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的史料佐证“高华屿”是钓鱼岛的旧称

2012年9月21日，中国国家海洋局、民政部公布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地理实体的标准名称，其中将钓鱼岛362米的主峰命名为“高华峰”。高华峰的得名，实际上与《隋书》所载“高华屿”有关。在此前后，我国学者鞠德源、施存龙已分别撰文简述高华屿即钓鱼岛。

《隋书流求传》记载流求国在海岛中，位于建安郡（治今福州）以东，船行五日可至。隋炀帝遣名将陈陵“自义安泛海，击流求国，月余而至”，途中“至高华屿，又东行二日至鼊屿，又一日便至流求”。陈棱至其王都，“焚其宫室，虏其男女数千人，载军实而还”。大业六年二月十三日，隋炀帝将陈棱所献俘虏“颁赐百官”。《册府元龟》引文中将“鼊屿”讹载作“宠甓屿”。
陈陵率军出发的时间应在大业五年（609），出发地在义安郡，或在郡治所地今广东潮州，或在郡所管辖的福建漳州南部。途中船队可能在澎湖列岛停憩，因此耗费了近一个月。
关于陈陵眼中的流求国，早期学术界多误断其为中国台湾岛，但后来不少学者指出其为明清时期的琉球国，在今日本的冲绳，此说已被普遍接受。至于高华屿、鼊屿，日本学者藤田丰八认为均在澎湖列岛，前者为最西端的花屿，后者为本岛东北岸的奎壁屿。上世纪七十年代台湾学者梁嘉杉考证认为，前者系台湾岛东北隅约百里远的棉花、花瓶、彭佳三屿之一，后者系日本冲绳的久米岛。
久米岛即我国古籍所载“古米山”、“姑米山”，系琉球国最西端的岛屿，从此地至琉球国的本岛行程需一日。梁嘉杉之所以将姑米岛认定为鼊屿，盖二者的读音相同，而且其地貌也与鼊所属的龟类相关。今久米岛东面的奥武小岛岩壁呈奇异的龟壳状，因独特的柱状节理构造而闻名于世。
由于藤田丰八误以为流求国在台湾岛，故荒谬地将高华屿、鼊屿局限定位于澎湖列岛。而梁嘉杉对鼊屿的考证，令人叹服， 但其对高华屿的定位，却是值得商榷。笔者通过对新发现的一些文献史料进行分析，认为高华屿是我国钓鱼岛的旧称。
北宋学者福建人李复曾给乔叔彦通判写过一封信，信中叙述了从泉州经高华屿、句鼊屿抵达琉球国的海道：
某尝见张丞相士遜知邵武县日编集《闽中异事》云：“泉州东至大海一百三十里，自海岸乗舟无狂风巨浪，二日至高华屿，屿上之民作鮝腊[魚+今][ 魚+差]者千計。又二日至鼊屿，鼊形如玳瑁。又一日至流求国，其国別置馆于海隅以待中华之客。每秋天无云，海波澄静，登高极望有三数点如覆釡，问耆老，云是海北诸夷国不传其名。”流求国，《隋史》书之不详。今近相传所说，如此去泉州不甚远，必有海商往来可寻之，访其国事与其风俗、礼乐、山川、草木、禽兽、耕织、器用等事，并其旁之国，亦可详究之，或得之望录，示闽有八州，南乃瓯越、北乃《禹贡》扬州之地，山川奇秀，灵迹异事，彼所传者必多使轺按部历览可见。因风望详，书以付北，翼深所望将以补地志之缺也，某又启。
李复系元丰二年（1079）进士，朱熹称其“博记能文”，此信收录于四库全书版《潏水集》卷五。张士逊，湖北人，淳化三年（992）进士，1114年左右任福建邵武县令，宋仁宗期间曾三拜宰相。张士逊所撰《闽中异事》现已佚传，而李复所录佚文，极具价值，佐证了《隋书流求传》和《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即从泉州行二日可至高华屿，从高华屿行二日至鼊屿，从鼊屿行一日至流球国，同时表明十一世纪初叶我国福建渔民已在高华屿上定居和生活。
宋代泉州与琉球国的海上交通颇为便利。1120年任泉州知府的陆藻所撰《修城记》：“泉距京五十有四驿，连海外之国三十有六岛。”流求（琉球）国辖三十六岛，即文中所指“海外之国”。成书于1225年的赵汝适《诸蕃志》卷上：“流求国当泉州之东，舟行约五、六日程。”祝穆《方舆胜览》卷十二则记载海道：“出東海行二日，乃至高华屿。”　
元初福建与琉球国的海上交通一度隔绝，“近代诸番市舶不闻至其国”。元贞三年（1296）福建省平章政事髙兴遣将张浩等入琉球国擒获一百三十余人而归。之后朝廷派福建人吴泉阳出使琉球国招抚，张之瀚《西岩集》卷三为此写下《送吴泉阳使琉球》诗。元至正十一年（1353）德星书堂重刊本《书集传音释》收录有《禹贡九州及今州郡之图》，图中标注泉州正对的海中有“高华屿”。在高华屿的下面较远处所画横线应指台湾岛，古代地图中番薯型的台湾岛常被形象地画成一条横线。在横线上端绘有三个小点，应指台湾岛附属的棉花、彭佳、花瓶三屿。此图很可能绘于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设置澎湖寨巡检司之前，足以证明不晚于1353年高华屿已被纳入我国的疆土。
《禹贡九州及今州郡之图》在高华屿的左侧标绘有“七里屿”，在其上端标绘有“浦陀屿”。七里屿载于南宋人所撰《四明续志》卷五，位于今浙江镇海县甬江口外的海面，是古代浙江宁波港口的门户标。而“浦陀屿”，即普陀山，位于浙江宁波舟州群岛。虽然此图将七里屿错标于泉州对面的海域，将浦陀屿错标于兴化军（今福建莆田）对面的海面，但并不能否认高华屿属于中国管辖的事实。

