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红：中国有一个长1980年代

口述 | 柳红 独立学者、自由撰稿人

整理 | 行走哥

追溯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历史，谁都不会否认，一九八零年代的独特性。

在人们的记忆中，80年代不仅有星星画展，朦胧诗，意识流，校园歌曲，沙龙，聚会，交谊舞，各类包含新思想的丛书等等，还有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广告、烫发、时装、商业……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特殊现象，那就是经济学人，老中青三代，大规模地参与并推动社会转型：他们调查研究，推动农村制度变革，为工人争取奖金；为企业扩权发声；为改革合法性寻求理论解释，启蒙,教育，鼓动改革风潮；为建立经济学中国学派而广泛学习吸收现代社会科学知识；为结束短缺经济而思想、活动、写作、建言……

“那是中国经济学家的智慧经过长时间积聚之后的爆发，经过长久压抑之后的显现，经过长期封闭之后的开放，其力度和精彩非同一般。熟悉中国历史的人，会羡慕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80年代的经济学界，就有百家争鸣之态。每天有新思想涌现，有新名字涌现；老当益壮，后生可畏，打破论资排辈，没有功名利禄。”（刘国光语）

在柳红看来，中国有个长80年代，它的主要特征是开放与改革。而经济学家在其中充当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他们发挥作用的方式，不是以个人，而是以群体作业、团队作业的方式形成组合影响，从而呈现出活跃而强大的改革阵势。

阅读前请思考：

1、为什么要研究80年代？从经济学家参与社会转型的视角加以研究，可以得到什么特别的观察和对于八十年代的理解？

2、为什么说这是一个长80年代？

3、为什么强调中国经济学人群体，而不是个人？

引言：今日中国互联网经济迅猛发展，除了人口红利，其实很大程度得益于一个基础，就是整个80年代学人群体奠定下来的思想基础和对信息时代的启蒙。而回顾那个时代的经济学人，我们更应该关注到经济学人以一个年轻的群体涌现出来的状态，是如此目标明确又与“经济”毫不相关。这一切都只属于，又不应只属于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80年代。

我今天主要围绕新出版的《八零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修订版展开。

一中国有个长80年代

1. 为什么要研究80年代？

对于我们这些过来人，80年代有一种亲切、会心的东西，但对年轻的朋友可能只觉得是一段沉默的历史。

我认为中国有一个长80年代，它始自文革结束之后。与之前有很大的不同，整个社会状态，人心所向，以及高层政治的变化，都趋向于推进开放与改革的局面。比如1977年，南斯拉夫铁托来访，中南关系恢复；恢复高考；随后的平反冤假错案；真理标准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农民自发包产到户，理论务虚会等等，这一切，都发生于1970年代后期。然而，它与1980年代的主流更为接近，与文革路线渐行渐远。因而，我将其视作“1980年代”加以研究。

如果从1949年至今70年历史来看，1980年代正好处于居中的时段。它与之前的三十年和之后的三十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时间虽然并不久远，但是1980年代被遮蔽、遗忘，甚至在一些叙事中，出现歪曲和错误。作为历史研究，30-40年，时间距离太短，尚不足以在一个更为纵深和宽广的视域里，作出论断。但是，另一方面，它是很多人的“当身史”，我们有可能广泛地打捞记忆，收集一手文献，特别是倾听一些被边缘人物的声音，从而得以为后来的研究者多留点东西下来，而不至于被某些个话语权较大的人的声音所左右。尽可能还原出相对丰富，多元的历史。

2. 为什么研究的主体是经济学家？

从经济学家入手，是因为80年代最主要、最宏大的领域是经济改革。经济改革是80年代全面改革的核心。而经济学家大规模、深入地参与其中。

有很多人都在从不同角度研究80年代。像查建英的《80年代访谈录》，主要针对文化人的个体经验和经历。还有以中共历次大会的内容进展为主线，也有从精英政治角度，从国家-社会关系等等。然而我选取了从经济学家这个群体来进入80年代问题。

