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我当“公务猿”的那些年

说起鲁迅，很多人都知道他是个著名作家，其实他在成名前，还做过六年的全职“公务猿”。

1909年，留日归国的鲁迅，在绍兴一个学堂当教员，薪水很低“不足自养”，工作也很无聊。

三年后，在好友许寿裳的引荐下，鲁迅得到时任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在教育部做了一个科长。

工作不如意

刚开始，鲁迅很有一番大展宏图的志向。

1912年，蔡元培号召发展美育，并开办了“夏期美术讲习会”，得到了鲁迅的积极响应。

他为此专门撰写了《美术略论》讲稿，基本上每周演讲一次，可惜听众寥寥无几，每次只有数十个。

后来蔡元培离职，这个讲习会也被取消了。

鲁迅对此非常气愤，在日记中写道：

“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

人如果不懂欣赏美和艺术，不就同猪狗等牲畜一般吗？

没有了美育教育，那就多欣赏现成的自然和建筑之美吧。

鲁迅后来又写了篇《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强调保护自然和文物：

“当审查各地优美林野，加以保护”“著名之建筑，伽蓝宫殿···所当保存，无令毁坏”

为了推进这个主张，鲁迅还曾去一些地方考察，希望将这些地方开辟为国家公园。

遗憾的是，这些都没有下文。

鲁迅还不死心，又努力推动京师通俗图书馆、历史博物馆等的建设，还捐赠了一些文物给历史博物馆。

这项工作虽然旷日持久，也屡遭变故，但还算有成绩，京师通俗图书馆终于在鲁迅的指导与支持下落成。

1912年至1913年，教育部搞国语注音工作，

鲁迅和许寿裳等几位旧友创造了一套注音字母，表决时得到多数人认可，这套注音字母一直使用到新中国成立。

总的来说，鲁迅做公务猿的这些日子，遇到的挫折比成功多，便不复初来时的意气风发了。

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感慨这几年的职场生涯是：

“一别忽已过年，当枯坐牙门中时，怀想弥苦”

旁人眼中看报纸喝茶的清闲好工作，鲁迅却为自己无所作为，虚度光阴而烦恼不已。

业余放飞自我

工作不如意，鲁迅在业余生活中彻底放飞自我。

比如写信，那时候不像现在，可以发微信，也不能发微博吐槽，于是鲁迅把一腔热情都挥洒在了信纸上。

鲁迅1912年5月到京至年底，光是给弟弟周作人就写了76封信，1913年也写了76封，1914年83封，1915年97封，1916年达到了106封，平均一个月就有9封。

考虑到那个年代的邮递速度和对方回信的周期，鲁迅堪称一枚“写信达人”。

然后就是逛市场，主要是逛宣武门内的小市和琉璃厂，目的是买书、搜集碑帖拓片墓志、买山水画册等，鲁迅的薪资有相当一部分都花在了买这些东西上。

此外就是与朋友、同事们吃饭喝茶。仅1913年一年间，他在日记中提到的外出活动就有294次，最多的时候一天有5次。

他和朋友有时一起去逛市场，有时一起去下馆子喝酒，还经常叫外卖。

他在北京最好的朋友是许寿裳，与钱玄同也一度私交甚笃，鲁迅写小说投给《新青年》，就是钱玄同的主意。

但是更多是一个人独处、思考的时光。

1917年，鲁迅每天下班后便躲在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抄写古碑，这一年他的日记中大量记载了购旧拓本、买汉画像、搜集古镜等事。

半隐居的鲁迅常常感到孤独和愁闷，他说自己:

“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

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尽管鲁迅也因现实而“丧”，但心中依然燃烧着一团火焰。

设计北大校徽

当时，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邀请鲁迅设计北大校徽。

接受蔡元培委托后，鲁迅便着手设计北大校徽，并于8月7日“寄蔡先生信并所拟大学徽章”。

校徽的造型是中国传统的瓦当形象，简洁的轮廓给人现代的感觉，透出浓厚的书卷气和文人风格。

“北”字是背对背侧立的两个人像，下部的“大”字是一个正面站立的人像，有如一人背负二人，构成了“三人成众”的意象，给人以“北大人肩负着开启民智的重任”的想象。

鲁迅用“北大”两个字做成了一具形象的脊梁骨，借此希望北京大学成为国家民主与进步的脊梁。

可以说，这也是他当时对自己的期望。

1918年，鲁迅在中国杂志《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短篇白话文小说。

1920年，北洋政府越来越动荡，公务员的薪资开始拖欠，很多公务员靠在外兼职解决生计，鲁迅也到北大去兼职讲小说史。

后来他陆续发表了《仿徨》《呐喊》等振聋发聩的小说，成为了一代文学巨匠，乱世中的民族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