《禹贡九州及今州郡之图》标绘有高华屿
明清时期先后派遣了二十四批使者出使琉球国以册封每位新任的国王。除册封使外，还有一些使者因肩负特殊使命而出使琉球国，如明洪武七年的李浩，洪武十六年的梁民，洪武二十一年护送蒙古王子地保奴入居琉球的佚名官员，以及永乐年间的刘元、邵康山、吴福，宣德年间的柴山，嘉靖年间的范子宣，万历年间的熊文灿，清乾隆五年的李治运等等。
为教化三十六岛，并导引进贡等事宜，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朱元璋“赐闽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迁居琉球国（《明史·琉球传》载作“赐闽中舟工三十六户以便贡使往来”），这些人来自于我国福建泉州的晋江、南安、龙溪以及福州的长乐、河口各地。与徐亮直同时期的琉球华裔程顺则撰有《指南广义》一书，文中抄引的《三十六姓所传针本》多次提到“钓鱼台”、“黄毛屿”、“赤屿”。钓鱼台，又载作钓鱼屿，系钓鱼岛列屿的主岛。《三十六姓所传针本》的成文时间当在洪武年间，最迟则不晚于永乐年间，此书应是我国最早记载“钓鱼台”一词的古籍。
之前，有学者称我国现存最早记载“钓鱼屿”一名的航海指南，当推藏于英国牛津大学彼德林图书馆的《顺风相送》一书，并断其成书于永乐元年（1403）。但《顺风相送》的成书年代存有争议，向达先生推定在十六世纪。《明神宗实录》卷四百三十八记载，万历三十五年（1607）“琉球国中山王尚宁以洪、永间例初赐闽人三十六姓，知书者授大夫、长史以为贡谢之司，习海者授通事总管为指南之备，今世久人湮，文字音语、海内更针常至违错，乞依往例更选旧衘事，下礼部寝之。”笔者以为，这条新发现的史料佐证了明代琉球人使用的海上针路源出于中国福建的渔民，早期依赖的书簿无疑是《三十六姓所传针本》，而1607年校订后的航海针路书簿当为《顺风相送》。
洪武十六年（1383）使者蔡英夫前往琉球国送朱元璋颁发的王印，福建按察佥事谢肃记载其路线是从福州出发。显然明国使船赴琉球，均采取此路线，稍迟形成的《三十六姓所传针本》遂记载下沿途的岛屿。
成化八年（1472）官荣、韩文奉命出使琉球册封其国王尚圆。《椒邱文集》卷二十四收录了何乔新为韩文所写赠诗《送韩行人使琉球》：“星槎五月泛沧溟，路指扶桑霁景清。谕粤才华推陆贾，乘风气概羨宗生。彭湖浪静牙檣稳，髙屿烟消画鷁明。遥想番王承宠命，几回膜拜望神京。”诗中的“高屿”即高华屿，说明从福州入琉球国的途中高华屿是重要的地标。
而景泰五年所修《寰宇通志》谬处颇多，书中将鼊屿载作“黿鼊嶼”，将高华屿、彭湖岛列入卷116琉球国部份，但此二处并非琉球国所辖，书中又将彭湖屿列入福建泉州府部份。“彭湖岛”、“彭湖屿”均为澎湖列岛的别称。不久重编的《大明一统志》沿袭了此误载。
令人意外的是，经高华屿、黿鼊嶼赴琉球国的路线，十六世纪竟然开始变得模糊起来，神秘莫测。究竟根源，与嘉靖十三年（1534）五月出使琉球国的陈侃所撰《使琉球录》有关。
陈侃在《使琉球录》中引述了《大明一统志》的相关记载，称“黿鼊嶼在（琉球）国西，水行一日。高华屿在（琉球）国西，水行三日。彭湖岛在（琉球）国西，水行五日”。而陈侃在在文中记载自己从福州出发赴琉球国的路线时却只字没有提到“高华屿”和“黿鼉屿”：
九日，隐隐见一小山，乃小琉球（指台湾岛）也。十日，南风甚迅，舟行如飞；然顺流而下，亦不甚动。过平嘉山（即彭嘉屿）、过钓鱼屿、过黄毛屿（即黄尾屿）、过赤屿（即今赤尾屿），目不暇接，一昼夜兼三日之程；夷舟帆小，不能及，相失在后。十一日夕，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夷人鼓舞于舟，喜达于家。夜行彻晓，风转而东；进寸退尺，失其故处。又竟一日，始至其山；有夷人驾小舠来问，夷通事与之语而去。十三日，风少助顺，即抵其国。
此后出使琉球国的册封使者，在记载路线时也只字不提“高华屿”和“黿鼉屿”。1561年郑若曾《郑开阳杂著》、1607年王圻《三才图绘》在绘制琉球国图时分别画出了两条海道路线，前者在其国西北端标注：“彭湖岛，东离琉球五日”、“高华屿，东离琉球，水程三日”、“黿鼉屿，东离琉球，水程一日”，后者则将“高华屿”载为“高英屿”，盖“英”、“花”同义。

