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鲜速递-实证调研】|陈雯|流动的孩子们:新生代农民工生命历程异化与代际传递研究 2019年第2期

摘要:在数量和力量上已成长为主力的新生代农民工在世代上亦继替为80后、90后和00后并存的三代青年，深受制度和文化的双重影响，这一群体的生命历程和生命质量成为深刻影响乡村结构变迁和社会现代化质量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对长三角地区务工的30多位新生代农民工4年多的访谈资料，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生命历程特征与规律的研究。发现:(1)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命历程呈现家庭弱化、抚育弱化和打工催化、婚育催化等“两强两弱”的功利化与去情感化总体特征;(2)“强弱继替”的生命历程隐含着与双亲疏离异化、与自身打工劳动异化、与情感期待疏离异化及与幼年子女疏离异化等四重深层危机;(3)四重异化特征衍生出弱家庭发展能力、低代际关系质量和强阶层固化的三种代际传递风险;(4)着力教育体系、用工体系和社会体系建设成为破解新生代农民工生命历程异化危机、提升生命质量的三重源头机制。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生命历程;异化;代际传递

一、问题的提出

“个体生命带有社会世界的印记，剧烈变迁的时代尤其如此”[1]。如果说解放、“文革”、改革等重大历史事件成为深刻影响50后、60后和70后等三代人命运成长与前途发展的集体记忆，那么家庭离散[2]、情感弱化、教育弱化、打工催化、婚恋催化[3]及婚育困境[4]等特殊生命历程和成长经历，已经并将持久影响80后、90后和00后三代农村青年的社会化进程、生命周期和生存质量，由此衍生的弱家庭发展能力、低代际关系质量和强阶层固化等一系列问题与尖锐矛盾，成为破解乡村振兴主体缺失、基层社会整合乏力及社会现代化速度质量失衡等重大难题的深层关键。

从国家发展历程来看，政府干预的有形之手、市场调节的无形之手和社会结构转型的隐形之手三重力量[5]正推动中国以特有经济奇迹和治理模式重启现代化进程，加入世界体系。历经40年的改革开放，如果说一个13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经济体以稳居世界第二的经济总量为民族复兴的强国梦奠定自信基础，那么优质均衡的社会结构和人口质量则成为国家持久强盛的关键力量，那么深度城镇化阶段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间近20%的质量差距(至2017年底，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至58.52%，进入城镇化深度发展阶段，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2.35%，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人口比重，流动人口规模已达2.86亿)、GDP总量世界第二的瞩目成绩和居民幸福感全球80名(根据联合国连续发布的《全球幸福报告》，中国排名2016年为83/157、2017年为79/155)的严重滞后等尖锐矛盾，亟待国家战略重视和学界规律探索。对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央以对40年社会主要矛盾质变的判断释放最高关注。学界在反思改革40年“时空压缩”社会巨变的“变迁之痛”，探寻“发展升级”“社会融入”“城乡融合”等宏大命题基础上，探寻人民美好生活需求规律、保护人类生命周期成长规律，深入理解宏观制度变迁和微观个人生活机遇[6]特征的生命历程研究视角依然是迫切关键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

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来看，至2017年底，16~40岁新生代在数量上占据全国2.86亿农民工总量的52.4%(国家统计局2018年4月27日公布的《2017年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2017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8652万人，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50.5%，老一代农民工占总量的49.5%，呈现女性和有配偶外出农民工占比下降、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不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占比首次过半等总体特征)，在世代上正更替为80后、90后和00后并存的三代青年，在生命历程上已度过幼年、少年和青春期，步入成年早期、成年期及至中年，在生命周期上正处于外出打工、恋爱结婚、生育抚幼等成家立业与婚育高峰的关键阶段。40年来，学界高度持续地关注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从2001年概念首次提出至今的近20年，研究基本已覆盖社会融入(包括城市融合、社会融合、市民化等不同表达)[7]、身份认同(包括社会认同、社会排斥等)[8]、就业质量[9]、婚恋模式[10]等生存与发展的所有领域，亦有学者关注流动或留守的差异经历对其就业质量、城市认同与融入[11]消极负面影响等。但遵循社会科学关注人类作为身体、精神和心灵的综合体规律，进而整体性、系统性地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生命历程特征及影响的研究还比较欠缺。

从生命历程研究来看，作为探讨“人如何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活出一生”为主要议题的社会学重要研究领域，生命历程研究在国际学界经历三波发展高峰、形成两大研究范式，在国内则经历新世纪之前和之后的两次高峰[12]。从托马斯等以五卷本《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开创移民生活轨迹与生活史研究，到芝加哥社会学派以迅速扩张发展的芝加哥城市为实验基地，关注贫困、越轨、犯罪及社会分化诸多社会问题;从凯恩对“生命历程”、曼海姆对“世代”及雷德尔对“同龄群体”等概念的社会学界定，到PSID的经验数据和生命历程的理论视角“联姻”关注经济环境、家庭结构、性别角色、儿童经历等追踪研究，再到“大萧条的孩子们”开启的重大特殊社会事件影响生命历程的北美埃尔德范式，及突出宏观社会制度与人生规划形塑生命历程的欧陆科利范式，欧美100余年生命历程研究嵌入渗透于广阔宏大的社会变迁与成熟稳定的社会科学发展。回到中国的本土化研究，学者们致力于传播生命历程理论视角和研究范式本身[13]，更致力于以定量或定性的实证方法捕捉剧烈社会变迁中的重大事件影响特别群体生命历程的问题研究，比如文革、改革等特大历史事件[14]，城市青年的“上山下乡”、国企工人的失业下岗等不利经历[15]，“七八月”出生、独生子女、早年不幸等客观生命特征的影响等[16]。国内外学者的独特视角和以往从代际比较、留守经历、家庭抚养为切入点关注农民工城市融入、就业质量及反社会行为等重要议题的研究，为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生命历程连续性的深度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模式与衍生家庭问题”等课题支持下，笔者在前期研究揭示家庭与婚配悖论、解析婚恋模式困境基础上，持续深入探讨新生代农民工整体性生命历程的发展与特征。通过梳理客观时序化的生命经历，理解流动常态、多向流变的青年民工真实需求，发现生命历程与社会化特征趋势，揭示其后衍生的家庭与社会影响，以期为新时代人的全面发展路径、社会现代化提高着力点及城乡高质量融合与一体化等重大议题提供思路良方。

