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里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当真是''大胆式批判''？

《长恨歌》里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当真是''大胆式批判''？

一曲《长恨歌》情怨绵绵：''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长恨歌》在''传奇''式的笔法下，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几笔勾勒，道尽聚散悲欢：唐皇、贵妃、青娥……一个爱情故事，好不动人情。而白乐天一支笔，涂涂改改，几度增删不留原诗一字，所为何？以史为镜。惟愿绘出一个大唐繁华、一个安史祸乱的变迁。可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细思之下，李隆基才死去几十年，何以就敢将矛头直指君王，如此大逆不道？嫉祸水红颜吗？恨庸君误国吗？

我们先从大历诗风说起。何为大历诗风？——在经历了安史之乱、或者在这之后成长起来的的大唐诗人，诗风再难见盛唐壮阔的气象，多派生的惆怅寂寞和哀愁，在不同程度上体现着和群体疏离的倾向。诗歌虽然有着自己的情调，却是虽有风味而骨气顿衰。我们叫做诗歌生命的沉潜状态。

《长恨歌》为白居易早期的诗歌，与《赋得古原草送别》一样，都是上接大历诗风之重视个人内心世界的下的产物，这个时期，白居易还没有开始倡导他的''新乐府运动''，诗歌也不是''歌诗和为事而作''，只有着一些出自个人的讽喻倾向，并没有完全为政治服务的创作动机。这也就是为什么会有这句''汉皇重色思倾国''的原由。

那么既然不是''红颜祸水''，归根到底，便是''君王重美人不重江山''了，《长恨歌》明显就是白居易创作早期，最为大历和中唐复兴时期的交替的产物。

从汉末建安开始，儒家思想的枷锁，一直被不断地挣脱，在魏晋时期以来，佛家思想传入中土，道教思想兴起，玄学一时间蔚然成风，直到六朝时期结束，乃至唐朝安史之乱前，儒学亦然不能取得昔日的地位，唐朝由于''李''姓氏，道家地位更加突出。儒学复兴，是在白居易后半生开始的。

《长恨歌》中道教的痕迹到处可见，''临邛道士鸿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在当时的唐朝，是个热烈崇拜道教的朝代，李白就是当时其中之一，白居易虽然以''汉皇重色思倾国''开篇，但是在后来文章中，描绘了杨玉环以修行斩断前缘，唐玄宗以精诚感动天地，实际上是为李杨爱情误国裁剪了一件带有宗教庇护的保护衣，挡住了后世对于他们的骂名，他们的爱情是超越凡世间的，自然不应当收到俗世的评价，尤其是在这个道教为信仰的时代。

至于''汉皇重色思倾国''的评价，当真是大逆不道吗？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巧妙的开拓，唐王朝辉煌的崩溃，虽然不是红颜祸水，由一个女子承担，但也终究是女子导致的，为什么？汉皇重色啊！所以耽误了国事。除此以外呢？白居易没有提到。而这个''色''，还在道教的庇护下，得到了救赎，不是吗？所谓''食色，性也''，《长恨歌》将唐明皇看作普通人，也只不过犯了人之常情，这样子，就是回避了当时封建王朝自身腐朽的原因，完全符合当时统治者需要的——重建百姓对于唐王朝的信任。简单的说，白诗之通俗以至于流传之广泛，''汉皇重色思倾国''传达给百姓的，不再是安史之乱倾尽国力十年才平定的事实，而是人之常情''重色''导致的了。

白居易的一纸《长恨歌》漂洋过海，来到日本后，成了在日本中世文学中的民间传说，《太平记》这样子记载：''贵妃母午睡，水珠从柳树枝滴下，遂怀孕。贵妃非常人也，乃下凡仙女转生。''在日本人心中，和白居易写得诗歌一样，杨玉环是美的化身，拥有不衰老的容颜、不凋落的生命、纯洁无暇不为世上人所染指。即使在中国的《唐书》，也这样子记载：开贵妃墓欲移葬他所，启墓故香囊犹在。无肉无形，香囊犹在。''

天生丽质的杨贵妃，当真是我见犹怜。对于美的事物、美的人，谁又会对其大加嫉妒、诋毁呢？在中国，随着历史的河流在流淌，沧海桑田，在杨贵妃的故事上，又多了一部《梧桐雨》，一部《长生殿》。在《梧桐雨》中，杨贵妃有了自己的声音''陛下，怎生救臣妾一救？''，在《长生殿》中，杨贵妃在忏悔中得到了历史的饶恕，无论作者之笔出于怎样的目的，写书谋生也好，继承历史也好，都是将历史罪民的枷锁从她的手上解除。

无论中国，还是日本，杨玉环作为一个为政治牺牲的可怜人，在没有来自儒家思想绝对的批判时候，都是对这样子一个美丽的女子原谅的。于是，我们将《长恨歌》当作一首爱情长诗来看、来读，''汉皇重色思倾国''，不过是写出美人之美，李杨爱情之深，命运之悲惨罢了。我们谁也不知道，白居易当时写下这首诗是出于什么心情，是咏史？还是歌颂爱情？但是《长恒歌》写了一段超越生死的爱情，几乎可视为《牡丹亭》爱情可以使人死而复生之说的先声。''''汉皇重色思倾国''，也许这一笔落下的时候，就不是指责批判，而是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