一条文化意义上的运河，对于运河的历史和现在，我慢慢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就希望能够好好写这条河，把大运河作为主角推到小说的前台来，于是就有了耗时四年的《北上》的写作。”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北上》的责任编辑韩敬群当日感慨，这个国家从来不缺乏大题材，好故事，缺少的是灌注生气与创造力，虚实相生，奇正共济，让想象力腾飞在坚实土壤上的有力量、有质感的文学书写。

“徐则臣的《北上》力图跨越历史时空，探究国人与国家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书写大运河的精神图谱和民族的旧邦新命。从这个意义上看，《北上》既是一条大河的故事，也是民族与文化的故事。”韩敬群说。

（中新网记者 高凯）

徐则臣：写完30万字《北上》，我终于能毫无愧色地自称“运河之子”

公元1901年，岁次辛丑。这一年，时局动荡，整个中国大地风雨飘摇。为了寻找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期失踪的弟弟马福德，意大利旅行冒险家保罗·迪马克以文化考察的名义来到了中国。这位意大利人崇敬他的前辈马可·波罗，对中国及运河有着特殊的情感，故自名“小波罗”。谢平遥作为翻译陪同，并先后召集起挑夫邵常来、船老大夏氏师徒、义和拳民孙氏兄弟等来自底层的人士一路相随，从杭州、无锡出发，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当他们最终抵达大运河的最北端——通州时，小波罗因意外离世。同时，清政府下令停止漕运，运河的实质性衰落由此开始……

一百年后的2014年，中国各界重新展开了对运河功能与价值的文化讨论。当谢平遥的后人谢望和与当年先辈们的后代阴差阳错重新相聚时，运河人之间原来孤立的故事片段，最终拼接成了一部完整的叙事长卷。这一年，大运河申遗成功。

鲁迅文学奖得主徐则臣潜心四年完成的长篇新作《北上》，讲述了发生在京杭大运河之上几个家族之间的百年“秘史”。“北”是地理之北，亦是文脉、精神之北。日前，徐则臣带着《北上》来到思南读书会，作家笑言，“没到思南，仿佛这小说白写了。”

“我初中时住校，校门前是江苏最大的一条人工运河，石安运河，一大早河面上水汽氤氲，河水暖人。后来在淮安生活过几年，每天在穿城而过的大运河两岸穿梭，一天看一点，聚沙成塔，对运河也知道了不少。在1797公里的大运河上，淮安素有运河之都的美誉。不惟自隋以降，一千多年里漕运的衙门陆续设置此处。因为对运河淮安段的见识与理解，成就了我的运河之缘。二十年来，绵延千里的大运河成了我小说写作不可或缺的背景。”徐则臣说，《北上》前后写了四年，但追溯起源，可能有二十年之久。京杭大运河1797公里，从北京一直到杭州，沿岸穿过四个省、两个直辖市，“正儿八经的地级市大概有18个，研究运河会发现非常有意思，比如淮扬菜，扬州和淮安都是运河沿线的，淮扬菜里豆腐做得好，但淮安和扬州的豆腐却是不一样的做法”。对运河了解越多，越是会发现了解得还不够。“我以前常自诩对运河比较了解，一闭眼，1797公里就活灵活现地出来了，轮廓非常清晰。但真要写，才发现你的运河其实是望远镜里的运河，要落实到一个个细节，要每一笔每一划交代清楚，望远镜远远不够，还需要显微镜、放大镜。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想好好写一下这条运河，把它作为主人公推到小说的前台来。”

“运河是一种隐喻、一种象征，它是每个人生命历程、童年记忆中都会有过的贯穿始终的东西。”《收获》编辑吴越说，在《北上》中，这条运河是几代人的生命史，也是中国的近代史。对于今天的人来说，这一百多年历史，包括我们的先人和祖辈，很可能已经变成了发黄历史上稳定下来且不断发脆的字句，徐则臣用《北上》给这些字句、这些人、这些名字，给他们曾经生活过的故事浇上了运河水，让他们活过来、润起来了。然后，他又把他们的后人完好地带到了我们面前，故事的整个脉络由此集中在一起，成为一段隐秘中国历史的入口。

徐则臣是个有“写作强迫症”的人，写作《北上》的四年里，他真的把运河从南到北走了一遍，有的地方甚至走了好几遍，看了六七十本关于运河的专业书。写完小说后，为了确保历史细节没有硬伤，还请了两位专家来审读。“因为在运河边长大，这条河一直是引导我走向世界的向导，也是拓展对世界想象的最重要方式之一。在我的想象中，这条河越来越长，直到它长到1797公里，变成京杭大运河的时候，我想，我应该从头走到底去看一下。”徐则臣说，尽管对运河感情深厚，但在写这部小说前，从来不敢用“运河之子”的说法，“这似乎太矫情了。但当我把三十万字的小说写下来，我觉得自己有资格这么说，不是因为我写了运河，而是因为我为它投入了很多。我把‘运河之子’这四个字放在小说的最后一句话，我觉得可以真正认定自己是‘运河之子’了。所有在运河边上生活过的人，只要你认真地对待它，我想，都可以称自己为‘运河之子’。”

“这是一本适合在旅行中看的小说，从意大利赶来寻亲的小波罗在小说一开始就说了一句话，大地在扩展，世界在生长。这不仅仅是一句台词，整个小说始终有流动感。”作家、翻译家黄昱宁说，很多人讨论这部小说都会认为这是一种知识写作，因为牵涉到大量关于运河的专业知识、历史知识，对普通读者来说，这些知识都是相对陌生的。大量陌生的信息在一个文本中急速爆炸，很容易让人贴上“知识写作”的标签，“但我更愿意把它描述为虚构能力，这种能力不光是简单的资料收集，还包括对虚构对象强烈的好奇心和虚构难度的蓄意挑战。在中国小说家中，具有像科学家做田野调查一般的癖好甚至是强迫症的不多，很朵小说家在作品中写的是自己熟悉的领域，甚至本人的经历与叙述对象有很多重合之处，徐则臣和《北上》给了我另一种类型的惊喜。”

《北上》

徐则臣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写这部小说花费了大量案头工作，写得很艰难、很辛苦。写完以后，我又继续看了很多关于河流的书，比如长江、黄河。有一天晚上，我在散步，在耳机里听《再说长江》，突然听到录音里有一滴水滴下来，非常清晰的声音，然后又听到长江边上一个小孩在芦苇里非常清脆的笑声。我的眼泪一下子掉了下来，和一条河耳鬓厮磨这么长时间，在我听来，这些声音是那样悦耳。”徐则臣说，“如果我这本书里关于运河的描述，能让一个读者突然有所触动、心动，就像我听见那滴水声、那个孩子的欢笑声时的激动和感动那样，我觉得就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