在2014—2018年的4年半时间里，笔者接触并深入了解了60多位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历程和生活史。通过在南京、苏州、昆山、上海、宁波和安徽L村、河南H村等“五城两村”的实地调研和回访，笔者保持对其中30位青年农民工进行跟踪研究，获得其原生家庭、新生家庭、流动打工生涯和生活变动的一手资料。多年田野调查证实，无论是刚满18岁已开启打工生涯的00后、正面临婚育高峰的90后，还是年近不惑且家庭事业面临新挑战的80后，新生代农民工就是一群具有成年之前留守、流动或流动留守交替、成年之后外出务工、多次流动甚至终生流动等典型共性的“流动的孩子们”，但这群看似以低成本静悄悄长大的流动的孩子们正静悄悄地掀起一场新的社会变革。

二、功利化与去情感化:新生代农民工“强弱继替”的生命历程

1.生命早期的家庭弱化

主要是指青年民工从0~6岁的婴幼儿期及至6~18岁的青少年期，在高度需求双亲抚育和家庭庇护的生命阶段却因父母双方或单方外出务工而衍生的长期由父母单方抚养、手足相互抚养、祖辈隔代抚养、亲属寄养、民间机构代管及学校住宿等多元异质不稳定抚养方式下，导致孩子们留守、流动或二者交替并在时间和空间上未能生活在完整原生家庭、享受传统或正常意义上健全家庭所能提供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物质需求和安全、归属、陪伴、教育教养及温暖亲密等精神情感需求的客观现实和生命成长状态。

在时间节点上，家庭弱化通常早及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后的婴幼儿期、义务教育阶段的青少年期、及至成年后的整个生命历程。“奶奶就是妈妈”“分不清妈妈和奶奶”“常年见不到爸爸”“对‘家’没有清晰概念和边界”，几乎成为已经成年的青年民工的集体倾诉。如00后个案小华，提起母亲把不满一岁的自己丢给奶奶抚养而随父亲外出打工常年不回的幼年经历对父母充满仇恨;而90后个案小英，提起母亲未婚先孕，回父亲老家生下孩子便不辞而别的凄惨出身而痛哭流涕，因为自己从未见过母亲，更未享受过母爱。已有数据显示，“北上广”青年流动人口超60%愿把孩子带在身边、举家外出的趋势有所加强[17]，但青年民工自身大多在留守中孤独无助地度过童年与少年，是由祖辈抚养成长的“制度性孤儿”。多数青年不仅当前与父母不在同一城市务工，其在成年以前的少年、童年乃至幼年就一直与父母十多年间聚少离多甚至终生分离，成为生命历程的一大重创。在逻辑策略和价值取向上，具有强势地位和主动选择权力的父辈祖辈，总体上呈现重视金钱收入、轻视家庭完整，重视衣食住行物质生活、轻视依恋情感等精神需求，而处于被动接受和弱势地位的孩子则强调对完整家庭、父母关爱、陪伴依恋的强烈情感需求。如经济一般的个案陈母，反复强调夫妻二人打工艰辛赚钱供养三个子女读书，两儿一女在镇上租房子上初中，做饭洗衣和日常生活基本独立负责，亲子见面每年一到两次;而经济稍微宽裕的个案张母，则炫耀孩子被托管给班主任，衣食住行和学习都由老师负责，自己会在逢年过节带着孩子去感谢老师。

2.青少年期的打工催化

主要是指青年民工在达到法定接受入园入学等义务教育的童年、少年和青年阶段，由于家庭教育薄弱、家庭归属感欠缺、家庭支持匮乏等隐性原因和学校教育吸引力低、知识基础薄弱等显性原因长期共同作用而导致的教育无用、读书不如打工等悲观错误心态，进而厌学、逃学、提前离校、主动辍学、进城务工等客观现实和生命发展状态。