文革结束时，改革是社会各个层面的共同诉求。中国面临着意识形态、思想资源、知识信息，干部人才，以及官僚体系等诸多需要更新，需要改变的内容。自1980年起，一个相对开放，讲究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决策体系开始出现。政治精英有意识地利用知识精英的理论研究、思想贡献和信息与知识专长，听取政策咨询意见。而经济学人，这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包括很多理论家，就当仁不让地充当了这样的角色。

二研究的缘起

我的40年

我是1980年代的见证者。1978年上大学，学的是自动化专业，毕业后分配到机械工业部（一机部）销售管理局商情处。原来一机部只有生产调度局，开始改革后，新设立了销售局，因为产品供需要见面，需要了解市场行情。我的工作之一是作短期市场预测，分产品，比如不同型号的机床市场需求。那时还没有现成的回归分析软件，是自己编程。就是这样进入了和经济有关的工作。

在一机部工作三年，学到了很多东西。其中之一是对部门，行业的理解，有了一个总体概念。1985年我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从那时起，基本没有远离经济学家这个圈儿。对笔下的不少人物，感觉很亲切，他们或是学长，或是老师辈，或是老师的老师；远远近近地，这个连着那个，都不觉得那么陌生。

自2007年，我开始独立研究。写的第一篇关于1980年代的文章，是1984年中青年经济学家举办的莫干山会议。

那时在经济学界有一个争论：价格双轨制是谁发明的？到了2008年，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时，争论双方分别利用北方的《经济观察报》和南方的《21世纪经济报道》两个媒体各自表述，也针锋相对。争论的各方都提到了莫干山会议。

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件事是：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他也是研究经济改革史的。他是1980年代复旦经济系的本科和研究生。我注意到他在文章中说遍查资料，没有找到莫干山会议是怎么开的？这恍然让我意识到，连张军这样资深的经济学家都对1980年代的某些标志性事件不了解，可见，历史被遮蔽之深。于是，我打算把莫干山会议的来龙去脉写一写。

莫干山会有四位主要发起组织者。其中两位在海外。我当时是通过SKYPE（网络电话）对他们做的采访。其中有一位刘佑成没能联系上，我也将他的名字写在文中，并特别说明。文章于2008年10月在《经济观察报》上发表，编辑将题目改成《莫干山会议真相》。

接下来，《经济观察报》的编辑就建议我把80年代的事情一点点的写下来，开一个专栏《那些人与事》。于是我就开始了每个星期写一篇。作为公共写作，要把经济学家的思想经历，学术内外诸多有深厚背景的事情简单明了地写出来，对我是个挑战。开篇就不能停，这样一口气写了四五十篇，三十万字，在2010年结集成书，由理想国出版。这便是《80年代：中国学人的光荣与梦想》的第一版。

没想到，这一场写作，影响了我之后的选择，从事1980年代研究。时隔九年，又逢改革四十年，增订版问世。它加入了一些后续篇章。站在十年之后的角度回看，这些人与事还是值得书写。希望它提供了一个小小的窗口，读者借此得以窥见一些那个时代的风貌。

三80年代一书的主体分享

1. 研究方法

当年写专栏文章时并没有为成书而总体谋篇布局的意识，通常是从自己熟悉的人与事写起，或是从资料的便利性考虑。毕竟有时间约束。但是，还是恪守了一些原则。现在回头审视十年前的工作，在方法上，尽可能搜集和利用一是第一手文献；二是私人收藏，像笔记，日记等等，还有大量采访。

在将专栏文章结集成书时，以三代经济学人的线索加以分类。

第一代：1920年前出生的；

第二代：1920-1940年间出生的；

第三代：1940-1960年间出生的，以五十年代为主。

做了这样初步划分后，回过头再来检验，我觉得这样的代际划分应该是成立的。这三代人的思想资源，人生经历，时代背景和个人作为各有不同。它不失为一个研究角度。

从代际视角研究中国问题者，八十年代有《第四代人》（作者：张永杰，程远忠，1988，东方出版社），九十年代初有《共和国第三代》（作者杨帆，1991，四川人民出版社）等；西方学者有Deng’s Generation: Young Intellectuals in 1980s China(邓的一代：1980年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作者Ruth Cherrington)。似乎较少看到中国学者在代际研究上的持续积累。

