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想到北朝内侍竟然可以兼任内外职

内侍参政在历史上并不鲜见，而北朝以来内侍参政区别于其他历史时期的一个主要标识就应当是内侍人员兼任内外职。或者再说得宽泛一些是北朝内廷、外廷之别没有严格的壁垒，内侍人员可以往来迁转。北魏前期在鲜卑制下的内行官制度是此种政治文化的源头，后虽历经汉化变革，内行官逐步消失，汉制官僚体系逐步建立，但就是在汉制官僚体系内，内侍人员于内外朝的往来迁转仍是可见的，如北齐之内参，隋长秋监兼用士人，唐初宦官可用于南、北衙任职等，都是此种政治习惯之流变。笔者将这种内侍兼任内外职或可于内外廷之间往来迁转的参政模式称之为北朝内侍参政模式。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内侍参政模式自北魏始在整体上就一直在逐步削弱，内侍于政治的影响也一直在降低。其具体表现是，对内侍人员的迁转、品级的限制越来越多。自北魏至安史之乱，隋炀帝时的内侍地位是低谷。唐初内侍权势虽较炀帝时高，但也不可能恢复到北魏时的情形。特别是自北周至唐初关陇贵族曾以妃主、外戚的身份干预到宫廷政治中去，外朝亦由其把持。接踵而来的武韦后宫势力也主导着内廷政治的走向。所以唐初内侍虽有参政之事，但其深度、广度皆不可与北朝同日而语。

然而，北朝内侍制度和观念上内、外一体的文化因子一直在唐前期保留着。只要有适时的机缘，这种遗习就会以特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笔者以为此种机缘有四：其一，关陇集团自身鲜卑因素虽较之北魏、北齐已经大有削弱，但胡韵犹存，内侍参政不绝如缕。但入唐后，关陇集团逐渐消亡，武韦势力亦随后被消灭。①这为内侍参政提供了政治空间；其二，李唐以国为家的政治理念一直存在，皇帝视国事为家事，这为宦官以皇帝私人代表行事提供了条件；其三，李唐皇位不稳定与玄宗的崇重宫闱使得宦官在内廷的势力得以扩张；其四，安史之乱导致的混乱局面，战时机制转变成固定机制，使得膨胀的宦官权责趋于稳定。

因此，在肃、代之际会出现如李辅国、鱼朝恩诸辈一身兼有内侍与朝官型的人物，直至把控着中枢朝廷。人们习知的李辅国对代宗所言“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与鱼朝恩之狂言“天下事有不由我乎”，虽能表明二人专横跋扈之状，但这种以天下事为己任的宰辅心态，在其他宦官参政时期却是难以寻觅的。即便后来的王守澄、仇士良等废立皇帝如掌中玩物，杨复恭谓天子为其负心门生，但他们也只能在内廷体系中肆其威虐，而绝不会出现像李辅国身任宰相，鱼朝恩集百官议事那种包揽内外朝政事的事件。

我们屡屡看到朝臣上书皇帝言李、鱼等专权乱国，指责皇帝不应信用私人，但几乎看不到提及“内廷宦官不得领外朝事”之类字样的奏章。反观代宗以后，宪宗欲遣宦官吐突承璀为招讨使，却遭来朝野谏官、御史如白居易等辈的一片口诛笔伐。又如，我们考察代宗除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诸辈的方式也与历代君主除权相的方式相差无几，皆是先行罢官，再行诛杀，而不会出现如袁绍诛十常侍，李训、郑注甘露之变导致宫廷喋血之类的事件。这些都说明了唐代前后期宦官参政的方式有本质的差别。前期主要受北朝遗习影响，宦官如李辅国、鱼朝恩诸辈以南衙诸官、诸使的方式参政，而后期则主要集中在内廷范围之内。

那么，前后期划分的界限在哪里呢？笔者以为当以代宗诛杀鱼朝恩事件为界。“鱼朝恩诛后，内官不复典兵”。当然，到德宗贞元时又使宦官典神策军，这是后话，当另行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