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1978年，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为何国际上会误判？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大会，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如果要讲成绩的话，确实是在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

1978年，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按照世界银行的指标，1978年中国人均GDP仅为156美元。

大家印象中世界上最贫穷的地方在哪里？应该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被称为“黑非洲”。而1978年的时候，他们的人均GDP是490美元。

也就是说，中国1978年的整体发展水平，连世界上最贫穷的非洲国家平均数的1/3都没有达到。

当时中国81%的人都生活在农村，以农业为生。84%的人每天的生活费达不到1.25美元，意味着84%的人口生活在国际通用的贫困线之下。

而且当时中国还是一个非常内向型的经济，出口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1%，进口占5.6%，两项加起来为9.7%，即90%的国民生产和国际是不接轨的。在出口产品当中，75%是农产品和农产品加工品。

以上这些数字，在座的很多年轻朋友听来，可能不容易有切身的感觉，我个人却是一路经历过来的。

我1979年从台湾回到大陆，在北京大学读书。当时台湾已经是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比大陆高，北京给我带来了很多生活上的冲击。

现在海淀已经是城市中心区之一，但当时非常偏僻，为了方便起见，需要买一辆自行车。那时候自行车不是有钱就能买，还要有票，我记得一辆凤凰牌自行车的价格是200元人民币，可当时北大的不少老师一个月的工资也就不到70元，需要三个月的工资才能买一辆自行车。

那时候开始有电视，比较时兴的是9英寸的黑白电视，这种电视要多少钱呢？900元人民币。一般老师要花上一年半的工资，才能买一台9英寸的黑白电视。

通过这些数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水平。

但就是在那么一个低的起点，从1978年到2017年，中国取得了平均每年9.5%的增长，这样的增长速度谁都没有想到。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目标是“二十年翻两番”，也就是说平均每年要实现7.2%的增长。事实上包括我自己在内，当时都认为这样一个目标不会达到。

因为在发展经济学里有一个自然增长率理论，这个理论认为：任何国家、社会，除非在战争或者是自然灾害破坏以后的恢复期，可能会有一年、两年以7%的速度增长，正常情况不可能以7%或者更高的速度增长。

从这理论来看，邓小平提出的目标好像是不可能的。

中国人有一种智慧，叫“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所以我内心感觉小平同志提出这样一个美好目标，无非就是政治上要大家加把劲，实现每年7.2%的增长，如果这没有达到，每年6%的增长率也不错。那时候比较封闭，同学之间也不敢讨论政府的目标有没有可能实现。

刚好北大来了一个纽约大学的外籍教授，我就私底下问他：“中国现在提出的经济增长目标是二十年翻两番，平均每年要实现7.2%的增长。您是一位老教授，学术非常丰富，又走过很多国家，您认为中国有没有可能在二十年里实现平均每年7.2%的增长？”他听了以后，也是一直摇头。

但是现在回过头去看，我们的增长速度不是7.2%，而是9.5%，不是20年，到去年已经是连续39年每年9.5%的增长。

看起来好像9.5%和7.2%之间，无非就是每年2.3%的增长，但实际上如果用指数积累的话，就是天壤之别。

如果按照7.2%的增长率持续三十九年，中国2017年的经济规模会达到1978年的15倍；但实际上是以9.5%的速度增长，按照可比价格计算，2017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是1978年的34.5倍。

正是在这样一个高速增长的态势下，2009年，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超过日本，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014年，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过美国，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与此同时，衡量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指标是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按照美元计算，从1978年到2017年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平均年增长速度高达14.5%，2017年的贸易总量是1978年的198倍。

2010年中国出口超过德国变成世界最大出口国，而且出口的产品从1978年制造业不到25%发展为现在97%都是制造业产品，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

历史上被称为“世界工厂”的国家，最早是工业革命以后的英国；19世纪末到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被称为“世界工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工厂”变成了德国、日本；现在“世界工厂”在中国。

2013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中国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约为35%，高的时候曾经超过50%，现在低一点也有35%。

但在所有大国中，也就是人口超过1亿的这些国家当中，这是我定义的大国，中国的贸易占GDP比重最高。美国在20%-25%之间，日本还不到20%，而中国现在是35%左右。用这个指标来衡量的话，中国应该是全世界最开放的经济。

我为什么有机会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2017年，中国人均GDP达到8640美元，属于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改革开放40年来超过7亿人摆脱贫困，对世界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刚才鞍钢介绍我有幸担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这对我个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难得、非常荣幸的事。

我是世界银行第九任首席经济学家，如果看前面八任，当之无愧都是大师级经济学家，而且也在政治上很有经验的美国或者是欧洲的经济学家。

其中有得到诺贝尔奖的，有得到克拉克奖的，有当过美国白宫经济顾问会主席的，有后来当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校长的，也有当过中央银行的行长的，一般都是在学术上非常有地位并且很有政治经验的经济学家，这个位置被认为是经济学家在世界上最高的职位。

我为什么有机会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呢？最主要原因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立了很多国际发展机构，比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地区性开发银行像亚洲开发银行、拉美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这些国际发展机构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就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减少贫困。

但是现在如果把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减少的7亿多贫困人口刨除掉，世界贫困人口没有减少，反而还在增加。因此我之所以有机会到世界银行担任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根本原因在于“水涨船高”。

正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的成绩对世界减贫作出的巨大贡献，使得全世界对中国减贫经验都非常重视，我才有这个机会去当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

所以，中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年，称之为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一点不夸张，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这场奇迹的参与者、贡献者，也是这场奇迹的受益者。

中国改革开放长达四十年的发展，回顾起来确实是奇迹。但是对于我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来讲，却是一个很大的谜题。

固然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快速、稳定发展，可是隔几年就会有一次“中国崩溃论”，不仅国际媒体这么讲，还有不少非常有地位的著名经济学家也都认为中国经济维持不下去了、快崩溃了。

然而实际上，中国却是过去四十年当中唯一没有出现过系统金融、经济危机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不仅没有出现过，当其他国家、地区出现危机的时候，中国还发挥了稳定的作用。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97-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东亚经济体原本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得最好的经济体，但是1997年到1998年突然崩溃，当时大家普遍认为东亚经济体崩溃以后，可能需要十年、二十年才能恢复，但是实际上东亚经济体在2000年以后就开始恢复和危机之前一样的快速增长。

当时学界普遍悲观，为什么会判断错误？我想最主要是因为中国发挥了作用，中国人民币没有贬值，成为东亚在发生危机时一个安定的锚，并且在别人发生危机的时候，中国还维持了8%的增长，有效拉动了周边经济体的增长。

再有一例就是2008年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这次国际金融经济危机来势汹汹，与1929年纽约股票市场崩盘导致整个30年代经济大箫条相比，从各种指标来看，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最后避免了像1929年最糟糕状况的发生，固然各国吸取了经济大萧条的经验，在2008年年底的20国峰会，决议共同采取积极财政政策维护世界自由贸易有关，不过与中国也有关。

在2008年底我国推出4万亿的积极财政政策，2009年一季度就开始恢复增长，拉动了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也在第二季度开始恢复增长，爆发危机的发达国家则在下半年停止了负增长，开始出现了复苏的迹象。

国际上普遍承认这是中国的贡献。

（未完待续）

作者：林毅夫，生于1952年，北京大学教授，国务院参事，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商联原专职副主席，世界银行原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他植根于改革开放实际，自主创立并实践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在国际上产生重要影响。丰富完善农业经济学理论，重新构建发展中国家制度安排和宏观经济理论，为我国经济学理论创新作出了重要贡献。

来源：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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