王圻《三才图会》所绘琉球国图左侧上端标有“高英屿”
成书于1565年的郑舜功《日本一鉴桴海图经》叙述入琉球国的海道时，重点介绍了陈侃出使琉球的路线，但同时注明“自彭湖，自高华，次黿鼉，次大琉球，亦使程也”，也将官荣、韩文出使的路线与陈侃的路线描绘成二个不同的海道。此外，他在图中将黿鼉屿误标在热壁山一侧。热壁山，今称伊平屋岛，位于琉球国最北端，距本岛三百里。日本江户时期学者新井白石据此误信黿鼉屿即伊平屋岛。
明万历四十一年（1563）李际春随郭汝霖出使琉球国，胡直为李际春赠行诗有“自是黿鼉国，偏知造化功”一句。清康熙年间昆山人盛符升《会同馆赋》：“其由闽而入者，为东南之琉球也，居马山而依黿屿，历彭岛而入湄州，二年一贡。”另丁澎《送汪舟火检讨奉使册封琉球》诗中有“孤悬鼊屿海涯间，襟带穷荒控百蛮”，汤右曾《送徐亮直编修奉使册封琉球》诗中有“黿鼉梁已駕，東瀕宝册光”，虽然都指明黿鼊嶼位于琉球国境，但并不知道其准确位置。1719年徐亮直（名葆光）出使琉球国，后来撰写《中山传信录》，文中称“旧传岛屿误谬其多”，甚至断言古籍所载高华屿、黿鼉屿“则皆无有”。
其实明代只有一条海路从福建的福州进入琉球国，官荣、韩文出使的路线与陈侃相同。而郑舜功、郑若曾、徐亮直等人的观点之所以错误，盖不知钓鱼屿即高华屿，而古米山即黿鼉屿。
古代钓鱼岛一带多大鱼，“钓鱼”一名因而得来。十四世纪末叶我国福建渔民当已用“钓鱼台”来俗称高华屿，此后历代传承，并将其记载入海上针路引导的书籍中，久之高华屿的旧称逐渐被遗忘，仅存留于古代地图上。受福建渔民的影响，琉球船员也使用“钓鱼屿”的称谓，而且忘记了本国的古米山即黿鼉屿。在此演变过程中，陈侃《使琉球录》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因为它使渔民、船员习惯使用的“钓鱼屿”一词成为了被后人普遍接受的书面用语。
台湾岛东北隅的棉花、彭佳、花瓶三屿相连，海拔最高处分别为61米，142米，51米，“海拔低、缺淡水、风大、稀有树木，只有草生植物，不合命名‘高华’特征”。钓鱼岛的主岛有淡水，适合渔民定居，而且主峰海拔362米，明显高于棉花等三屿。因为海面上主峰高耸如花，钓鱼岛早期当因之而得名“高华屿”。古代顺风季节，经三屿最北的彭佳屿，三、四小时可抵达约280里远的钓鱼岛。从钓鱼屿至古米山，海路行程正常情况下为二日，与古籍所载高华屿至黿鼉屿需二日行程相吻合。受风向、洋流的影响，船员使用针路掌握舵向准确度会有偏差，未必每次都要经过彭佳等三屿，如嘉靖四十年一册封使郭汝霖、崇祯六年册封使杜三策等人，途中并未见到这三屿，而是直接飘过钓鱼屿。郭汝霖晚年曾回忆道：“吾始开洋梅花（在今福州长乐县）也，潮平涛静，瞬目千里，何其鬯也！顷逾赤屿，遘巨鱼，舟颠甚，虽予与舟中人，无不悸废，事竣归国……”（《衡庐精舍藏稿》续稿卷八《郭公墓志铭》）
1790年日本著名画家长久保赤水绘有四幅作品，即《大明一统二京十三省图》、《大明国道程图》、《大清广舆图》、《大清国道程图》，这四幅图中在泉州以东海面上的一处岛屿被标注为“高华屿”，地点不仅距台湾岛东北隅的彭佳等三屿较远，而且与钓鱼岛的坐落位置非常一致，后二图在高华屿还注明“舟行四日路”可至琉球国。

长久保赤水所绘《大明一统二京十三省图》在澎湖岛以东标有高华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