从时间节点看，打工催化可能伴随依然泛滥于乡土的读书无用观和性别偏见早早出现在青年民工幼年和少年时期。如90后个案小妮，坦言自己上小学时就已经担负起照顾3岁弟弟的日常生活和为爷爷奶奶做家务的重担，而每逢父亲务工回家总是强调女孩上学也白上，上也上不成，还不如早点出去打工赚钱。在“亲情匮乏”和“流动拉力”双重影响下，15~17岁的大龄留守儿童更易主动辍学为“新生代农民工”。如80后个案小辉，虽然父母很期待自己作为长子能上大学而愿意为他学习付出所有，但是他就是特别讨厌上学，一坐进教室就头疼，老师所讲内容几乎听不懂，加上平时父亲总是唠叨他上学花钱多，挣钱辛苦，他反而非常羡慕外出打工身心自由并强烈渴望花自己赚的钱，父母看他无望读高中，便在他16岁初二时就带着他一起到昆山工厂干活了。在逻辑策略和价值取向上，享有地位和财

富双重优势的父辈多年来一直较大程度地呈现重眼前、重短期显性效益和轻长远、忽视隐性财富的总体特征，外出打工在很多父辈眼中不仅能带来更多收入报酬和财富积累，还能为孩子寻找一份合适的技能，以备“长远发展”所需。就如90后小强的母亲所说的那样:他没上成学我也没办法，跟着他舅舅到城里学手艺当水电工，工作好找，福利保险都有的，一个月好几千，比大学毕业生赚的钱还多，上不上学影响也不大，我们农村越来越不看好上大学了......

3.成年早期的婚恋催化

主要是指具有生命早期家庭结构模式混乱、家庭教育和陪伴缺失、家庭功能不健全等弱化经历的青年民工，在步入青春期和成年早期的生命成长阶段，就受到来自父母家庭的以打电话、发短信、微信、QQ信息或视频等间接沟通交流方式，或假期、节日返乡家庭团聚见面时面谈等直接沟通交流方式，叮嘱、强调、催促订婚结婚生育等婚配议题，进而延伸演化为说媒、见面、定亲、婚姻仪式举办等一系列婚配事宜的生活状态。

从时间节点来看，忽视子女生命早期家庭健全和教育教养等基本职能的父辈，却对子辈的婚配达到少年或青春期必须订婚、履行完整仪式、谈婚论嫁持有过度重视和强迫心态。访谈中父母利用假期张罗儿女相亲的平均年龄为18岁，订婚年龄为20岁，结婚年龄不超过22岁。并且诡异的是，深受血亲关系、父权文化及独立艰难等多重制约，早早辍学进城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又以主动配合、被动接受甚至反抗逃避等多种姿态[18]应对来自父辈家庭的相亲、订婚、婚俗仪式、生儿育女等婚育议程，使得生命早期呈现的集体性家庭“弱化”壁垒再次延伸至成年早期的早婚早育集体性“催化”，妥协缘由中的亲缘纽带和乡土文明的沿袭固然不可忽视，但流动打工的艰辛、城市生活的高成本、身份认同的困惑、独立个体的主体性获得缺失等深层原因更为关键。从逻辑策略和价值取向来看，视子女成家立业、娶媳嫁女为己任的父辈成为婚恋催化的主体，而婚配主体的青年民工成为催化的客体与配角。拆分离散的家庭模式下，多年的聚少离多导致父辈民工已客观或主观地忽略轻视了子女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倾力帮助子女顺利盖房买房、订婚结婚、抚育幼儿，不仅是其参与子女生命成长外显可见重要贡献的最后一个抓手，更是其父权主导思维模式下自我生命圆满完整的最高价值体现，还是其内部家庭生活和外部社会交往中自我认同与肯定的最大谈资。如育有三个儿子的倪父最骄傲的事情就是到处炫耀自己多年打工赚钱“非常有本事”地全款为“一无是处”的大儿子在县城买了一套商品房，为在武汉做生意的二儿子买房贡献了首付，这自然也成为他教训儿子要孝顺养老、多生孙子的砝码武器。只是重成家立业、结婚仪式等形式化议程，轻情感质量、生活独立等婚姻关键要件，为催化的婚姻家庭埋下重重风险隐患甚至无尽创伤。

4.成家立业后的抚育弱化

主要是指青年民工深受父辈打工赚钱、早婚早育双重催化下订婚结婚后生育子女却呈现幼年子女由祖辈代为抚养照顾的常规模式，以及青年父母相继出现婚姻破裂、家庭解组、外出务工、密集劳动等多重因素导致抚幼参与不足、亲职弱化甚至缺席的客观现实和成长状态。

从时间节点来看，无论“媒妁之言”的本地婚恋、自由恋爱的异地婚恋，还是非婚边缘婚恋的不同模式选择，青年农民工在恋爱、订婚和结婚后大多较快怀孕生育升级为父母，并且深受重男轻女、男性生育偏好陋习沿袭，不少年轻母亲因被迫尽早生出儿子而在短短三五年内生育三到五个孩子，却没有真正的物质精神双重抚养幼儿的能力和实力:他们有些经济拮据，缺少抚养幼儿成长的基本经济条件;有些父母太过年轻心智脆弱，没有做好抚养幼儿的心理准备和主动学习能力;还有些父母因情感淡薄，在抚育幼儿的漫长过程中日益彰显而婚姻脆弱等，这些都进一步导致青年父亲和母亲以外出打工奋斗赚钱或逃避责任的方式由祖辈代为抚养孩子，从而使得孙辈从婴幼儿时期迅速沿袭父母留守儿童和家庭弱化的命运。在逻辑选择和价值取向上，父权思维的主导和沿袭鼓励父子两代民工一致性认同祖辈无止境地为子辈和孙辈奉献，这既是祖辈能力大小的价值表现，也是获得养老资格高低强弱的重要条件。如年轻的祖母倪母表示:既然她(儿媳)听话如愿为我们生出了小孙子，那这个只大一岁的二孙女我们老两口就无怨无悔地帮她带大，暂时也不指望她打工赚钱，先把小孙子带大到上学再说，平时花销我们供养，要是没有孙子我们在村子里也抬不起头......

