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商人群体按地区分，有晋商、徽商、粤商、闽商、江右商、吴越商等许多地区性商帮；按行业分，有行商、盐商、粮商和票商、洋商等。这些商人集团中的大商人都是天下的巨贾，操纵了全国的商业。例如山西的曹家、乔家、渠家、常家、刘家等分别拥有数十万至百万两银子。清代，这些商人群体的资本规模和经营规模大大扩大。以晋商为例，明初晋商开始在北方边镇市场经营粮盐棉布。
到了清代，晋商从明代的“半天下”发展成为“遍天下”，其商业网络遍布全国、长江南北、长城内外，并且不断扩大。整个亚洲地区。山西商人的分支广泛分布各地，北部抵达明斯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和彼得堡，南部延伸至香港、加尔各答，东部抵达大阪、神户、横滨和仁川，以及西部的阿拉伯国家。贸易品种无所不包，称为“上自绸缎，下至葱蒜”。在商业组织形式上，有分号制、联号制、股份制等先进的经营模式。商人自治组织——商会、行会兴起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工商业者之间的竞争加剧。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防止不正当竞争，纷纷建立保护自己利益的商会、行会。
如山西稷山、绎、闻喜三县商人建立的北京河东烟行会馆，曾因历年来牙侩私增税项，全行奋起斗争，取得了胜利。进入有清一代，工商会馆、公所更是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据近人不完全的统计，苏州工商会馆共建立47所，其中明万历天启年间建立3所，清康熙年间建立16所，乾隆年问建立13所。康熙乾隆年间所建共29所，占会馆总数60%强。北京工商会馆、公所共建立50所，其中明中叶建立9所，清康熙年间建立5所，雍正年间建立4所，乾隆年间建立9所；上海尚未发现有明代建立工商会馆的记载，清顺治年间建立l所，康熙年间建立2所，雍正年问建立1所，乾隆年间建立10所。
汉口尚未发现有明代建立工商会馆的记载，清代共建有工商会馆17所，其中康熙年间建立6所，雍正年间建立1所，乾隆年间建7所，乾嘉年间建立2所。广东佛山镇，清代前期，则有熟铁行、铁钉行、金泊行、陶艺花盘行等工商会馆19所。可见雍乾时期建立会馆最多。这些工商会馆绝大部分是商人或手工业者创建的。如北京的通州晋翼合馆，就是乾隆四年由山西翼城商人建立的。这时期会馆公所的普遍出现，反映了工商业行会已进入全盛时期。根据以上几方面的叙述，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都较前代取得了巨大进步，有的文献用明清“商业革命”的提法来总结这样一种变化，是有其合理性的。
经济史学者高德步、王钰认为：“西欧地理大发现以后，出现了商业扩张、市场扩大、商品关系和商业组织发展、重商主义思想形成，即商业革命。”这一时期的“商业革命”有着显著的特征，首先是商业贸易方式发生了变化。该时期的商业贸易以“丝绸之路”、“茶马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等为纽带，以跨国、跨境远距离长途贸易为主；其次是商业中心城市涌现。该时期的商业不仅使得远途商路得到扩展，造就了商路一带的经济繁荣景象，而且支撑了一大批商业中心市镇的出现均出现了商业繁华兴隆的景象，带动了当地人口的增长；再次是商业规模大幅扩大。
如商帮、商业家族、商号、商会的出现，意味着商业任务已非个人或少数商队的行为而变化为有组织、成规模的商业经营活动，在重要的商业活动之外还衍生出不少富有意义的其他活动，影响整个社会的进步；最后是商业贸易的内部还不断发生着技术进步。方式变化、商业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巨变，这些都对经济的商业化转型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明清时期山西经济商业化转型的金融背景，从明代中期到清代晚晴，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为商品交换和内外贸易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使中国经济逐步向商业化经济演化发展。
对应于此阶段，中国金融业也发生了剧烈变革，表现为货币制度的演化、货币供应量的变化、金融机构的演化、金融业务的创新等。金融的发展推动经济由传统的农业经济逐步向商业经济演化转型。货币制度的演化，张居正作为改革者，在进行赋役改革的同时，成就了白银货币化的货币制度改革，“一条鞭法”统一了征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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