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怀大志的左宗棠历经早年科场屡次不第、中年受肃顺、曾国藩等知遇之恩得以自立门户、崭露头角，用泼辣的雷霆手段镇压了闽浙地区的太平天国残部，其暴躁的脾气（可能缘于早年科场失意导致的心理扭曲）、雷厉风行的行事作风成为晚清官场的一道别样的风景。
左宗棠凭借军功成了封疆大吏的时候正值以“自强”、“求富”为口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为目的的洋务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时任闽浙总督这个沿海省份督抚要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见识过洋枪洋炮火轮船威力的左宗棠自然也对洋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以他独特的个性和为官的风格办理属于他的洋务。
首先是用人不疑。左宗棠自身对洋务认知有限，且总督的公务琐事繁多，不可能事无巨细一把抓，所以左宗棠会放手将洋务全权托付给信得过的人去办理。比如将船政事务全权托付给沈葆桢，让亲信周开锡、胡雪岩从旁协理。自己退居幕后把握大局，即便自己不在其位也能施加影响。左宗棠在敲定创办船政后不久就奉旨调任甘陕总督，后任闽浙总督吴棠打压船政，左宗棠身处甘陕仍能遥控反戈一击。
其次是有清醒的合同意识。例如左宗棠在做出创办船政决策后，虽说将船政的日常管理事务委托给了他信任的沈葆桢、周开锡、胡雪岩等人，但他们都不懂造船技术和海军教学，所以左宗棠将技术这块全权委托给了法国海军军官出身的德克碑和日意格，虽然他俩只是低阶军官，只是在镇压太平军时跟左宗棠有过不错的合作（德克碑、日意格都是前中法混合武装“常捷军”军官），但左宗棠在和其二人签约的时候赋予二人极大权力的同时规定了极其严厉的限制条款，规定船政的船厂必须在五年内建成并建造出16艘蒸汽军舰，若不能完成则被视为违约。有效的约束了洋人洋匠凭借技术欺负中国人懵懂无知的心理。
再次是舍得下本钱。左宗棠在委托德克碑、日意格在五年期限内使“船政成功”除了严格的限制条款外还砸下了不菲的本钱，规定洋员洋匠们在创办船政的五年期间除了能享受高额的工资待遇（平均每月白银1500两，是同时期为创办日本横须贺海军造船所的法国洋员洋匠的工资的十倍左右）之外，在船政成功之日可以领取总额达十二万两白银的巨额奖金（当然这笔钱不用左宗棠自己掏腰包，朝廷当了这个冤大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船政洋员洋匠在重赏之下自然也是卖力的干活，也使得船政能在短短五年之内取得成功。虽然左宗棠这个做法在后人看来实在有“穷大方”“充大户”之嫌，但他确确实实把事情给办成了，在当时晚清那种“花大钱办小事”的官场大环境下，也确实已属不易。
1869年，福州船政局建成并出产出中国第一艘西式战舰，到1907年，共建造舰艇40艘，交付清军北洋与南洋舰队使用。其中，一部分在1884年中法战争中被击沉，一部分参加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被日本舰队撞沉或俘虏。“通济”号钢胁钢壳练船、“泰安” 号木质兵船，一直服役到民国时期。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1月，全面抗战爆发后，为阻止日军舰队进入长江，国民党政府下令炸船封江，包括“通济”号钢胁钢壳练船、“泰安” 号木质兵船在内的8艘海军舰艇全部自沉在江阴水域。福州船政学堂培养的海军军官和技术人才达1357人，占中国近代海军人才的60%以上。不管怎么说，洋务派特别是左宗棠为中国自强的努力应该值得肯定，在艰难的条件下造出了那么多军舰，相比一艘船、一座炮也造不出来的，军阀混战的民国要强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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