三、异化与疏离:新生代农民工生命历程变异的四重特性

历经战争的创伤与代价，人类自“二战”后开始高度关注自身的健康福利和生命质量，顺利完整并幸福地度过一生成为衡量个体生命质量、个体现代化程度和国家地区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然而，对40年来伴随“民工潮”而相继出生的80后、90后和00后三代新生代农民工生命历程时间、空间和阶段的梳理和分析发现，这一数量过亿、贡献巨大、世代递增的重要群体正在近半生的生命过程中持久体验典型的生命早期家庭弱化、青少年期打工催化、成年早期婚育催化和幼年子女抚育弱化的“强弱交替”等“类战争化”不良甚至痛苦经历，父辈主导的生存至上、金钱最重等功利化和陪伴最轻、精神忽略等去情感化家庭策略，表面看似并未阻碍青年民工身体发育、打工赚钱、社会交往和成家立业等外显可见的形式化社会化议程，却在实质上暗含生命体验和质量变异疏离的巨大创伤，本文称之为“异化”。新生代农民工异化的生命历程与社会化过程静悄悄地隐藏在四个层面。

1.亲情异化:与父母双亲的疏离

首先，弱家庭庇护与去情感化的早期生命历程，导致血亲纽带的松散脆弱甚至断裂隔离。即那些遭遇离散家庭的子辈越是通过信件、短信、电话、视频甚至当面等多种方式，倾诉思念、无助、孤单、痛苦及对团聚的期盼、幸福的渴望，那些在外艰难务工生活不易的父辈越是否定思念孤独等情感的价值合理性，亦越是强调返乡团聚的无效用，强调自身选择安排的合理性与权威性，此种长期的否定和忽视短期造成子辈以沉默方式忍受或叛逆的方式反抗，长期造成与父母的疏远、对学校的迷茫和对乡土的逃离。

出来打工三年了，我经常大半年都没有给他们打过一次电话，不知道该说些啥。他俩一起在工地上干活，完全不懂我这电子厂里的工作，每次妈妈打电话过来我接了也都是听着，每次反复叮嘱就那几句话，把钱存好，不许乱花，过两年娶媳妇买房子要花大钱，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还没想过结婚成家这件事儿，我宁愿过年也不回家......(个案小智HN~SZ1709，男，20岁)

我生孩子坐月子娘家一个人都不来，他们当初不同意我远嫁，后来又打电话说我是外人，两个兄弟家的三个孩子都忙不过来。现在孩子都快两岁了，全靠我一个人照顾，有时太累了，和老公、婆婆吵架，他们也拿娘家人说事，我心里都特别苦特别恨，感觉自己像个孤儿无依无靠......(个案小红AH~NB1802，女，23岁)

千百年来，家庭作为首属群体成为人类抵御“无情世界的避难所”和坚强稳定堡垒，但遭受结构破坏和功能重创的流动农民家庭为子女成长中受到身体伤害、教育中断、就业挫折、心灵孤独及精神创伤埋下重重隐形炸弹。访谈中几乎所有已婚青年都经历过和父母天天打电话、盼望团聚，到失望孤独、放弃团聚梦想，再到相对无言、冲突矛盾至分家独住的纠缠。

其次，功利并间断的亲情联结加剧功利代际关系和父权延续的双重累积劣势。即那些越是轻视忽视情感联结、情绪认可和教育功效而重视强调赚钱收入、结婚生育的父辈，越是容易在子辈盖房买房、订婚结婚、养儿育女甚至生活花销方面无情地沦落为自动提款机和廉价保姆的功能型“棋子”角色;父辈越是因年龄增长、体力下降和收入降低等原因而对子辈开始有情感支持、养老支持和经济支持等期盼索取，子辈越是容易陷入轻视忽视父辈情感需求，强调重视其经济支持和抚幼职能等功利价值高低的代际轮回和不良代际关系。

研究发现，伴随生命的延展，失望甚至仇恨尤其会在新生代农民工盖房买房、订婚结婚的巨额花销压力和生儿育女、养育幼儿的巨大时间花费压力下变异为无情的功利化索取。如个案小印，在婚礼上因新娘嫌弃“压手钱”太少而哭泣不肯下车时咆哮着质问父亲:“之前彩礼16万你都那么大方了，再拿两万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你连这两万块钱也拿不出来吗?”而在半年后伴随女儿的出生，小印几乎强制性地要求母亲从天津回到合肥为其照顾孩子。在访谈中，小印母亲哭诉儿子、媳妇的强势无情和挑剔，媳妇小慧则强调夫妻两人工作赚钱重要，婆婆照顾孙子天经地义，否则就是没尽到为人父母的责任。而除了打工赚钱、养育孙辈等实用价值，对父辈工作的尊严、存在的价值、自由选择的权利及母子亲情等几乎完全无视。

2.劳动异化:与打工职业的疏离

首先，密集劳动与频繁流动就业抑制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和就业满意度的提升，导致他们越是频繁更换工作的种类和次数，越是不能感受到工作带来的价值提升和工作过程的快乐，他们越是辛勤卖力地工作赚钱，越是体验到工作的艰辛和不满意。

