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兴 | 三地教缘冲突落差对“文明冲突论”的证伪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强调文明的冲突，忽视了不同文明和平相处、合作并行发展的一面。我 们不禁反思如下系列问题：文明冲突是普遍规律吗？如果不是，那么它的适用范围在那里？即适用于哪 些宗教文明教缘关系？亨廷顿对中华文明为什么会产生重大误解？是否说明亨廷顿的理论并不适用于中 华文明？同时是否也说明亨廷顿的基督教文明立场？世界上哪些文明教缘冲突最严重？能否认定基穆冲 突最严重、最难解？哪些宗教文明的教缘最不易产生冲突，甚至完全可以并行发展、和睦相处？

　　一、全球性：西亚北非教缘冲突性质

　　西亚北非不仅是基督教世界与穆斯林世界冲突的聚集地，而且是旷日已久的巴以冲突所在地。其 中，基穆冲突是在世界民族冲突危险等级最高的。理由如下：

　　首先，基穆冲突的历史积怨最深、两者冲突的时间最长。沿着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边界线 发生的文明之间的冲突已有一千多年，至少可以追溯到11世纪末的大规模的宗教战争，即十字军东侵。 古代十字军东侵一方面因西方的失败而为后来的基督教世界埋下了深刻的复仇种子，另一方面，给阿 拉伯地区的人们带来了刻骨铭心的灾难。双方的历史宿仇为后来基穆冲突的升级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再次，基穆冲突参与的人数最多。从数量角度看，基督教人群和伊斯兰人群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 宗教人群，超过世界人口的55—60%。可以说，世界热点问题半数以上间接卷人基穆冲突，而基穆 冲突的危害性远远超出了基穆冲突当事人，对局外人的危害性极大，伤及无辜的潜在危险性世界第一。

　　基穆冲突的发生地成为人类文明冲突的重灾区，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可以说，在人类 的历史长河中，基穆冲突长达1000年之久且仍在持续，未来还可能很长的时间也难以解决。

　　西亚北非仅次于基穆冲突的教缘冲突就是从阿以冲突（以色列与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冲突）到巴以 冲突（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冲突）。阿以冲突从军事冲突走向文明冲突、民族冲突，不仅以往的冲突旷 日已久，而且巴以冲突的未来危机的解除也将遥遥无期，成为国际新闻永恒的焦点问题。因此，其危 险等级仅次于基穆冲突，属于第二危险等级。这种冲突能由历史延续到现在还将伸展到未来仍然难解 的原因有很多，如下因素必须考量：

　　其一，犹穆冲突并非只是巴以冲突，包括所有的阿以冲突。单看巴以冲突，其所危及的人数不是 很多，看起来只是两个小国家的冲突问题，但间接连带的关系问题很大，是以色列与其周边阿拉伯世 界的冲突，人数众多不难想象。

　　其二，由于美国有超过以色列人口 600万的犹太人通过影响美国选票而对美国的中东政策永远 偏袒以色列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极大地提升了其冲突的难解性，甚至巴以冲突的难解性远远高于基穆 冲突。巴以冲突的美国因素使得巴以冲突成为世界性的冲突。

　　其三，领土问题、难民问题、耶路撒冷圣城问题成为解决巴以冲突的难点。

　　其四，特殊的人文地理也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把早期人类文明视为一个生命有机体，那么 中东地区就是这个有机体的心脏，因此巴以地区就成为人类文明心脏中东地区中的“心血管”。由于这 个“心血管”的过分狭窄，使得人类文明生命体的心脏地区不堪重负。

　　其五，巴以冲突的难解性包含着复杂的多边的国际政治的角力。现代巴以问题体现了地缘民族政 治和国际强权政治双重政治挤压效应。以色列从英美扶植复国到巴以冲突现代史中美国对以色列的一 再偏袒，巴勒斯坦从领土完整到中东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自保，再沦落为可怜地不断“以土地换和平” 的悲惨命运，不难看出巴以地区的局势已经不再单纯是巴以双方所能左右的，国际上的有些大国出于 自己的国家利益对巴以的不平等干预，对该地区的冲突局势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巴以冲突中，美国一再偏袒以色列，是出于国家利益，目的是“巩固其有利地位，强化其对世界的主导权”。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极大地加大了巴以冲突的难解性、严重性、危害性。西亚北非这两大教缘冲 突有两大共同点：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这三教信奉的宗教都是一神教，排他性都很大，都是由 近邻或地缘政治冲突走向全球性冲突。