增订版加了一个人名索引。这是我非常在意的。由此可以看到，这本书涉及人名约有625位。以人名索引作一个相当粗的数算，大约涉及第一代经济学家70位；第二代160位；第三代190位；国外学者约30余位。但在相应的文章篇目上，集中写第一代经济学家的有16篇；写第二代的19篇，第三代只有7篇。比较遗憾地是，有的写第三代的文章未能加入增订版，例如天津开放区的人与事。为什么涉及青年一代的篇目最少，但是出现的人名却最多？这也是个有意思的话题。

即便是提及这么多人，这个名单也并没有穷尽。因为还有太多的人与事没有写到。在不完全的情况下还是有这么多人，它说明了什么？它说明的是，1980年代，一个庞大的经济学人群体，投入经济改革的理论和政策研究，这是80年代的实际情况。在数十年后，那些过于强调自己，一个人的地位和作用者，有的是认知上的问题，有的则是成心歪曲。这至少表现出对历史和前辈的不够尊重。

2. 提及两本西方学者有关中国经济学家的著作

在这里，我想提及最近海外关于中国经济学家的两本著作。第一本是去年，2018年3月出版的，书名是《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1949-2016）：经济学家的作用》（Economic Policy Making In China (1949–2016): The Role of Economists，by Pieter Bottelier）。

《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1949-2016）：经济学家的作用》

（Economic Policy Making In China (1949–2016): The Role of Economists，by Pieter Bottelier）

其中他也将中国经济学家分成了三代。第一代有薛暮桥、孙冶方、顾准、于光远、刘国光、马洪；第二代有董辅礽、高尚全、吴敬琏、厉以宁、王梦奎；年轻一代位有：卢迈、周小川、李剑阁、楼继伟、陈锡文、林毅夫、郭树清。看到这样一个名单，中国的读者不由得会问：挑选这20位“经济学家”的依据何在？其选择标准可有内在一致性？

另一本是2017年出版的《不可能的伙伴：中国改革者，西方经济学家，和全球化中国的形成》（Unlikely Partners: Chinese Reformers, Western Economists, and the Making of Global China，by Julian Gewirtz ）。

《不可能的伙伴：中国改革者，西方经济学家，和全球化中国的形成》

（Unlikely Partners: Chinese Reformers, Western Economists, and the Making of Global China，by Julian Gewirtz ）

关于中国部分，它主要围绕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中的个别人，甚至是一个人来展开叙事，且不论本书的观点，在事件和人物上它有重大的遗漏，例如，青年经济学人群体基本被忽略。

有一位英国学者（I SABELLA M. WEBER）对这本书写了一篇书评。她有一个发现：在这本389页的书中，吴敬琏的名字出现301次。我也注意到，这本书除了将吴敬琏置于一个叙事的中心位置之外，在提及某些其他经济学家时，则是将其置于吴敬琏的对立面上。这样的叙事方式，以一位在1980年代并没有那么重要的人物，只是在1989后拥有了越来越多话语权的经济学家，作为一段改革历史的主角来建构其历史叙事，与史事出入甚大。问题是，这样的情形是何以发生的？中国学者自己应当担负什么责任？怎么样避免历史被进一步的遮蔽和扭曲？

3. 机构

除了众多人物之外，我在书中也涉及了大量的机构，这些机构或是经济学家所隶属的机构，或是为推进改革新设立的机构，有老体制，有新体制，有体制外。

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诸多研究所，像经济研究所，工业经济研究所，数量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财贸所，农业经济所，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青少年研究所，马列所等等。

再例如，与体制改革相关机构，像体制组，到体改委，体改办，体改所；还有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价格中心，直至1985年三个中心合并成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等；还有青年人从自组织到体制化，像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等等；像从西部组到西部研究中心。还有大学，既有传统的大学，也有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这样应运而生的新式教育机构。

此外，还有新兴的媒体，有官办的《经济日报》，有经济学家办的《经济学周报》等等；学术期刊，则是既有《经济研究》沉重的转型，又有青年经济学人创办的《中青年经济论坛》……