长期以来，在打工、赚钱、就业等强迫性实用功利文化催化下，新生代农民工极其关注就业和赚钱。已有研究表明他们不再满足于从一个工地换到另一个工地、一个工厂换到另一个工厂的“短工型”就业，而是呈现“去体力化”的“发展型”择业观[19]。本项研究对此有所验证，如建筑工地、制造业、工厂、运输、销售等领域曾经长期成为青年民工入城后初次就业最容易获得和最经常选择的打工地方，但伴随年龄增长、城市体验、工作经验的积累、心智成长和新型业态变迁等多因素影响，快递、微商、网售等轻体力服务行业成为最受欢迎的打工种类，甚至成为许多夫妻共同外出、举家外出务工的最佳选择。如个案小虎在三家快递公司轮换打工三年多后，非常迫切地想要自己开一家快递集中点，以便把已经三岁的儿子和妻子从农村老家一起带过来创业生活，但受制于学历、受教育程度、人力资本和资金多因素影响，这个愿望还没有实现，为此经常打电话和妻子吵架，到笔者访谈时他已经强烈厌倦快递这个劳累危险的工作，正在关注微商和淘宝销售的产品和运作。而16岁就离开安徽老家到上海务工、辗转20年才确定在南京买房稳定生存的网约车司机李师傅，提起打工生涯无限感慨:

16岁不爱上学就跟着亲戚到上海打工，父母都很支持，那时候太小没活干跟着亲戚在海鲜楼里卖鱼称重，一个月600元高兴得不得了，后来在饭店里干厨师很多年，非常辛苦劳累撑不下去了就想换工作。长三角的城市我几乎每个都打过工的，经常还找不到工作，心里也非常恐惧，这么多年除了打工不知道自己还能干啥。这个两三年一直在南京跑网约车，感觉想稳定下来不再外跑了，正和妻子商量着买个二手房。我现在是很厉害的网约车司机，早晨六点半开始跑车，一直到夜里才收工，中午找家饭馆吃点饭休息一会儿，其他时间都在路上跑，压力太大了，两个孩子基本每天见不到我，看到我也很害怕。开车我也开够了，体力也感觉吃不消，再过几年干啥还没有想好......(个案小李AH~NJ1801，男，35岁)

其次，低人力资本和弱工匠精神抑制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与就业转型。即他们越是轻视、疏忽、拒绝甚至无意识在职业技能和水平层次上花费时间精力和金钱投入投资，他们越是被动受限地从事低层次、低获得感与价值感的劳动类型，他们也越是逐步丧失职业发展的时间和空间平台优势;而他们越是计较眼前利益得失、收入高低，轻视工匠精神的坚持和学习，他们越是容易在就业结构改革中被淘汰，进而丧失择业权力和就业转型升级的机会。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转型成为新型城镇化和“中国制造2025”亟待解决的共同难题。实现这一群体从被动就业向主动创业创新升级的就业意识转型、从劳动密集向技能密集的就业能力转型和从频繁流动到相对稳定的就业身份转型事关其自身就业转型的关键和国家供给侧改革中劳动力素质和人力资本的重大战略[20]。但毋庸置疑的是，打工赚钱已经深深嵌入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理念，从建筑业、制造业、物流业转向服务业的轻重劳动转向与其说是为了提升职业层次和发展空间，不如说是人力资本欠缺和打工生涯延长无奈的双重交织。研究中不乏主动学习、专研技能、提升水平进而职业升级、稳定就业，顺利融入城市的优秀个案，但堕于学习进取、被动务工、频繁流动更换城市和工作、拒绝返村却又城市融入艰难的“边际人”青年民工仍是主流。

跟着表哥来到宁波打工前三年都是在鞋厂干活，换了七八次厂家，这里到处招工，找工作很容易，老乡也特别多。后来微信摇一摇认识了邻村的小英，我们很快结婚生孩子。因为想稳定下来，我们回到安徽自己边带孩子边开厂，但发现审批、技术、人力、场地都遇到困难就放弃了。现在我们还在争论是回村里养牛，还是在县城租房子开个鞋店，实体店和淘宝店一起经营的那种，目前还能保证从宁波厂家低价进货......(个案小洋AH~NB1706，男，28岁)

3.情感异化:与婚恋期待的悖离

历经生命早期的家庭弱化和打工催化两次重创、又集体遭受催婚催育的新生代农民工，能否实现父辈理想的成家立业、儿女双全的整体期盼呢?事实恰恰相反，数据分析和实地调研发现，“媒妁之言”的本地婚恋、自由恋爱的异地婚恋和非婚生育的边缘婚恋，多年来始终并存为新生代农民工的三类主流婚恋模式。然而更需警惕的是，这群“流动的孩子们”越是经历过亲情弱化与去情感化的生命体验，他们越是对情感归属具有强烈的内在需求、高度敏感和深切期盼，他们越容易在流动的打工生涯中主动或被动地早恋早婚。但同时，他们越是过早经历打工生涯的婚恋情感，他们又越容易遭遇婚恋情感不满意和脆弱失败的结果。即基于生命早期情感匮乏、缺失和薄弱而隐藏或激发的内在情感需求，不仅不能通过外在的情感结合而实现满足，反而因为此种主动选择或被动接受的婚恋情感再次遭受创伤，并因此衍生留守儿童、自养老人、乡村衰落等诸多家庭和社会问题，本文称之为“情感异化”。

