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营兵制度，卫所制度，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导语：明代的营兵制度，卫所制度，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关于明朝营兵制的出现，据万历年间的《大明会典》记载: “凡天下要害地方，皆设官统兵镇戍。其总镇一方者，曰镇守; 守一路者，曰分守; 独守一堡、一城者，曰守备; 与主将同守一城者，曰协守。又有提督、提调、廵视、备御、领班、备倭等名，各因事异职焉。其总镇，或挂将军印、或不挂印，皆曰总兵，次曰副总兵; 又次曰参将; 又次曰游击将军。旧于公、侯、伯、都督指挥等官内推举充任。其镇守内臣，自永乐初，出镇辽东、开原及山西等处，自后各边，以次添设。而镇守之下又有分守、守备、监枪诸内臣。嘉靖十七年，令镇守内臣，原不系太祖定制，次第裁革。十八年，尽数取回。于是，边政肃清，军民称便。”由此可知，随着北方边境形势的变化，蒙古瓦剌势力的兴起，自永乐年间起明王朝的军事制度已开始有所调整和变化。边境要害地方明确了营伍编制，设有常驻的军队镇守，其将领则从公、侯、伯、都督指挥等官内推举充任，各司其职，职责明确，与卫所制度下军队设置和管理方式截然不同。此时，明代的营兵制已顺势而生并且逐渐成为明代中后期主要的军事力量。

关于营兵的来源，其构成较为复杂。卫、所旗军皆世袭并有固定的戍所，但在营兵制的初期，卫、所旗军曾作为营兵的来源。明人唐顺之《条陈蓟镇补兵足食事宜疏》记载: “专责任以严勾补。照得蓟镇之兵，自内地卫所抽往边关，其逃边关而潜回卫所往往不补者，盖自营、卫互相推调。”明代的卫所制度中，卫所军的来源有从征、归附、谪发和垛集。据上述史料可知，蓟镇之兵有从由内地卫所抽往边关。当卫所军士逃亡时，需要到原籍追捕本身或者其亲属，名为勾军，以补充军伍。可见边镇营兵的军队来源之一为从卫所抽调的旗军。

同时，据明人毛伯温《条陈军务疏》载: “看得总督侍郎翟鹏、廵抚李珏题: 称山西招募土兵，檄下期年，无人应募。乞要将河南、山东、四川、湖广、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之军，停止清解，责成布、按二司、清军官，严督府、州、县掌印等官，逐一清出，不必解发，存留本省。拨发就便卫所食粮、差操，人情顺便，边防得用……又查有前例所据前项亟复改编事宜，既该总督侍郎翟鹏、都御史李珏具奏前来，原经三司官员会议攸同，相应依拟，合候命下备行。翟鹏、李珏暂将山西应解河南山东等处军人，免其清勾，拨发附近卫所，就便食粮操练。精壮者尽行责付新设四处参将统领，多余之数分发守城、边操等项应用。”由此可知，作为明朝边防重镇的山西，为了充足营伍进行招募，但是“檄下期年”，仍然无人。募兵成果不明显，最后不得不指望由卫所旗军来补充，把原本清解出来应发往河南、山东、四川等地的卫所军存留本省，以便守边。

但至明中后期，随着卫所制的逐渐衰落和卫所军军事能力的减弱，从卫所抽调的旗军大量逃亡，营兵不得不由大量的募兵来替代。“召募之兵，明初无有也。正统中，始募天下军余、民壮为兵。景泰初，复令广召募，即以所在官司统领，遇警调用，然犹之民也。弘治中以虏警抽编，无警许罢役，遂有常晌。沿至正德，遂令分戍番操，无复休息。兵尚书王琼请量罢之，不听。肃宗深知其弊而未遑清理，及后为真兵矣。”此时，募兵已逐渐成为明朝中后期营兵的主要来源和戍边的主要力量。

在明朝的营兵制中，营兵早期主要来源于从卫所抽调的旗军，卫所为九边重镇提供兵源。但随着抽调的卫所军大量逃亡，此后募兵逐渐成为明朝中后期营兵的重要来源和明王朝军队的重要支柱。

随着卫所制的逐渐弛败，明朝兵力不足，营兵制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缓解明朝中后期的边防危机具有重要意义，其影响明显体现在抵御北方蒙古势力的南侵和明中期东南沿海的倭患。有明一代，北方蒙古部落的侵扰始终困扰着明王朝的边防守备。为防范蒙古势力的南侵，九边成为了明朝抵御蒙古势力的军事重镇。至明朝中期，尤其是土木之变后，北方边患日多，此时九边卫所行伍衰耗，旗军战斗能力衰落，营兵制中的募兵成为了九边重要的边防力量。“弘治、正德以后，官军实有者仅六万六千九百有奇，而召募与土兵居其半。他镇率视此。”弘治、正德年间，募兵与土兵已居宣府镇兵力的一半，由此可见，营兵制已成为九边军事重镇的重要军事力量。此外，嘉靖年间，倭寇侵扰东南沿海地区，“自嘉靖三十一年以来，两浙召募陆兵不下十万。”明朝军事制度的调整，营兵制的出现对于平定东南沿海的倭患功不可没。

概而观之，面对卫所军的不堪重用和边防形势日趋紧张的双重压力，明朝打破了一直延续的卫所制，建立起一种新的军事体制———营兵制。营兵制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卫所制的不足，对明朝中后期的边疆防御具有重要意义，日益成为明朝中后期的重要军事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