　　二、地区性国际冲突：南亚教缘冲突性质

　　南亚宗教关系主要包括两种境遇。一种是伊斯兰教与印度教的相遇，招致了印巴冲突，焦点问题 是克什米尔问题。另一种是佛教与印度教的相遇，产生了僧泰冲突，焦点是斯里兰卡北部贾夫纳地区 问题。可以说，僧泰冲突与印巴冲突是南亚民族宗教冲突的两个典型。

　　印巴冲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基于伊斯兰教与印度教纷争的民族宗教冲突属于常态的民族 宗教冲突，另一方面是基于克什米尔问题的印巴冲突。克什米尔问题涉及到领土问题，因而提升了民 族问题的难解程度。周边国家及美国等西方国家插手，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或增强了其难解性。相比 较而言，僧泰冲突和第一含义的印巴冲突的共同点是都属于南亚宗教冲突的常态冲突，而克什米尔问 题的印巴冲突则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非常态冲突。因此僧泰冲突的研究对于南亚民族宗教冲突的研究 将具有特殊的典型意义。

　　印穆民族冲突直接表现为克什米尔问题，进而引起印度与巴基斯坦的两国关系，间接包括受牵连 的和参加进去的国家，包括中国、美国、日本。因此，其危险范围也较大。由于其难解程度较大、涉 及人数众多、冲突时间较长（ 1947年至今），属于国际冲突不是国内冲突，因此也属于危险程度较高 的民族宗教冲突，其难解程度仅次于巴以冲突。

　　很显然，印巴克什米尔冲突属于民族冲突与宗教冲突交织在一起的地缘国际冲突。克什米尔的归 属问题是印巴冲突升级为印巴战争的直接导火索，成为印巴冲突的最前沿。印巴之间曾发生过三次战 争，有两次直接与克什米尔地区的争执有关。从宗教角度看，印巴冲突也属于宗教冲突的类型。印度 教和伊斯兰教的矛盾是南亚宗教分歧引起民族矛盾的最大问题，因此导致国家分裂，使原来的印度一 分为三。从外因来看是英国殖民统治者“分而治之”的结果，从内因看则是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固 有的宗教分歧和民族国家利益分歧的产物。

　　僧泰冲突属于跨界民族问题引起的冲突，虽然具有一定的国际地缘政治冲突的性质，但主要是隶 属于斯里兰卡的国内冲突，因此其社会危害性和危险等级程度不能与前三类国际冲突相提并论。以往 的历史事实证明，僧泰冲突的国际危害程度等级远远低于前三种类型。因为前三类属于国际冲突。僧 泰冲突只是具有一定的国际连带性，因泰米尔人是跨界民族，引起印度官方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在短时 间内的干涉。但很快印度就撤出了。因此，2009年5月18日，泰米尔猛虎组织最高首领被击毙。 泰米尔猛虎组织承认与政府军战争以失败告终，宣布放下武器，结束长达37年的独立运动。

　　斯里兰卡境内泰米尔人与僧伽罗人之间持续的民族冲突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僧泰两族冲突的现 实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原因是：其一，偏袒僧伽罗人的民族政策是导致僧泰冲突的政治原因。 政治家一贯偏袒僧伽罗人，是因为政治家为了拉僧伽罗人的选票（因僧伽罗人在当时占全国人口的 74%而泰米尔人占约18% ）。许多政治家以个人政治利益为轴心，以选票为手段，无视民族利益和 国家利益。其二，教育和就业问题成了僧泰冲突的又一个关键。独立前后，泰米尔人在高等教育人才 上占有优势。20世纪70年代以后，政府接管了教会学校把用英语考试改为民族语言和考试，对两族考 生采取不同分数录取线的办法。结果使僧泰两族人才和就业的局面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教育问题导致 就业问题。其三，宗教的冲突也是一个重要问题。斯里兰卡是个全民信教的国家，每个国民都信奉一 种特定的宗教。斯里兰卡居民的宗教信仰在很大程度上与民族属性有关。在这里，宗教成为人们在政 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绝对不可缺少的因素。正因为这种情况，宗教信仰便成为一个十分敏感的社会 问题，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纠缠在一起，让人分不清两者的界限。他们认为，对待一个民族的宗教信 仰采取什么态度、执行什么政策，往往被视为对待这个民族本身的态度和政策，直接牵动着这个民族 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准则。