首先，“媒妁之言”的本地婚恋以其“安全机制”、自由恋爱的异地婚恋以其认同机制、非婚边缘婚恋以其弥补机制，势不可挡地引领上亿新生代农民工的婚配模式，并较大程度地满足乡土社会婚恋领域保持其形式上“同类婚”的稳定与秩序特征。但这一表象结果，更在本质上彰显了“流动的孩子们”生命历程亲情温暖的缺失和情感教育的匮乏的双重劣势。

父母给的钱够花但我是自己不想再上学了，看不到什么希望，我们班的学习委员因为谈恋爱怀孕跳河自杀，她父母回来后居然抬着她的尸体去托管老师家要赔偿，我们班主任不但禁止我们去看她，还反复要求全班保守秘密，这事对我打击很大......出来打工这半年，也注意到厂里有姐妹因为谈恋爱不再住宿舍搬出去住，我都挺担心的。打工生活也很枯燥，不知道前途在哪里，吃苦我不怕，我想找个志同道合的人有目标地一起奋斗......(个案小晴AH~SZ1610，女，18岁)

我平时都在工地干活，和家里人联系很少，这次春节我妈打电话叮嘱我早点结账回家。到家后才知道是托亲戚安排相亲见面，是邻村的女孩，两边父母都满意，我自己还没有想清楚该怎么办。家里亲戚陆续过来，父母罕见地前后积极张罗，打电话找人为订婚、结婚、买东西等等，高兴得不得了。常年各奔东西，我这个大儿子结婚才能把一家人聚在一起......(个案小涛AN~NB1506，男，20岁)

其次，三类主流婚恋模式的劣势累加的“异质婚”特征，逐渐以“闪婚闪离”的脆弱婚姻、彩礼索赔的婚嫁官司、“抛夫弃子”的青年女性、隔代抚养的留守幼儿、孤独贫困的空巢老人乃至堕胎、吸毒和艾滋青年等多种形式，陆续、持久地彰显于青年民工的后续生命历程，痛诉生命历程因连续遭遇家庭“弱化”和婚育“催化”的成长悖论和生命异化创伤，而其代价绝不仅由青年群体自身承担支付，老人尤其是孩子再一次沦为父辈牺牲品。

近两亿婚育高峰的青年民工婚育“催化”和早婚风气，除了引发“天价彩礼”“少年新郎”等典型事件，其更深层次的隐患在于彩礼婚俗攀比、婚姻物化和功利化等陋习泛滥，在于“恩往下流”代际不平等和乡村衰落的城乡差距彰显，早婚早育的生命轨迹更对农村青年尤其是青年女性、青年母亲的教育机会提升和职业发展形成遏制，这些正为整体社会性别平等建设和人口素质普遍提高设置重重障碍。

4.亲职异化:与幼年子女的疏离

首先，父权沿袭下的主干家庭结构和混合居住模式下，隔代或联合抚养作为青年民工的首选抚育方式，超前断乳下的混合喂养或奶粉喂养拉大客观亲子距离，不利于婴幼儿与年轻父母生命早期亲密关系的建立。如常年夫妻一起在昆山务工的小妮过年回家发现已经会走的一岁儿子拒绝让自己抱抱而发火时，婆婆不但不体谅她的痛苦，反而当着儿子和五岁大女儿的面邀功:“孩子满月你就走了，孩子会走了你才回来，他跟你不亲不是很正常嘛!说起来是你生的儿子，但是他也没有吃过你几天的奶水，全是我一口一口地把他喂大的，是我扶着他一天一天学会走路的，我不跟你发火，你还跟我发火......”而无业、早婚、从夫居年仅二十岁已为人母的小彤则痛诉母亲与婆婆合谋以强制性“隔离”的方式为6个月大的儿子断奶:全家都反复强调奶粉比奶水有营养，奶水6个月以后就会变质，吃了不利于孩子发育，宁愿多花钱买奶粉也不能让孩子吃奶饿瘦，每天都唠叨村里父母在外打工的孩子吃奶粉都养得又高又胖很结实。虽然我一直非常坚持母乳喂养，但是他爸不在家我处处都得依靠公婆，孩子出生前半年每天喂奶很多次，每次婆婆不是在门外敲门不停就是直接闯进来喋喋不休，宝宝才满六个月公婆就背着我把宝宝送到我妈那里，说住几天就回来，奶粉尿不湿都准备好了，让我放松几天。宝宝一断奶就可以出去打工了，家里开销大处处都需要钱，我想宝宝想得发疯却不知道该怎么办，每天哭得眼泪都干了......(个案小彤AH~NJ1611，女，20岁)

其次，青年民工与幼年子女生命早期亲密关系的疏离断裂，再次加剧子女童年或少年等后续生命阶段亲子关系的修复困境和家庭矛盾复杂化。访谈中不止一位年轻父母向笔者哭诉自己打工多年赚的钱通过租房或者买房的方式供养孩子在乡镇、县城幼儿园、小学、初中接受最好的教育，享受宽裕的物质生活，但是一家人团聚住在一起后孩子不听话，和自己不亲，甚至指责父母没有尽到亲职，全家经常吵架打架乱成一团，疲惫不堪，他们都表示非常后悔把年幼的孩子交给老人独自外出打工赚钱的安排!