总之，这是一个多姿多彩，宽广立体的历史画面。

4. 事例

如果按年度例举经济学家故事的话，实在是不胜枚举。我试着挑出几个事例来：

1977年5月，周叔莲的文章《科学.技术.生产力》在《光明日报》发表，这是文革后，经济学家第一次公开宣称和论证“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这篇文章的背后，有胡耀邦做的大量工作。胡耀邦亲自审阅修改。

1978年10月31至12月5日，中国经济界高层代表团一行23人去日本考察企业管理。其中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力群和工业经济所所长马洪，经济所和工经所研究人员孙尚清和吴家骏。他们参观了43家企业。回国后，除了向国务院上报考察报告，举办报告会，还出版《日本工业企业管理考察》与《访日归来的思索》，广受欢迎。

1979年，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成立。北大陈岱孙担任会长。于光远领导的理论方法组委托研究会举办国外经济学讲座。自1979年11月至1981年春，每周一次，共60讲。《国外经济学讲座》四册印行传播量巨大。由此，中国经济学家的话语系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80年夏天，颐和园数量经济学讲习班持续七周。讲课的是七位美国经济学教授，其中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莱因教授。《光明日报》发表《开展数量经济学的研究和应用工作》，指出：“过去一些重大决策失误，同领导部门忽视数量研究和分析，划圈点头时胸中无数分不开。”一个学科由此而兴。

1981年，一些在校大学生，与一些老大学生自发成立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调查组，他们利用暑假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所写的调查报告，令人耳目一新，没有陈腐气，直面问题，具有科学性和独立性，深受改革中枢机关和决策人物的重视。继而这一群体，连续5年参与中央一号文件的调研写作，是青年经济学人成为一支重要的政策咨询团体。他们的出现和作为，既给经济学圈带来了新鲜的空气，也突破了原有官僚体系封闭的格局。

1982年7月，中外学者和改革部门官员参加苏联东欧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

1983年，有一场新的世界产业/技术革命大讨论。起因是《第三次浪潮》和《大趋势》被引入中国。国务院总理和书记都非常认可，认为中国要研究这一变化，跟上世界的潮流。于是，他们委托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马洪挂帅，联合了国家科委，中国科协，中科院以及各个大学，研究机构等，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科学技术知识普及和发展战略及对策研讨。

1984年，莫干山会议。北京青年经济学人有了五六年的积累，从沙龙、自组织、聚会到进入到体制内，渐渐把自己的网络和圈子向全国铺展。这一年，他们联合多家媒体，“天下征文”，征集到1300多篇关于经济改革的论文，选出124篇，共计180人参加了在浙江莫干山召开的首届中青年经济科学理论讨论会。会议有丰硕而有意义的成果。它标志着青年经济学人集体发声，登上历史舞台。

1984年莫干山会议与会者合影

1985年，《中青年经济论坛》创刊。这是青年人自己的发表平台。

1986年，中国进入城市改革方案设计。方案办下设不同的组，每个组的负责人中都配有一位青年人。为了论证所设计的方案是否可行，除了在经济学家中间讨论，体改委也安排体改所前往匈牙利、南斯拉夫进行考察。

1987年，不仅有围绕经济发展和改革的街头对话，中青年经济学人也与北大，清化，人大，北航等高校研究生，本科生进行改革对话，那个时代的主题就是改革。改革不是少数人的事，而是全社会参与的，从高层、知识精英到基层。

1988年的西部畅想。从早期的西部组，到西部研究中心。青年经济学人关心贫困地区问题，关心发展问题。他们开展东西部对话，一路向西，充满了畅想。

……

寥寥几件事一些人，就可以感知1980年代是这样生动活泼的局面。

四80年代是什么，不是什么

那么80年代是什么，不是什么呢？以我个人之见：

第一，改革的阵势是波澜壮阔的，它是自下而上，上下结合而践行的，不是顶层设计出来的；

第二，经济学家投入改革理论和政策研究，与改革的政治精英互动，彼此密切配合。很多的改革政策是在开放状态下，经过充分酝酿和试验之后出台的，而不是本本出发的；

第三，青年经济学人多以小组、团队、群体合作方式开展调查研究，提供政策咨询，而不是以个人名义。

第四，老（高层）青（青年）对话，不拘一格，而不是封闭。

第五，年轻人从边缘到中心。

第六，非正式制度发挥了超常的作用，而不是单靠正式制度。

非正式制度的好处是绕开了旧的官僚系统，启用了新人。而非正式制度经过一段时间运行，嵌入正式制度，从而构成了一种体制更新。例如发展组的成立，及其各种的制度安排，还有体改所，发展所，中信国际所的相继成立。

