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沈德符（1578—1642，字景清，又字虎臣，浙江秀水人。明万历四十六年举人，文学家）《万历野获编》中《弟子鸩师案》记载：明万历年间，在江都东原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学生毒师案，震惊了整个江都乃至扬州、江苏。
江都东原宗名世“以工部郎坐吏议归”，其孙宗孙达年已弱冠，因从小娇生惯养，不仅生性顽劣，且漫游惰学。宗名世一心指望“后嗣思以堂构”，期以能继承父祖遗业，光耀门庭，便四方打听，延请了丹徒名士陈肖来家中课以举业。
陈肖，诸生，丹徒人氏，出生在官宦人家。其父陈文，明嘉靖甲子（1564）举人，历任福建同安知县、河南邓州知州、浙江宁波府同知，诰授奉政大夫，崇祀宁波名宦祠。而陈肖虽熟读四书五经，满腹文章，却总是入仕无望，只得以舌耕为业。因向以严厉著称，在地方上很有名气。宗名世深知自己长孙的秉性，特以重金聘陈，希其在名师手下能有出息。
正处于叛逆年龄的宗孙达对这位严师十分反感，常常“积愤出怨言”。而“绳督过严”的陈肖不仅不放松督促，反而有时对宗孙达加以训斥、扑责与笞打。于是，顽劣的宗孙达“遂生恶心”。一天，他从街市买来砒霜，偷偷放入老师的菜肴中，饭后又将书房、卧室里的饮水全部撤除。是夜，可怜的陈肖先生“狂噪呼水，禁不得入，遂殒于塾”。时当万历三十八年（1610）。
惊天命案发生后，陈肖之子、年方16岁的诸生陈观阳四处“伏奔呼冤”，他认为自己父亲是被宗孙达毒死的。即使父亲是自杀，宗孙达也脱不了干系，应当承担责任。
江都县令姚祚端接到报案后，自然异常慎重，不仅亲到现场查看，呼伍伯“以银片置尸口中，少顷如墨涴”，并先后经过三次复检，均确认陈肖为砒霜毒死无疑。
然东原宗家乃名门望族，在江都以至维扬一带世交很广，经宗名世的多方疏通，“广陵士庶，久悉其状，而无人讼言”，既不配合案情的调查，也不提供任何证据，就连官府中亦有人为其开脱罪责。有巡按御使甚至私下对姚祚端说：宗“按法应处死，但宗家只此一孙”。然，姚令，健吏也，当即答道：“陈生只此一父也！”御使默然。
宗家花了不少工本，“行多金讲解”。陈观阳毕竟年少，摄于宗家权势，也似欲愿意“成议”。但姚令“恨其事，力持不可”，并“以谳牍上之抚按”，认为“应以命抵偿”。
此后，由于宗家“宦族多，藏百计以展脱”，公众也向高层递交了无数陈情，此案就一直悬而未决。而“每遇审录”时，宗家“辄思甘心于观阳”，陈观阳只能“孤身潜踪，备历奇险”。于是，“工部尚无恙，其孙系狱中，百方求宽于下台，而公论持之，终不许也”。这一拖就是15年，甚至连案件都未曾呈报刑部。
陈观阳（1591—1659，字宾之）自幼家贫，常悬梁苦读。父亲命案发生后，他更陷入困境。除了悲愤欲绝，还饥寒交迫，且无法静心攻读，先后七次赴考均名落孙山。一日，心灰意冷的他登上圌山顶，只见脚下江水，逝者如斯，岁月荏苒，自己依然白衣；对岸扬州，景色朦胧，命案迷离，老父冤屈未雪，不禁悲从中来，恨自胸出。这时幸得一高僧指点迷津，他才清醒起来。其后，在乡邻的资助与劝慰下，他潜心攻读，终于在天启五年（1625）成为三甲一百八十四名进士。他写下血书，呈请诉冤，“上闻，宗始伏法”。
陈观阳清正廉洁，官至吏部尚书。为了一报今上雪冤之恩，二报高僧点化之恩，三报乡邻哺育之恩，四报先父在天之灵，他倾积年积蓄，于崇祯七年（1634）在圌山之巅、楞严寺之侧，建起了一座七层八面的砖石结构的“报恩塔”。塔高30.94米，有“万里长江第一塔”之称。
清道光三年（1823），当地人重修报恩塔，又在《修圌山报恩塔记》中写道：“圌山据江海之交，塔其颠四无障碍，创自明季本邑陈观阳吏部。儒学者曰：陈因父肖教弟子严，为门下宗孙达毒死，经三检，历十九年得沥奏，冤始伸。借此资冥福报恩，所以笃孝也……仁孝之思而仰止之，沙民耕读，蚕桑终古，得安居无虑，岂非功德哉！”
来源：江都旅游
编辑：阿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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