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20日，“《新文学史料》创刊40周年纪念会 ”在中国出版集团隆重召开。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李岩、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刘勇、中国当代研究会会长白烨、著名学者孙郁、陈漱渝、陈子善及著名作家后代张晓风、舒济等应邀出席。
为新文学还原历史、正本清源
《新文学史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办刊物，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名家楼适夷、韦君宜、牛汉等创办，茅盾先生题写刊名。该刊物以收集和保存五四以来文学史料为宗旨，呼吁老作家撰写回忆录，呼吁文学工作者挖掘、考证史料，希望以一刊之利恢复文学记忆，重新沟通久已湮没的五四新文学光荣传统。自1978年创刊至今，《新文学史料》已不间断出版四十年，总计162本，成为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一部大型的“回忆录”、史料库。
阎晶明发言
在纪念会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阎晶明表示，《新文学史料》是一份与中国改革开放同步伐的学术刊物，它以自己的方式内在地体现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阎晶明提到，在《新文学史料》的创刊号上，就推出了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的专号，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重新进行客观公正的、学术的、专业的追忆和总结。
阎晶明认为，历史既需要评说，也需要提供可资信任的史料作为佐证，而且史料本身就是观点，就是态度。在这个意义上，《新文学史料》无可替代。“它的目标，我理解，很重要的一条，正是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做还原历史、正本清源的工作。同时它也以百家争鸣的态度为各家提供言说的空间。经过40年的努力，《新文学史料》为我们建立起一个丰富饱满、姿态万千的中国新文学图谱，为我们从文学史教材之外获得了大量新鲜生动的史实，也为我们廓清了许多文学史实上的迷雾。”阎晶明表示。
有个人回忆，也有史家拍案
据人文社社长臧永清介绍，创刊四十年以来，《新文学史料》刊发了众多知名作家的回忆录、自传、日记、书信，如茅盾的《我走过的道路》、丁玲的《魍魉世界》、胡风回忆录、日记、书信及《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文联旧档案”、“冯雪峰外调材料”等一大批珍贵的第一手史料；也刊登文学研究工作者撰写的作家小传、评传及偏重资料性的专题研究、访问、调查、考证、年谱等，如“路翎专辑”、《文坛师友录》、《张爱玲文坛交往录》、《口述历史不可尽信》、《民国时期文人出国回国日期考》等重要史料，既有亲历者个人回忆，又有研究者多方考证的“史家拍案”。
张晓风发言
在纪念会上，胡风之女张晓风回忆，父亲非常看重《新文学史料》。“我父亲在这上面发的第一篇文章就是1981年第一期上的《我的小传》，这篇短文成了当时刚开始的少数研究胡风的学者和现代文学研究者的主要参考资料。后来又从1984年第一期起开始连载我父亲的回忆录，再后来我母亲的一些回忆文章和我们整理出的父亲的一些交代材料和日记、书信等也开始在上面刊载。”
张晓风说，当年为了交稿快捷和稳妥，她经常亲自把稿子送到朝内大街166号的编辑部去。记忆中那是在筒子楼的四层上，一路上去有的楼层还有住家，楼道里有炉子，还有乱七八糟的杂物。四层的房间里除了办公桌以外还堆满了刊物和稿件，“连想招待我坐下喝杯茶都难”。然而李启伦、黄汶两位老编辑却让完全不熟悉文字工作的张晓风感到十分温暖亲切。
舒济发言
著名作家老舍之女舒济1978年底为了编辑《老舍文集》调到人文社的五四文学编辑室，她记得，当时黄沫、牛汉、向云休、李启伦、包括她自己在内，编辑室里的所有人都为《新文学史料》的创刊忙活。
“让我感到非常荣幸的是，在《新文学史料》创刊上第一期就登载了怀念我父亲的一组纪念文章，在这个纪念文章里还发表了我的一篇小文。”舒济说。
四十年来，《新文学史料》刊登了许多老舍先生的佚文、书信和友朋对老舍先生的回忆，舒济表示：“《新文学史料》为老舍研究做了不少贡献，是我做老舍研究工作必备的参考资料。”
使没有温度的研究变得有趣味
牛汉先生被誉为《新文学史料》的灵魂，也是《新文学史料》参与班刊时间最久的编辑、任职时间最长的主编。在纪念会上，《新文学史料》现任主编郭娟回忆起牛汉先生当年的两段话：“《史料》要真正站在历史的高度也是很难。但绝不能回避，更不能歪曲。”“《史料》在我看来，不能只看重左联，应该反映文学史全貌。应包括各流派的作家作品，以供大家研究……哪怕有问题可以批评。”
郭娟发言
“牛汉先生郑重的历史责任感以及探求历史真相的勇气，给我留下最深印象。对于《新文学史料》而言，求真，最大限度逼近历史真实，是宗旨；真即是善，即是美。”郭娟说。
谈到《新文学史料》给他带来的启发，著名学者孙郁在纪念会上说，因为牛汉的倡议，《新文学史料》注重文学生态的多样性，开阔了研究者的视野。“它对于吴宓、吴承仕、柳亚子、刘文典、梅兰芳等等的文化人都给予适当的关注，虽然文章不多，但是这些新旧文人，或者说新文学之外的那些学者，搞语言学的，或者搞戏剧的这些人的研究进入史料以后，让我们感觉到新文学是在很大的场域里面，内部空间是开阔的。”
另一方面，孙郁认为，目前大学的文学研究基本是文本研究，越来越八卦化、教条化、格式化。而史料研究，由于队伍的丰富性，话语也是多样化的，文体没有教条的限制。
作家回忆录、亲属回忆录乃至记者采访等非学院派的史料研究对于学院派僵硬的研究有起到了稀释作用，让没有温度的研究变得有温度、有趣味。孙郁说：“《新文学史料》是一个众声喧哗、南音北调的平台，我们看到文学生产和文学传播的鲜活的生态，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从事史料研究或者史料编辑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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