　　基于上述分析，不难发现，和具有全球性冲突的西亚北非教缘冲突相比，南亚印巴冲突和僧泰冲 突并不具有全球性冲突，只是地区性教缘冲突。

　　三、 国内冲突：东南亚教缘冲突性质

　　和西亚北非、南亚地区的教缘关系不同的是，东南亚不仅民族宗教问题并不是很严重，只有少数 国家深陷民族宗教冲突的困局，主要有三：其一是菲律宾的基穆冲突，主要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摩洛人 和信仰天主教、基督教的主体民族在宗教信仰、国家认同等方面存在严重分歧。其二是泰国的佛穆冲 突。泰国南部的民族宗教冲突也相当严重，主要是信仰伊斯兰教的马来族与北方各府信奉佛教的泰族 人的冲突，简称为佛穆冲突，属于马来人跨界民族问题。其冲突致使泰国出现多次政府更迭，社会动 荡，经济下滑。其三是印尼的基穆冲突。印尼的亚齐、巴布亚等地区的民族宗教问题属于当地土著基 督徒与外来穆斯林之间多次发生规模不等的冲突。

　　上述这三个民族宗教冲突还有一个明显的共性，即都是国家内部不同民族宗教之间的冲突，而不 是不同国家之间的宗教冲突。虽然泰国的佛穆冲突也含有马来人的跨界民族问题，有一定的国家之间 的民族宗教冲突，但主要来自民间而非官方，基本上没有影响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国家关系，也没有像 斯里兰卡的僧泰冲突、英国的北爱尔兰人问题等那样引起印度和斯里兰卡、英国和爱尔兰的国家级的 冲突，更没有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对原来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利比亚卡扎菲 政权的颠覆，以及对现任叙利亚、伊朗国家政权产生极大的威胁。

　　和西亚北非、南亚教缘紧张关系不同的是，东南亚的教缘关系主要不是冲突，而是并存和睦关系。 不难断定，上述三个教缘冲突只是发生在泰国、印尼和菲律宾三个国家，而且仅限于这三个国家的局 部地区，而绝不可能扩展到这三个国家的全部。此外，除了这三个国家，其余的国家基本趋于安定状 态。因此可以说，东南亚的民族教缘关系是稳定的与和谐的，而不是紧张的和冲突的。

　　四、三地教缘冲突比较

　　经过对比研究，本文作者认为，西亚北非、南亚和东南亚三地的教缘关系有如下不同：

　　首先，三地的历史渊源不同。

　　在基穆冲突的历史中，主要是西亚北非，不仅结下历史恩怨，而且把这种历史恩怨延续到近现代， 彰显了基穆冲突的难解性和严重性。古代十字军东侵给双方带来了双层痛苦。一方面给西亚非洲的人 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留下来了切肤之痛。另一方面，欧洲人虽然在十字军东侵中以失败告终，为欧洲 人蒙上了巨大的历史耻辱，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仇恨，但却成为西方人赶超东方文明的巨大社会能力， 为欧洲人的文艺复兴奠定了历史基础，也为重新启用古希腊文化反对基督教文化埋下了历史伏笔；甚至为西方后来的崛起包括工业革命奠定了精神动力；这一切使得他们明白，要想战胜信仰伊斯兰教的 阿拉伯人，就必须发展工业经济，刺激了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可以说，十字军东侵的失败是西方从弱 到强的转折点。