至此可见，那些文明共识的保护母婴共生的生命规律和保护核心家庭抚幼的社会规律[21]，一旦遭遇乡土与现代矛盾交织的“流动的孩子们”便统统式微沦陷，即兼具频繁流动与返乡守土多变特征的新生代农民工越是经历体验家庭离散化与抚养弱化的孤独和痛苦、学业荒废早年务工赚钱的艰辛和无助，他们越是容易过早地在打工生涯中主动或被动地恋爱结婚而生育子女，升级为父母;而新生代农民工越是早早获得父母的身份和角色，他们越是轻易草率地主动或被动放弃父母责任，交由他人(包括丢给双方父母、送给亲属朋友、贩卖甚至直接丢弃等多种方式)代为抚养。由此不仅导致其自身与幼年子女的过早疏离与分离，更加重了生命质量的恶性代际循环，本文称之为“亲职异化”。

四、代际传递:异化生命历程的三重危机

纵观1.5亿包括80后、90后、00后在内的新生代农民工18~38岁的生命历程，流动成为贯穿其生活体验的主要旋律。作为父母的孩子，他们因父辈流动而饱受与双亲分离、亲情温暖匮乏之伤痛，此为亲情异化;作为社会的劳动者，他们因频繁流动打工而饱受劳动过度、工作尊严欠缺之失望，此为劳动异化;作为婚恋主体，他们在流动打工中历经早恋早婚、婚恋理想期待与现实背离的复杂纠缠，此为情感异化;而作为孩子的父母，他们生育子女却饱受抚幼依附、亲职抚育让渡匮乏之脆弱并选择再次流动赚钱，此为亲职异化。这一历时态的四重变异和疏离就是本项研究所揭示的异化的生命历程，重创的绝非仅在于主体本身，亦不止前文强调的留守儿童、孤独老人、衰落乡村等衍生性多主体困境，新生代农民工生命历程的主体性创伤更在于持久性家庭内部、代际之间、阶层流动等深层次社会整合危机与治理难题。

1.弱家庭发展能力

首先，情感教育和家庭温暖双重匮乏的留守儿童一旦进城打工，经济能力的相对提升和城乡时空的根本转换，为其早恋早育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和机会，但未婚先孕、非婚生育更易引发并加重堕胎流产、遗弃丢失等母婴身心的双重伤害。近五年的流动人口监测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婚恋领域呈现先流动后结婚、婚前怀孕等总体特征，其婚前怀孕比例接近50%。而在联合国《2013世界人口状况报告》中，中国每100名15~24岁未婚女孩中有4名怀孕，90%选择人工流产，发展中国家少女妈妈的婴儿中，约100万名无法存活到1岁。本项研究中的生育母亲，最小初育年龄为19岁，最大为23岁，生育父亲最小初育年龄19岁，最大25岁。“媒妁之言”的本地婚恋先结婚后生育居于主流;而自由恋爱的异地婚恋则是未婚先孕、奉子成婚居多，两类不同的婚恋模式却都有早婚早育、多生多育、男性偏好、鉴定性别及堕胎流产等雷同特征。而陷入边缘婚恋、非婚同居、生育的男孩女孩们，则有着大龄未婚、多次婚恋、多次堕胎、送养女婴甚至丢弃病婴的多样复杂困扰和阴影。

其次，基于家庭学校婚恋教育的双重匮乏，早婚早育的新生代农民工迅速陷入生活负担加重、婴幼儿抚养困难、家庭关系复杂、职业发展受限的恶性循环，抑制了新生代家庭的发展能力，加剧了新建家庭的脆弱性和解体风险。至2016年底，我国离婚人数超过830万人，离婚率连续15年攀升突破3‰，80/90后农村青年离婚案件增多，平均水平达50%，部分地区高达80%，成为离婚高危人群。“还没准备好就有了孩子”“带孩子比打工更累更难”“想打工不想带孩子”“赚钱比陪孩子更重要”“带孩子久了要看公婆和丈夫的脸色，觉得低人一等吃闲饭”等等，一旦孩子出生，早婚早育的青年父母们所面临的挑战困难和选择与城市晚婚晚育的中产阶层父母并无根本差异，但不辞而别、离家出走的放弃，或“抛夫弃子”、打工赚钱的逃避等策略安排，不仅未能化解家庭纠纷和职业转型等重大矛盾，反而再一次重创新生家庭的完整功能。

2.低代际关系质量

首先，低能家庭更易沿袭隔代甚至送养寄养等抚幼方式，使得子辈迅速重复父辈留守儿童的代际传递命运，而亲职缺失极易造成婴幼儿身心健康和社会化障碍。本项研究中的近50个婴幼儿的养育方式都经历不同程度的亲子分离，以长期留守家乡老人抚养、短期和父母团聚(父母一起或单方返回老家团聚、跟随父母到打工城市团聚等方式)、单方抚养或亲戚、学校寄养为主。而连续三年中国家庭发展报告显示，流动家庭和留守家庭已经成为中国家庭的常规模式，90%祖辈监护、4%亲友监护及4%无人监护的上千万留守儿童，其体格发育明显低于城市儿童，包括留守儿童在内的弱势儿童营养健康亟待改善。除此之外，新生留守儿童很快成年，其因意外伤害造成的身心创伤、心理精神疾病、认知偏差、成长困境等弊病，都会在不久将来由全社会共同面对承担。

