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以观天文，俯以察地理。在古代常把“天文”与“地理”并论，中国古代地理学早有萌芽，春秋末战国初的《山经》，是中国地理学的开山之作；战国中期的《禹贡》，则突破原始的幻想阶段，崇尚实地考察，从地理学角度来看，其价值在《山经》之上。
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让古老的丝绸之路重新焕发了生机，而这条丝绸之路的开拓者，首推两千多年前两度出使西域的张骞。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两次出使西域。张骞之行丰富了中国人民和当时西域各国人民的地理知识，扩大了中国人民的地理视野，同时也促进了中国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所以张骞西域之行对地理学发展、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影响也是极为深远的。
司马迁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位著名的旅行家、地理学家。他二十岁开始漫游，其足迹遍布了全国大部分地区。其巨著《史记》堪称一部历史和地理的百科全书，其中的《货殖列传》依据自然地理特征、气候条件、物产、人文状况等把全国划分为四大自然经济区；《河渠书》简要叙述了从上古至秦汉的水利发展情况，表明了司马迁对治水重要性的明确认识和深切关注；《秦本纪》《大宛列传》则记述了古时的国内区域地理和外国地理。
公元73年，班超出使西域。公元97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至波斯湾受阻，这是中国旅行家第一次到达波斯湾。班超的儿子班勇继父志出使西域，他写成的《西域记》一书，至今仍是研究西域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
汉朝时我国的地理视野已相当广阔，《汉书·地理志》中记载了从我国广东到印度尼西亚、缅甸、印度、斯里兰卡的航线。
东汉时开辟了从我国云南经缅甸去印度的陆上交通要道“永昌道”。《后汉书·东夷传》中记述了日本“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的情形。
晋代高僧法显，六十多岁时从长安出发至印度、斯里兰卡等地后回国，历时十余年之久。回国后撰写《佛国记》一书，该书记述了西域、印度和南洋诸国的自然情况和社会经济情况。
唐代名僧玄奘于贞观初年西行求法，用了十余年的时间，经历了一百多个国家，行程五万余里。回国后人们按其口述编成《大唐西域记》，全面介绍了玄奘所经诸邦的面积、都城、气候、地形、水利、物产、交通以及风俗习惯等，可谓“推表山川，考采境壤，详国俗之刚柔，系水土之风气”(《大唐西域记》)，《大唐西域记》在中国地理学史乃至世界地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宋朝时罗盘用于航海，海上交通贸易更为发达。宋朝与日本间的航行甚为频繁，几乎没有间断过，同时向南洋和印度以西的航行也极为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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