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问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古代,什么样的功劳最大?什么样的功臣算是最大的功臣?这个问题注定是见仁见智的,然而有几个答案会不期然的进入我们的脑海。在古代,君王是一个国家甚至天下的核心,自然君王的安危就是重中之重。所以我们经常在影视剧中听到一句话叫“功大莫过于救驾”,在很多人眼中,救驾之功就是顶顶大的功劳,其他的都得靠边站。因为君王也得承着救驾之人的一份情,自然多加眷顾,救驾之功便显得尤为不凡。
然而,救驾之功就是最大的吗?也不尽然。在古代,君王虽然看似最高最大,然而却有一个“存在”凌驾于君王之上,这个存在就是“社稷”。“社”本指土神,“稷”本指谷神,而社稷合起来却是被用来指代国家,或者可以表述为祖宗传下来的江山。自古“社稷”贵于君王,所以挽救社稷之功,自然应该大于救驾之功。可有一个实际的问题,救驾之功容易认定,可什么样的功绩算是挽救社稷?你没有办法证明,没有你的功劳,社稷就会灭亡。而真到了那一步,君王和社稷同命运,挽救社稷和解救君王其实也就是一回事。社稷其实也不过是一家一姓的祖宗基业罢了,那么有比江山社稷更重的吗?《孟子·尽心下》中言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那么救民于水火、解民之倒悬的功绩自然莫可匹敌,不过有此功绩之人大多为一方霸主君王,不为人臣。
这其实也是今人对古代功臣功绩的认识,那么在古代人眼中,尤其是古代贤人眼中,什么样的功劳才算是最上等的功劳呢?《史记·晋世家》中记载了晋文公重耳关于赏赐功臣的一番言论。当初,经过19年的逃亡,重耳终于回到了晋国,坐上了晋国国君之位,之后便开始论功行赏,功劳大的封给土地,功劳小的授予爵位。重耳前后封了三批功臣,因周襄王求救而中断,自然有一些重耳的追随者没有收到封赏。我们所熟知的介子推就是其中一个,不过今天我们所说的并不是他。在追随重耳逃亡的众人中有一个人叫壶叔,一直没能得到封赏,于是忍不住去找老大理论:“您三次封赏都没轮到我,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重耳闻言很是不满的批评了壶叔,并做了如下论述:
夫导我以仁义,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赏。辅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赏。矢石之难,汗马之劳,此复受次赏。若以力事我而无补吾缺者,此复受次赏。三赏之后,故且及子可见在重耳的观念中,救驾之功不过第三等,开国之功、从龙之功不过第二等,真正上等的功绩是劝导君王行仁德之事,辅佐君王成为一代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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