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文庙历史上的那些事儿……

今天的长春有“文化城”的美誉，但在老长春的历史上，代表长春文化发展的大事件——文庙的设立曾经历了怎样的周折？位于今天亚泰大街与东天街交会处的长春文庙，最初因何选址在此？当真是因为当时的长春城内没有适合建设文庙的空地吗？文庙又是在哪些人的支持和努力下建成的？长春市社科院副研究员杨洪友的研究成果为人们揭开了长春文庙不为人熟知的那些往事。

读书，历来是文人士子谋求进身之阶的主要方式，也是统治者选拔人才、教化人心必须鼓励的事情。清代的东北，随着闯关东的汉人不断增多，经济得到发展，人们通过读书考取功名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然而，清代统治者为保护祖上起家的龙兴之地不被汉化，一度坚决拒绝地方官员在吉林设置文庙的请求。事实上，早在长春建设文庙之前，长春厅的教育、文化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当时的长春在一些史料里被称为“人文渊薮”之地，就是这一现象的写照。那么，长春文庙是在怎样的情形下设立的呢？

01

吉林将军的奏折

长春文庙兴建的起点

清代的地方，要设立文庙和儒学，必须经过皇帝的批准。早在雍正二年，办理船厂事务的朝廷官员赵殿最就曾上奏皇帝，请求在吉林兴建文庙，遭到雍正皇帝的严厉斥责。一直到乾隆元年，喜欢汉文化的乾隆皇帝才终于同意在永吉州（今吉林市）建文庙。清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长春厅设立，当时在此居住的多是贫困流民，因此建厅时也没有设立主管儒学的官员。在此后的70多年间，长春的读书人越来越多，文化不断发展，到了道光六年，专门给长春厅学额3名。到了同治七年，由于整个吉林省长春、吉林、伯都讷三厅的绅民们在扑灭马傻子农民军过程中，曾经为奉天军队输捐了大笔的军费。作为回报，朝廷给整个吉林省永广学额，折成银子，为一千两可以换一个生员的名额。这些换来的名额，就永久地分给长春3名。而且，从同治七年起，长春每次考试，还要再增加3名，可以增加14次。就这样，长春的学额一天比一天多了起来。但这些学生们被录取后，要去吉林厅儒学府和吉林厅、伯都讷的学生一起在那里读书求学。这时，随着长春和伯都讷经济的发展，对文化教育场所的需求日益强烈，于是，这两地的乡绅们也认为本地应该有自己的孔庙和儒学，他们纷纷向吉林将军呼吁在当地建设孔庙，设儒学。当时的吉林将军为奕榕，他是一位开明的管理者，他在有可能惹怒皇帝的情况下，于同治十一年七月二十日上奏了《为吉林伯都讷、长春两厅绅士请捐建文庙学署分设教官并添禀增拔贡各额事》的折子。在此折中，奕榕开篇就言明教育和人才在维持风教方面的重要性。随后，他又强调了吉林省当时的教育机构设置情况和长春以及两厅的教育成就是非常喜人的，以及伯都讷、长春设立专学的必要性。最后，他在奏折中强调当前面临的极大的困难：“若仍统归吉林一学，恐该学校教官平时训课暨临场送考，心力俱有难周。即禀生为童生认何，人多未能尽职。亦难免冒籍跨考。”因此，他请求“于各该处捐建文庙学署，各设训导（主管儒学的官员）一员。”这个奏折可谓是层次分明，摆出困难，陈明利害。于是，同治帝批准了奕榕的请求。长春文庙和儒学才得到建立。而奕榕的奏折，也成为长春文庙兴建和文化兴盛的起点。

02

无奈之举还是风水宝地

长春文庙为何选在老城东南？

得到批准后，长春厅官绅两署就将文庙的地址选在了当时的老城东南边缘，即东二道街（今东头道街）以北。今天不少学者认为当时做这种选择是因为长春城内空地少的缘故，才将地址选在这里。事实上，当时任何一个地方修建文庙，并不是根据空地多少或方便程度选址，而是有很多“讲究”在里头的。据考证，当时文庙选址基于几个原因。首先除了此处有空地可以使用外，当时还有一条从东南通过，注入伊通河的自然沟渠，可以作为泮池（也称“泮宫之池”，是官学的标志）；其次是出于堪舆学上的考虑。古人认为，文庙掌管一地文运，必须建在适当的“风水宝地”，这样才能文运大开，礼乐教化昌盛。据清代堪舆大家赵九峰所著的《阳宅三要》记载：“文庙建艮、甲、巽、丙字上为得地；庙右宜高耸如笔，如枪。庙左宜空缺明亮，一眼看见城上之文阁金楼，大利科甲。”而长春文庙所处位置正当巽位，由于长春老城内无山，其右侧不可能有高耸之物，但左侧开阔明亮，其左前方就是长春城东南门。这个城门曾存有女儿墙，那么就可能建有望楼，这里的一切均符合《阳宅三要》的要求。于是，长春文庙就建在此处。

03

地方士绅捐建文庙

是一人之功还是群体之力？

根据文献记载，清同治十一年，长春官绅商学各界开始捐款，由士绅们开始筹备修建文庙。据《长春县志》的记载，其中，主要捐建者为长春厅的士绅朱琛、别煐、王振鹭等人。但在一些志书中，只写“朱琛等”，在当代的许多作品中，也承袭了这样的记载，不少人因此认为文庙是朱琛一人之力修建。然而，综合文献记述，我们能看到，在文庙建设中，朱琛只是一名重要的参与者，并不是最主要的人物。朱琛是当时长春很有影响的人，他胆艺过人，曾在1864年守卫长春时独守东门，打退过农民军的多次进攻，获封为布政司理问的五品虚衔，其衔位甚至比当时的理事通判还要高。对他捐建文庙的事情，不少志书都有记载。其中，《吉林通志》有这样的记述：“同治十一年，朱琛等捐建大成殿三楹……”；《长春县志·人文志·胜迹》关于文庙记载，直接写为“朱琛捐建大成殿”。根据这些记载，当代人在论述文庙里，就直接写为由朱琛捐建。这种以偏概全的记述，抹杀了其他参建者的功绩。《长春县志·人文志·人物》明确记述说：别煐在创修文庙时，“筹款募捐，不遗余力，匡襄之功，当推第一”。别煐，字焕亭，是同治年辛酉科优贡，他普有“候选州判”的功名在身，是当时官僚体系中的一员。别煐热心于长春教育事业，除了捐建文庙外，在光绪初年，他还多次向吉林将军呼吁，要求给长春单独的拨贡名额。长春文庙的另一个捐建者为王振鹭，在长春也是俊杰之士，曾经做过太学生，科考失败后，成为一名幕府，他也曾“创修文庙，与有力焉。”通过这些，我们能看到，长春文庙的建成，非朱琛一人之力，而是长春士绅阶层共同努力的结果。

◆来源：长春晚报微信综合 记者：赵娟 通讯员：杨洪友

本期编辑：彬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