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战略智库的安邦有什么不同？

时间轴上的安邦智库

作为一家战略型独立跨国智库，安邦智库（ANBOUND）从1993年成立至今已经发展到了第二十六个年头。时间一直向前走，安邦始终坚持以客观独立的视角，致力于追求”事实“和”可能性“，为客户真正创造价值。

我们对未来形势的预测，很多情况下是可验证的。这样的例子有很多，熟悉安邦智库的读者已经知道了安邦智库几个较为著名的形势方面的趋势判断。小编在这里不讲那些有名的，只讲两个"较为无名”的市场预测。

一个是在2001年7月形成的研究结论——《中国股市，盛宴之后是崩盘》。这个结论与当时的时令气氛相当不符。很不幸的是，那个时候的股市热度很高，唱好很正常，唱衰的寥寥无几。当时《经济观察报》发表了这篇文章，几乎与此同时，中国股市真的发生了崩盘，从2001年7月23日到8月6日，上证指数从2169点跌至1882点，跌幅13.2%；深圳成指从4588点跌至3893点，跌幅超过15%。

可能有人会想，这个事情带有偶然性，为了释疑，这里再提供一个预测范例。

2009年11月19日，我们在《每日金融》的信息产品上发表了另外一个有关股市的趋势预测。这个预测主要是警告散户，大量资金突然云集并不正常，可能出现重大风险。之后的事情大家也许清楚，从2009年11月23日开始，市场连跌五天，除了24日下午的一个小反弹之外，连续的下跌，套牢了很多当时盲目进场的资金。

有人会问，安邦智库的预测为什么那么可靠？其实答案并不复杂，因为我们有一套自己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就叫信息追踪的研究体制。

经常阅读安邦智库公号的读者想必非常熟悉，我们在推文后经常会附上一张这样的图：

▲安邦智库公号头条文章截图

其实这类图就代表了我们对某个问题长期的追踪和关注，大多数情况下，当类似的问题还没引起政府或公众的关注，甚至还未发生时，就早已进入安邦的视野。

这样的追踪研究数不胜数，我们最近把安邦智库所有的追踪研究都整理为一套书—《时间轴上的安邦智库》，目前制作了这套书的第一辑。

▲《时间轴上的安邦智库》

的确，在安邦智库发展的第二十六个年头，当我们回首过往，留给社会的除了一个个精准的战略预判之外，对追踪性研究体制的挖掘和发展也许更为重要。

那么究竟什么是追踪性的研究体制？安邦又是如何进行追踪和分析的呢？这个问题，说来就话长了。

社会科学走了自然科学的老路

在安邦智库首席研究员陈功看来，我们这个世界能够称之为科学的东西，大体上都是源自于自然科学，就像欧几里得、牛顿、居里和爱迪生所做的事情一样。毫无疑问，在数十万年的时间中，自然科学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人类的进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不过，相对于发展较早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系统性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因为与人的立场和情感相关，如今也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一般来说，社会科学是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的各学科总体或其中任一学科。它是研究各种社会现象的科学。如社会学研究当代人类社会，政治学研究政治、政策和有关的活动，经济学研究资源分配等等。

当社会科学初建时，有些人想建立一门总体社会科学，而有些人则追求单科的专门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后者取得了胜利。经济学和政治学首先达到独立的科学地步；其次是人类学和社会学，借着是社会心理学，最后出现的是社会统计学和社会地理学。

从这种追求开始，人们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无可避免的走上了自然科学的老路，对某些问题进行单一学科化划分，导致了现在绝大多数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使用了自然科学研究的范式思维。

什么是范式思维呢？简单的来说就是根据定义定理，设定模型，然后将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些问题套用该模型，然后得出结果，而这样的思维模式往往导致滞后性，无法创新，更多的是在归纳和总结，无法形成有效的战略预判。

现代信息社会、互联网以及人工智能对于传统认识的冲击是明显的，所谓“科学”以及“社会科学”也不例外。范式的存在以及范式的突破，已经成为今后的主要问题和方向。

在社会科学领域，范式思维固然便利了理解、认识，尤其便利了学习；但同时也约束了人们的想象力，约束了创新。这种情况下，建立在信息社会认识基础上的信息思维就开始发出耀眼的光和热，引起人们的重视。

安邦智库为什么不同？

考虑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在人类下棋已经绝对赢不过机器的今天，今后学习的方式都可能出现重大改变，资料综述以及写作可以为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工具所代替，泡图书馆等机械学习方式，渐呈落伍的学习方式。

在安邦智库看来，信息资料基础上的推导和判断，在信息有效整合和定义的基础上，寻找新的、有效的动态逻辑路径，以及由此产生预测，这才是信息社会中创新思维形成的关键。优秀的智库学者，总是数年如一日的像数学家那样做着推导、再推导。

追踪性的研究体制，首先否定了特定学科划分的社会科学，认为社会科学互相之间相互影响，所以需要有非常宽泛的知识系统作为前提，于此同时，针对某一个问题持续不断的跟踪研究，而不是当事情发生了再做总结和归纳，区别范式研究，尊重创新，形成战略预判。

所以必须承认的是，安邦智库的研究模式与常见的研究机构以及大学教育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此，这是一种思维方式上的差异，一场范式思维与信息思维的较量。

两者之间，并非有着知识的鸿沟，但却存在着明显的思维模型方面的巨大差异。这也是很多国内外在学术上颇有建树的年轻学者到安邦智库之后，无法很快适应我们研究活动的最重要原因。

那这样的情况能否有所转变呢？答案是肯定的，关键则是在于思维训练。这样的思维训练方法并不复杂，但却需要时间，持续进行磨练。首先要掌握信息整合以及资料运用的能力；其次是要掌握正确推导和判断的能力。

有了这样的能力，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至于科学的“可检验”要求，在社会科学而言，实际只是一种成果的验证，当你掌握了这一套方法之后，自然能够体会其中的乐趣。

事实永远只能接近

您也许要问了，是不是只要这样做了，就一定会拥有正确的成果和预测？

在很多宗教里面都有先知的角色，安邦智库相信在任何宗教里面，这绝对都是一个神圣的角色。

什么叫先知？先知就是对事情比我们普通人知道得早，知道得准确，他能百分之百地预测未来。所以，大家不要忘记，百分之百准确地预测未来，那是先知，不是普通人。

谁都想百分之百地知道真相，但问题是这仅仅是普通人的理想，是人类永无止境的追求之一，在现实中却几乎永无可能性。

在现实生活中，事实永远只能接近，因为“有限信息条件”，会左右你的预判结果，拥有的知识点越丰富，信息条件越完善，则成果越可靠；反之则不可靠，置信度不高。所以，能够追求以及可能追求的只是判断和预测的可验证结果多一点而已。

安邦智库的方法论仅仅是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一个异类，幸运的是，从目前来看，它也许更符合未来社会的技术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