　　南亚教缘关系的历史宿怨没有基穆冲突那么沉重。一方面，历史上僧伽罗族与泰米尔族的关系呈 现半冲突半和睦的交往态势，不仅体现在两族的和睦联姻上面，而且体现历史上僧伽罗统治者依靠泰 米尔雇佣军来保卫王室政权。另一方面，在早期伊斯兰教在传播中，伊斯兰教遭遇了佛教、印度教文 明等民族文明的顽强“阻击”，相互对峙并划定了教域领地和界限，形成了南亚宗教文明的格局。可以 说，印度教把伊斯兰教阻隔在外围，使得斯里兰卡能够较为安宁地信奉佛教，并保留了佛教的原始状 态。

　　东南亚的教缘关系比南亚要好得多，因此比南亚的社会发展具有更大的空间。

　　其次，三地的教缘冲突性质不同。

　　基穆冲突则属于不同国家之间的宗教冲突，甚至属于全球性教缘政治冲突。基穆冲突从古代十字 军东侵到 “9.11”事件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基督教文明国家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伊拉克萨达姆政 权、利比亚卡扎菲政权，进一步威胁着叙利亚政权、埃及政权、伊朗政权，使得基穆冲突成为世界上 最严重、最难解的全球性冲突。南亚的民族宗教冲突与西亚北非有着本质性区别，南亚的民族宗教冲 突是局部性的地缘政治冲突，主要是国内民族宗教冲突。东南亚的宗教关系比南亚要好得多，因此决 定了东南亚的教缘冲突要比南亚好得多。

　　再次，三地的宗教特点不同。

　　教缘冲突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宗教精神和宗教内在文化属性角度看，不同宗教之间的教缘 关系是不同的。有的宗教排他性极强，与其他宗教相遇时，容易发生摩擦；有的排他性较小，包容性 和宽容性较大，与其他宗教相遇时，容易建立较为和睦的教缘关系。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传播初期， 把其他宗教视为异教而加以排斥，因此容易引起其他教徒的强烈反抗。当然，同样一种宗教，在不同 历史时期，传播到遥远的地区后，会激发出不同的宗教精神。基督教的扩张精神和排他精神也从极端 向温和演变。可以认为，斯里兰卡僧伽罗人信奉佛教对于僧泰冲突的解决，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佛 教排他性较小兼容性较大，而且与印度教具有某种天然的教缘联系，这与基督教的好战精神完全不同。 此外，南亚巴基斯坦和孟加拉民族与阿拉伯穆斯林精神并不完全相同。

　　从对神灵崇拜的恪守程度看，一神论的排他性较大，多神教的排他性较小。一神教之间的教缘冲 突最大，多神教之间的教缘冲突最小，而一神教与多神教相遇产生的教缘冲突程度则介于前两者之间。 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属于一神教，他们之间的冲突性也最大。从发生学意义上看，佛祖不认为 世上有造物主，而是因果相连的链条，属于一种特殊的无神（造物主）论。

　　佛教是东南亚的主导宗教，印度教、伊斯兰教是南亚的主导宗教，而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 则是西亚北非的三大宗教，由于宗教属性导致了东南亚佛教与周边其他民族宗教的关系更为和睦。

　　综上所述，从西亚北非到南亚再到东南亚的教缘关系分布曲线呈现从全球性的教缘冲突到地区性 结缘冲突再到国内教缘冲突的次第落差态势。如果说西亚北非因是世界最严重的全球性教缘冲突而沦 陷为世界冲突的“火药桶”的话，那么南亚地区则是地缘政治的地区性冲突的“鞭炮筒”，而东南亚只 不过是国内偶尔性冲突而且教缘关系的主流不是冲突而是并存发展，甚至东南亚还呈现和睦并存互利 共赢一派繁荣景象的“万花筒”。由于跨文明对话的价值就是要减少或降低恶性文明冲突，强化良性文 明交流。本文研究从西亚北非到南亚再到东南亚文明冲突的落差，使我们看到人类宗教文明冲突与互 惠的分布是有规律性的。对此，我们应该从东南亚的教缘和睦关系中汲取经验，从西亚北非的教缘冲 突汲取教训。总之，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的理论尽管包含一定的合理性，但并不具有普遍性，不能 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其中包含了一定的荒谬性值得后人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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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曹兴

　　编辑：丁绪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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