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圭战国时期洛阳人，名丹，子圭，具体生卒年不详。师从鬼贵子，相传鬼谷子赠与白圭一本《金书》，并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世无可抵则深隐以待时”的处事经商的道理传授给了白圭。
白圭曾在魏惠王初期担任魏国的相国，魏国都城大梁靠近黄河，经常遭受洪灾。白圭认为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于是，他治水的时候，派人沿着大堤检查，堵塞了所有的蚁窝，这样一来大堤便固若金汤，水患解除了。后来，魏国越来越腐败，白圭辞官毅然离开了魏国。
在中山国和齐国游历期间，两国的君主都想把白圭留下，帮助自己治理国家，可白圭却婉言拒绝了。朋友问他为什么，白圭回答说：“他学习的时候听过五尽的说法，这两个国家不注重承诺，信用已经丧失；不注重声誉，名声已经毁了；没有仁爱的教育，亲情冷漠淡薄；出门远行的人没有干粮，待在家中的人没有食物，财力已经耗尽；用人不能任用贤良，国君自己又不能奋发图强，事业也已经走到了末路。国家出现了这五种现象，便是五尽了，一定会灭亡的。”
离开齐国之后，白圭曾经到过秦国，当时正值商鞅变法，白圭对商鞅重农抑商的政策很是反感，便没有在秦国做官。
白圭一番游历之后，对各诸侯国的政治局势看得很是透彻，对政治很失望，于是他放弃从政，转而走上经商之路。
战国时期的洛阳作为东周王朝的都城，社会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分工越来越细致，出现了大批依靠买卖为生的商人，还有不少外地客商不远千里的来洛阳经商，当时洛阳的商业相当繁荣，经商氛围很浓厚。出生在洛阳的白圭，天生具备商人的素质，具有极高的商业天分，很快就成了首屈一指的商贾巨富。
战国时期的商人大都喜欢经营珠宝这类型针对有钱的王公贵族们的暴利行业。但是白圭却没有选择这个当时最赚钱的行业，而是另辟蹊径，做起了平民百姓的生意。他自己总结八个字“人弃我取，人取我予”来概括他独到的经商理念，白圭认为“下谷”等老百姓生活的必需品，虽然利润较低，但成交量大，一样可以获利。
白圭认为收获的季节或遇到丰年，农民大量出售谷物时，适时购进谷物，再将丝绸、漆器等生活必需品卖给这时比较宽裕的农民；而在年景不好或是青黄不接时，适时出售粮食，同时购进滞销的手工业原料和产品，是给别人实惠，自己可以获利的好办法。当时的很多奸商，看到某些商品积压滞销时，坐等价格贬得更低再大量购进，而白圭却用比别家高的价格来收购；等市场粮食匮乏时，奸商们又囤积居奇，白圭却以比别家低廉的价格及时销售，满足老百姓日常生活的需求。白圭的这种经营方法，既保证了自己能够取得经营的主动权，获得丰厚的利润，又在客观上调节了商品的供求和价格，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农民、个体手工业者以及普通消费者的利益。
白圭还向农民供应优良的谷物种子，既为自己增加了收入，又帮助农民提高了产量，同时拥有了更充足的货源。白圭的做法无疑形成了一套产销一体的产业链条，使商业和农业生产紧密地结合起来，相互促进发展，这在当时真是前所未有的商业创新。
最值得一讲的是白圭创办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商学院。不论是起源于西周的官办学校，还是春秋以后出现的私立学校都不会把商业作为一门学科去专门得讲授。
而白圭却广收门徒，传授自己吸取先贤思想加之实践得来的商业理念，经营之法和做人的道理。虽然商人的社会地位在当时很低，可白圭不这样认为，他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疆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这和治国，治军毫无区别。所以白圭收学生是及其严格的，想做他的学生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起码得具备智，勇，仁，强的素质：聪明，灵活变通，伺机而动谓之智也;勇敢果断，处事不惊谓之勇也;懂得感恩，富有爱心，利人利己谓之仁也；意志坚定，不为他人左右谓之强也。
后世的很多商人深受白圭的影响，凡具备智、勇、仁、强的品格，凡践行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经营理念的商人皆可谓是商祖白圭商学院门下的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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