其次，长期亲子分离的生活常态淡化亲子关系并降低代际关系质量，为子辈的青年社会化和父辈的养老困境埋下风险隐患。18~38年前，三代新生代农民工曾经因父母外出打工而遭遇生命历程早期的亲情弱化疏离，而在18~38年后，他们正无意识地、义无反顾地再一次和父辈雷同地将子女抚育时间、精力、权力通通转让给父母及他人，开启了新一代亲子关系疏离淡漠甚至仇恨的代际传递。以哈佛大学持续76年的“格兰特研究”为代表的大量科学研究一再证实，基于血亲纽带的亲子关系本质更是一种人际关系和社会联结，“童年被爱”和“亲密代际关系”是幸福人生的关键，亲密温暖的亲子关系有助于提升经济地位和社会阶层，而隔离冷漠的亲子关系增加贫困、疾病、犯罪和抑郁症等。因此，破解当下及未来的养老困境，尤其是老人精神孤独困扰时，亲密良好代际关系这一源头机制需迫切强化。

3.强阶层固化

首先，隔代、寄养、寄宿或无人监管的多元养育模式加重留守儿童低认知水平、弱受教育意愿和高弃学从工率的群体特征，父辈打工拉力和社会功利推力加剧“读书无用论”在乡村和底层社会的蔓延，成为抑制乃至固化阶层流动的一剂毒药。与国内权威数据一致，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罗斯高的长期中国研究发现，50%的农村孩子因营养不良导致智力发育迟缓、语言发育滞后，80%的农村家庭缺少儿童图书，1/3的孩子初中辍学，贫困地区63%的孩子一天高中也没有上过，而弃学从工的农村孩子以超50%的比重主要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研究中的大多青年民工都表示“不后悔辍学外出打工，讨厌上学”，但对于子辈的养育和培养，他们则一致地表达“要让孩子好好上学，接受最好的教育”“家长没本事，要选县城甚至市里的好学校、好的补习班，学城里人那样......”“小时候不给老人养，我没法赚钱养他啊，大一点了教育才重要......”

其次，少年务工和早婚早育的生命轨迹在增加生活负担的同时，也一定程度地限制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培训、职业深造和自我成长机会意愿，使其因内在驱动力和外在合适性的双重匮乏而长期陷入底层劳动的转型升级缓慢困境。从17岁辍学跟着武汉亲戚看店卖服装、到32岁已是3个孩子父亲的小艳，依然在武汉、宁波、南浔等城市徘徊，通过开车、运输、快递等多种收入途径维持一大家子的生活、教育费用及自己对香烟和啤酒的强烈需求。妻子小红则会在夫妻吵架时离家打工:“给他点颜色看看，让他尝尝自己带三个孩子的滋味”，三个被寄养在姑姥姥家的孩子在妈妈离家的一个月内饿得面黄肌瘦......除此之外，一个未来近4亿劳动力人口陷入发展瓶颈的分化社会必将充满弱势心态和抱怨仇恨，这对社会心态建设和治理能力提出巨大挑战。

五、结语和启示

一个数量过亿并兼具原生家庭“弱化”、成年婚育“催化”和新生家庭脆弱等生命历程异化特征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成长和发展中的集体无意识正考验着政府人口治理的战略远见和整体社会的文明发展进程及资源整合能力，而破解新生代农民工婚育困境、遏制代际传递风险链的战略重视，须迫切着力落实三维源头机制。

第一，着力教育体系，把婚恋情感教育等科学知识系统性纳入国民教育完整体系，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能力。失去家庭庇护和科学养育，学校成为影响弱势儿童时间最久、效力最强的生活场域，只有国民教育系统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开设有针对性、合适性并与其他主干课目同等重要地位的婚育情感课程，且严格由专业人才或接受过专业培训的教师敬业有效地讲授，才可能为低能家庭的弱势儿童筑牢第一道功德无量的“安全网”。

第二，着力用工体系，把婚育新风、情感恋爱和精神健康的科学知识在企业和用工部门普及落实，并建立员工—社会—政府部门共同组成的评价和监督机制，延长并强化婚育情感和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性，为青年民工的自我成长提供力量源泉。毋庸置疑，忽视甚至逃避青年农民工的婚恋情感和家庭生活成为企业的主流，尤其在农民工密集的制造业和建筑业，加之政府民间外部监督和工人自身觉醒的滞后，这一迫切却艰难的源头治理机制亟待重建。

第三，着力社会，把专业社会工作者、社会组织、社会公益和民间大众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下持久性联动参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乡生活变迁与适应，塑造关爱社会的文明新风。面对城乡居民生活方式和生命历程的迥异、大量专业社工人才的流失、大批社会组织发展方向的迷茫乃至民间公益的管理混乱等弊病，参与新生代农民工生命历程中的城乡连接不失为社会力量展示才华的一剂良方。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5年度江苏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模式与衍生家庭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5SHC005)、江苏省社科基金基地项目“江苏完善社会矛盾源头预防与调处化解综合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5JD009)和江苏省委党校专项课题“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研究”(项目编号:ZX18017)阶段成果]

陈雯:江苏省委党校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副教授，社会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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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发于《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2期，P47-56，经本公众号重新排版,引用请上中国知网下载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