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土匪”阁老，以三个“温柔”招数，令全国贪官生不如死

人的哀叹说：明朝官场上的官员们，逢迎拍马成了聪明，行贿受贿成了本事。廉洁苦干的却成了傻瓜。空前腐败的明朝，一如“汉唐末世”的模样。

更叫高拱气急的是，国家危局如此，朝中的同僚大员们，却是各个不急。典型隆庆初年的内阁首辅徐阶，这位因斗倒大贪官严嵩而闻名的“贤臣”，最大本事却是和稀泥。饶是上下贪腐成风，他却巍然不动，成日热衷于各种“讲学”活动。隔三差五就召集官员讨论学问。

说是要对官员“教化”，结果各级官员顺爬，各种“讲学”雨后春笋，日常政务全扔下，成了上下一起磨洋工，贪风没治好，又加了“懒风”。

这般“贪风”“懒风”一起吹的场面，自然叫暴脾气的高拱眼喷火，入阁后就不停与徐阶撕，一度被徐阶挤兑得辞官回家。直到隆庆三年徐阶退休后，再度归来的高拱接任内阁首辅。终于大权在手的他，这下“匪气”大爆发，朝着明朝积弊已久的歪风下了狠手。上任头一年，平均每个月就要办理近三起贪腐大案，前后法办官员一百六十九人，参考明朝官员人数就知道——大明官场上下，全被他重手一顿扫。

当然，身为明代顶级政治家，铁心肃贪的高拱，风格也不止是简单粗暴。就在这一顿“野蛮狠打”期间，高拱也施展了三个“温柔”招数，各个不动声色，却叫举国贪官，禁不住叫苦连天。

二：全国官员建档案

在中国古代，官员“建档案”这事，并非开始于明朝，从北宋年间起，历代王朝都有官员的“档案库”。但古代毕竟交通讯息不方便，倘若赶上人浮于事的年代，所谓“建档案”，也就成了走过场。以明代相关笔记说，贪官严嵩担任内阁首辅的年月，吏部的官员档案，也一度混乱不堪，好些官员的存档，竟都张冠李戴，连岁数籍贯都常弄错，闹出不少笑话。

而当高拱精神抖擞，朝着举国贪官下手时，也被这事弄犯了愁：官员的底子都弄不清楚，还怎么反贪？给我建档案！

于是，自隆庆年间起，中国古代空前细致的“官员档案库”诞生了：以高拱的要求，全国各地的三品以下官员，都都要建立“册薄”，上面不单要写明该官员品质如何，政绩怎样，更要细化到其家乡地址与民间风评。类似的册薄，整个吏部在高拱的严要求下，一共编订了一百八十册，给全国的地方官都拉了清单。而且拉好清单还不算，平均每一个月，所有的册薄都要更新一次，每个官员出现什么新情况？第一时间第一速度记上去。

这完整的档案，就成了之后几年里，高拱抓贪官的精确导航，一旦出现大案，就照着册薄查，绝对不出冤假错案。

更狠的是，这册薄不单给官员们“拉清单”，更给官员们“留后手”。册薄上但凡是紧要职位上的重要官员，每一个人的档案记好后，还要为他找两至三个“替补官员”，吏部要根据岗位要求，对“替补官员”进行相关培养。只要“主力官员”出问题，“替补官员”立刻替补上——等于是警告官员们，别以为这官职离了你就不转！敢胡作非为？能替你的人有的是。

如此双重监控压力下，但凡“上了册薄”的官员，怎能不提起一百个精神，老老实实苦干？

三：举荐官员要担责

在腐败加剧的明朝嘉靖年间，官场上能跟“卖官鬻爵”比烂的风气，就是滥举风。上级举荐下级，官员互相推举，基本成了常态，当然不是白推举，每推荐一个官员，背后都是数不清的交易。哪个官职用谁，讲的都是利益，哪管为国为民？特别是曾经号称“反贪神器”的御史岗位，这些号称弹劾不法的御史们，考核推举官员，经常也像过家家——大批庸官懒官，就这么陆续进了要害位置。

为什么会有这歪风？以高拱《掌铨题稿》里的哀叹说，关键还是犯错成本太低。比如三年一次的考核，基本都是糊涂账，就算推举的官员出了错，查来查去就成了扯皮，最后也就成了都不担责。落马者倒霉受罚，推荐者好处收过，又再接再厉继续推荐坑货。痛心疾首的高拱，也终于在隆庆四年的奏折里，咬牙切齿说出了对策：如所举之人，所试不职，举主连坐。

这也就是说，以后只要官员犯错，推荐他的人，别管身居何位，一律都要担责。担责多少，就看犯错官员错误大小。没法查？一百八十卷“册薄”在手，官员的升迁履历，一查一个准。推荐错了立刻抓。

这狠话说过没多久，高拱就以实际行动证明，这事上不封顶：南京右佥都御史吴时来成了倒霉蛋，此人是年举荐五十多人，却冒出好几位坑货。结果高拱立刻重拳出击，把吴时来降职调离。有了这个“现身说法”，滥举歪风顿时刹住。后来明代万历年间的名臣，好些都是在隆庆四年至六年崭露头角。就来自这零容忍的制度。

四：绝不放过你

不过，比起“滥举”来，明代当时“犯罪成本”更低的一个事，就是腐败。

虽说明初时，明太祖曾以严刑峻法惩治腐败，但到了嘉靖年间时，这事已成了过去时。相反“贪酷者，例止为民”成了律条。也就是说，一般官员犯下贪污腐败的错误，只要关系够硬，最惨也不过是削职为民，就连家产也不会动。这样落马回家，还至少能优哉游哉做个富家翁。那还不敞开了捞！明朝当时那“商贾在位，财货上流”的腐败风气，就因这松动的规矩。

而这一条，也是高拱一直深恶痛绝的，就任内阁首辅以前，就在各种场合开骂。待到就任内阁首辅，却是不骂了，只是不动声色，改了一个规矩：贪黩者仍提问追赃。

这个条令一出，当时明朝朝堂上，满朝都是哗然。刚上任的高拱，一度也被言官们骂出了花。可顶着重重压力的高拱，就从眼前一个个案子做起，每一桩都是这个硬规矩：账目对不上？钱不知用到哪里去？送到上面去了？送到哪里追到哪，追不出就从你家里刨。别管是州县小官，还是封疆大吏，甚至世袭公侯，犯了法都是这么办！

仅看高拱上任后的头一年，就有四川巡按御史王廷瞻，保定巡抚朱大器等高官，先后撞到了高拱的“枪口”上，每一个都是连罢官带赔钱，一样都不能少。赔不了就一年年赔，直到连本带利赔完为止。贪污落马后还想做富家翁？做梦。

如此绝不放过的政策，也叫嘉靖晚年起，明朝越演越烈的贪污风气，在隆庆年间的后三年里，彻底熄了火。曾经腐败到“汉唐末世”的明王朝，有了“一时仕路肃清”的好景象。高效廉洁的吏治，令大明朝的国家机器再度开动，一度衰败的明王朝，华丽转身为国富民强的“隆万中兴”。

留下“野蛮”形象的高拱，就这样以软硬兼施的手腕，见证了这个国家发展，永远不变的硬道理：治国，先治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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