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日本的“特高课”并非军事机构，出现女课长的更是抗日神剧

前几年热播剧《伪装者》里面的南田洋子中佐，《五号特工组》中的酒井美惠子少佐，职务都是日军上海宪兵司令部的“特高课长”，穿着军装挂着兵种黑色，把观众唬得一楞一楞的，其实都是扯淡。因为日本的特高课并不是军事单位，它与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一样，属于国家秘密警察和间谍组织，直属于日本政府内务省而非军方。

抗日神剧中出现女性特高课长则更为离谱，因为特高课成员既非现役军人，旧日本陆军也不存在女性军官，完全是为了了增加“色彩”而特别杜撰的角色。日本的特高课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立的，存在于各地警视厅，正式称谓是“特别高等警察课”，它有别于普通的治安或刑事警察，是级别较高的政治警察和秘密警察。

特高课最初成立的目的是协助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侦控国内思想异动和事变，日本在发动侵略战争之前能实现举国狂热，特高课的罪恶工作功不可没，因为日共和反战组织、人士都遭到特高课的侦缉、镇压和抓捕，使日本国内各阶层不同的声音遭到压制。特高课同时也延伸为国际性的情报组织，它主要利用驻外各使领馆的工作人员，为政府提供他国的军事和政治经济情报。

特高课在日本国土之外的正式延伸始于东北，即通过日俄战争撅取了旅大地区的“关东州”之后，1905年不仅成立了驻军“关东军”，也建立了殖民地性质的行政和司法系统，因此在关东州警察署里仿效本土成立了“特高课”，目的当然是监控和镇压这一地区中国人民的反日思想和活动。

东三省沦陷“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特别强化了东北的警察系统，东三省的警察超过10万人（里面还有3万名日本人掌握实权），在各警察厅专门成立类似于特高课职能的“特务科”，其实就是伪满的“政治和秘密警察”，其权力和地位远超普通警察，实际业务受日本情报机构和特高课的直接操控，像什么《悬崖》里的高彬就是这类角色。

而日本陆军拥有自己的情报和反间谍机构，比如各级陆军司令部所属的宪兵队、特务机关（陆军省军政系统），以及在战争爆发后临时成立的“土肥原机关”（参谋本部军令系统，包括什么梅竹兰菊各机关），所以抗日神剧里“特高课”满天飞的情况是无知和违背历史的，陆军怎么可能允许警察机构在自己的占领区飞扬跋扈，地盘是军队打下来的。

百科上将土肥原贤二贴上“特高课头子”的标签也是不准确的，青木宣纯、坂西利八郎和土肥原贤二实际是日本陆军特务机关的三代特务头子，而并非是警察系统的“特高课”头子，他在中国负责的间谍和情报活动的权限，最早是由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赋予的，足以说明其系统分类。称土肥原是“特务头子”才是准确的，因为所有的特务组织都要听从军方特务机构的统一指挥。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山海关以南的沦陷区内，日本政府并没有建立专门的警察系统，自然也没有正规“特高课”的存在，镇压反日思想及活动的任务主要由军方的宪兵队和特务机关承担，分工也比较清晰：特务机关主要负责间谍与反谍、秘密行动的组织，宪兵队负责抓捕和镇压，因为是军队系统，所以穿军装佩军衔是正常的（土肥原机关及下属各机关主要负责策反和支持伪政权）。

特高课在日本国内权力较大，毕竟是在日本政府和内阁的眼皮底下，警察系统能够正常发挥作用，侦破和抓捕佐尔格、中西功等间谍小组都是由东京警视厅的“特高课”完成的，特高课甚至派员前往上海和杭州实施追捕。但是在中国沦陷区，是陆军的宪兵队和特务机关权力较大，因为属于战时的军事管制体系。

东条英机出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官之后，也曾要求所有警政事宜必须向宪兵司令部报告，因此在抗战时期，真正握有权力的还是日本陆军的宪兵机构。不过军队在侦察、跟踪和技术等方面毕竟不如专业的警察，因此在1937年以后，日本宪兵和警察成立了“联合特高课”，隶属于几个较大地区的“宪兵司令部”，比如上海和北平等城市，其性质是从警察中抽调专业人员与军方合作，负责镇压占领区的抗日活动。

“联合特高课”以从属于陆军宪兵单位的形式存在，并且也不是在各地都建有特高课这个机构，日军的宪兵司令部里设有政治作战部、情报处、警备处等业务处室，根本不需要什么活都由特高课去干，那毕竟是政府方面的警察性质，而宪兵才是“军队中的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