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文理论方面同：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韩愈、柳宗元提出了更为明确、更具有现实针对性的古文理论。概括来讲，韩、柳的古文理论有如下内容：其一，是“文以明道”。其二，在倡导“文以明道”的同时，也充分意识到“文”的作用。与他们之前的古文家有了明显的区别。其三，为文宜“自树立，不因循”，贵在创新。其四，韩愈论文非常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和文章的情感力量，认为这是写好文章的关键。柳宗元也主张人的气质“独要谨充之”，情感要“引笔行墨，快意累累”（《复杜温夫书》）地尽兴抒发，并认为：“君子遭世之理，则呻吟踊跃以求知于世。……于是感激愤悱，思奋其志略以效于当世，必形于文字，伸于歌咏。”（《娄二十四秀才花下对酒唱和诗序》）这里的“感激愤悱”与韩愈的“不平则鸣”有着内在的同一性，作为一种高度重视个人情感的理论主张，二者均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和意义。
韩愈
异：韩、柳理论主张的核心是“文以明道”说，他们倡导的文体文风改革也是以这个口号为主要标志的。从这一主张与现实政治紧相关联的实践性品格看，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就这一主张尤其是韩愈“明道”说的内涵来看，却没有比它之前的理论家提供更多的东西；而且一旦脱离了它产生的具体环境，作为一种普遍理论存在时，便会成为一种束缚，成为宣传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理论依据，常常使得文章缺乏真情实感，充满道学气。
柳宗元
韩、柳虽然规定了“明道”是为文的目的，“为文”只是明道的手段，但其古文理论的精华却在于对“文”的论述，也就是说，他们论“道”只关系到写什么，而论“文”则重在解决怎么写，怎样才能写好，相比之下，柳宗元无疑凝聚了他们更多的心力。后世一些道学家对韩愈大为不满，指责他“第一义是去学文字，第二义方去穷究道理”（《朱子语类》卷百三十七），是把道德与文章“倒学了”（《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正反证了韩愈对“文”的重视程度。如果我们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考察，便会发现，韩、柳的古文理论之所以重“道”亦重“文”，甚至有时重“文”超过重“道”，实在是受到了自唐代以来逐渐复归了的杂文学观念的影响，同时也是杂文学观念在特定时期的集中表现。
在创作方面：韩愈、柳宗元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但在政治、学术方面有同有异。他们都是中小地主阶层出身，都反对当时的藩镇与宦官。但柳宗元投身于王叔文集团的政治活动，主张改革；韩愈则对此持反对态度。他们的思想都以儒学为主导。但韩倾向于唯心主义，却坚决反对佛教；柳有朴素的唯物论成分，却又兼信佛学。他们的文论都主张文道合一，文质并重，学习先秦两汉作品而要有独创性，并且都擅长议论文、传记文。但韩愈尤长于碑志、序跋、哀祭等体；柳宗元的寓言、游记、骚赋等则为韩所不及。艺术风格方面，韩雄大而柳精悍。韩愈收召后学，传授古文，门下人才辈出；柳宗元贬谪南方时，也有从学的人，但缺乏特出知名之士，因此，韩的影响大于柳。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