第七，青年经济学人构成全国范围的网络。他们的影响力从中央到地方，从北京到外地，甚至到边垂，农村，企业，还有大学。青年经济学人提出的政策建议相对务实，这与他们之前在农村和工厂有十年的生活经验有关，深知底层状况，从实际出发。

第八，庞大的经济学家群体，形成了很大的网络，之所以他们能够发挥很大的功效，是因为这个网络是镶嵌在80年代意图改革的体制之上。此种局面是个绝响，不曾在前后30年显现。

五一点心得和思考

第一，独立研究的价值

我是在不经意间走上独立研究的道路的，但我现在深深感到独立研究的价值。举一个小的例子。如前所说，我第一次发表莫干山会议的文章是在2008年。慢慢地越来越多的当事人回忆。史实和史料越来越多的浮出水面，直至去年，2018年，会议发起组织者之一刘佑成先生根据他当年的笔记写出莫干山会议始末，终于，历时十年，将一个事件的历史相对完整地记录下来。其间，常修泽写了史料版莫干山会议，并被张卓元先生编入《新经济学史料》。从而，使一段由独立研究开始的公共写作，最后被纳入经济学界历史，凝固下来。这便是独立研究的价值。

第二，我始终面对内部人和外部人的双重身份

自1985年进入社科院，使我属于“内部人”。好处是，人比较熟，有信任感，便于得到更多资料，访谈可以更为充分。但是，它带来的问题是，怎么样保证研究和写作是公允的、客观的，经得住历史考验？

所以，这是要经常自我提醒，要时时跳出来，以“外部人”的身份，进行独立的研究。尽可能做得仔细，掌握的资料详实，下判断时，有凭有据。

第三，史感与史料

因为毕竟不是历史学出身，以往都是以朴素的办法，尽量寻求一手资料。这两年有幸跟随历史学教授修了一些历史文献和当代史，以及有关记忆与历史的课程。所以现在对怎么处理历史文献，历史资料，心里有些数了。

但史感是什么？我自己有这么一个感触。当一个“外部人”做研究的时候，他是局外人，只能根据白纸黑字的东西。而实际情况的发生，并非都写在纸上，其中有很多人性的东西，微妙的东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代背景，单位情况等等。如果不了解这些情况，没有“史感”，有时候下的判断就会出错。而这样的错，分明看到很多人在犯。再有，历史很宏大。每一个专门的领域，需有专门的研究。

中国1980年代历史，需要更多人参与研究。我们应该尽力把最原始、最宝贵的历史资料挖掘出来，为后来的研究者做一些铺垫。西方学者擅长建构理论和概念体系，但是，当他们做中国研究时，需要有相对充分的资料基础，这样，才不至于被人带偏。

关于80年代，越来越多的人在做，但更多的还是在小圈子里，回忆或者是口述。我们需要把庞杂的史料系统化，概念化、理论化，做出中国学者自身应有的贡献。

面对历史揭示真相是第一位，踏踏实实的下苦功，这些都是我们要捍卫的学术尊严。我总是想，把那些被埋没的，发掘出来；把那些走向模糊的，清晰起来；把那些被歪曲的，纠正过来。

最后用《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这本书里面的一段描述80年代的话作为结尾。那是怎样一个时代？是一切从头开始，英雄不问来路的时代，是思想启蒙的时代；是求贤若渴的时代，是充满激情畅想的时代，是经济学家没有和商人结合的时代，是穿军大衣骑自行车吃食堂住陋室的时代，是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一起创造历史的时代，谢谢！

2019年2月15日柳红在网络智酷沙龙第76期上分享，发表时作者做了修订。

《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扫描二维码，可进行购买......

活动对话环节中，针对

【经济学人究竟应该做什么？】

讨论尤为热烈。当天活动的嘉宾之一，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教授，苇草智酷学术委员会成员的陈禹老师针对这一问题，做出了近6000字的回复，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