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秀玉：我为什么要创办三联韬奋书店？

　　文/董秀玉三联书店原总经理、三联韬奋书店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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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君按：1月10日，韩国资深出版家金彦镐携新书《书店东西》亮相北京，与三联韬奋书店创办人董秀玉、单向空间联合创始人许知远、先锋书店创办人钱小华、钟书阁创办人金浩、出版人汪家明、《书店东西》译者金丹实进行了一场题为“独立书店的守望——《书店东西》寻路时代精神空间”的对谈。董秀玉在发布会上讲述了国内首家出版机构创办的书店——三联韬奋书店创立的艰辛历程，引得现场读者闻之落泪。

　　右四为董秀玉

　　董秀玉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简称“三联”）总经理时，建成了如今位于北京美术馆东街的三联书店办公楼。待大楼建成后，董秀玉却将地下一层、一层以及二层最好的空间用来创办了三联韬奋书店，三联的领导们只能挤在顶层的阁楼里，“艰难”办公……

　　创办三联韬奋书店的初衷需要从1979年创办《读书》杂志说起。那时，《读者》杂志每个月都有读书服务日这一天会有许多作者或读者前来，但《读书》杂志没有地方，只能在人民出版社没有电梯的老四楼会议室接待大家，中间放一张大书桌，四周几张小几，范用先生会从家里带点茶叶来，备上几杯清茶，将近一两个月的新书放在大桌上，供朋友们坐下来聊聊天、喝喝茶、看看书。没有主持致辞，也无需讲话发言，几个编辑招呼一下，所有人散坐到各个小桌上参与谈话聊天。聊的话题都是关于书、学术信息、文化潮流的，甚或某某讲座的观点、某某正在写什么大著，等等。散场时，大家喜欢哪本书可以带走，看好了的就给我们写一篇书评，不写也可以。就这样，做了好几年。

　　那个时候我就想，如果我们有一个自已的书店多好！那么多作者和读者、爱书人，可以聚在一个到处是书的环境里，一起看书聊天。

　　现在很多年轻读者不知道40年前，而书店基本上都是不开架售书的，书架前都有柜子挡着，要找一本书，得伸长脖子使劲瞪着眼，书店的光线又暗，好不容易找到了，还得央告营业员帮忙取出来翻看，若想多看几本，买了还好，若挑来挑去最终没买，营业员的脸色就不好看了。丁聪还画过一幅在书店拿着望远镜找书的漫画，非常形象生动。

　　真想给老先生们找个能聊天、看书的地方

　　想开书店真不是一时兴起，我深刻地记得两件事：有一次读书服务日，我匆匆下楼拿书，遇到了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他一步一瘸地慢慢朝上走，我惊讶地问，“你今天不是开政协会议吗？”他说，“我还是觉得来这里比较好。”那一刻我深受感动，心想“什么时候能找一个好点的地方给这些老先生啊！”

　　还有一次，我去上海拜访施蜇存先生，他是现代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作家。他住在一个3层阁楼上，从一条笔直的窄小楼梯上去，进门就是一个窄过道，过道上放着一张小方桌，里面是个大方凳，外面一个小方凳。两个人面壁坐下，如果再有人要进去，必须侧着身才能走过。这么窄的一个地方，就是他的会客室。我们聊上世纪30年代的现代派，聊那个年代的心理分析小说，聊刚创刊的《读书》杂志，聊了好半天，临走时他站起来送我下楼。这时我才发现，他刚刚坐的那个方凳其实是个马桶。当时上海的马桶是圆的、木头的，上海人会在马桶外面套一个方木箱，这样就可以当凳子坐。从他的会客室出来的时候，我心里很难过，又想着“我真该给这些老人开一个好书店啊！”可那时完全没有机会。

　　1987年，我到香港三联书店任职，我们在香港中环最好的地段有一个很好的书店。虽然不是很大，书也不够丰富，但每天都有不少读者“打书钉”(站着看书)，我觉得在书店里看书的人最美。所以3年后，书店情况好转时，我们又开了一家大书店。

　　那时，我就想“回到北京，能不能也开一个大书店？”偷偷地在自己心里许下了这个愿望。

　　1992年，我回到北京，正是三联最困难的时候。当时三联的员工大概有30多个人，每增加一批人就要租一两套房，最终所有人被分在了五六个地方办公。当时电话不方便，开一次全体会议光通知就得两三天。1992年底，对我的任命也是在地下室宣布的。

　　看到我们实在困难，国家批给我们一块地来建办公楼，也就是如今的美术馆东街。面积很小，而且只许盖两层，因为旁边就是字模厂的家属楼，再高就会挡光。可是，1200平方米的地方，盖两层也只有2000平方米，那就只能是办公小楼了。我心中的书店又该怎么办呢？

　　后来我联想到香港的地下商场，反复与建筑设计师沟通，能不能往下挖两层地下室。那时的北京还没有人会挖两层地下室当商场。地上原定的两层不能升高，于是我又与设计师商量能不能只升不挡光的半边。最后，我们终于多出了差不多三层的面积。

　　我们成了首家以微薄力量开书店的出版社

　　办公楼盖成以前，1993-1995年我们都在北京大磨坊的两层楼里办公，期间新增很多编辑，《三联生活周刊》《爱乐》都在那里筹备、培训，人员增加到100多人。

　　临近大楼完工，社委会犯了愁——底楼只能做仓库和锅炉房等，位置最好面积最大的两层半都用来做书店的话，剩下的面积要按传统的间隔办公室完全不够用。只能像香港那样在大开间里隔工位(这是现在十分普通，而40年前的文化机构绝对没有的办公形式)，领导们也只能每人挤在一个10平方米左右的小办公室(大概是出版界领导中最微型的办公室了)。兹事体大，只能召开全社大会，让大家一起决定。

　　我向大家讲了一直以来的想法——一方面三联本就有做书店的传统；同时，我们真的想要在这样一个地点办一家新型书店，给作者和读者一个环境优美的读书、买书、会客聊天的空间，让编辑能够有机会在书店里直面读者。出乎意料的是，我们的同事痛快地一致同意让出最好最大的面积办书店！

　　作出决定后，香港三联立即赶来帮忙，出钱出人做设计、指导、培训；中国台湾著名建筑设计师登坤艳先生义务设计了一个一边红墙一边气窗的咖啡厅，颇具现代感。书店全部开架，有期刊，有唱片，有展厅，有咖啡厅，有网吧，读者可以自由在书架之间徜徉。可以说，1996年开业的三联韬奋书店真正成为了当时的新概念书店，是一道城市文化的风景线。

　　就这样，我们成了全国第一家以自身微薄力量开书店的出版社。

　　虽然被当时一位领导批评为“大大的办公室不坐，挤成这样！开书店是你们的事吗？莫名其妙，不务正业”，可是看到书店里安静的读者，挤坐在书店楼梯上专注看书的人们，我们开心无比。只要真正喜欢书的文化人能在这里聚会、见面，其他的就不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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