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湘穗：从海洋崛起的西方文明

　　发现大西洋航线之前，傍倚着大西洋“黑暗之海”的欧洲，是亚欧大陆上的远西。东方——主要是中国与印度，是世界上最富庶之地。连接东西方的是中东地区——是亚非欧大陆的十字路口，扼守“七海之地”的枢纽。

　　公元6世纪，伊斯兰教兴起。此后几百年间，阿拉伯人数次建立了横跨亚、非、欧三洲的大帝国。自罗马帝国衰落之后，欧洲陷入了漫长的“黑暗时代”，查理曼大帝统一西欧的事业也归于失败。十字军的东征，打开了欧洲人的封闭视野，也开辟了商业机会，欧洲的农业、采矿业开始恢复，集市贸易开始活跃。在12~13世纪，欧洲出现了几个举办香槟集市的城市群，并逐步形成了数个商业中心。资本主义的幼苗，开始在意大利城邦和沿海港口地区悄悄地生长。由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热那亚组成的四边形地区成了资本主义的最早苗圃。

　　1453年，奥斯曼帝国夺取君士坦丁堡，进而获得了对爱琴海、黑海和地中海的海上商业控制。中东作为亚欧大陆的腹心，成为联结亚欧贸易网络的枢纽。威尼斯等意大利城邦则是通过与伊斯兰地区的贸易，通过与奥斯曼帝国建立良好关系获得的贸易特权，才得以维持其在欧洲商业领域的权威。

　　穷则思变。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处于地中海世界的边缘地带。地少人多、缺钱少粮的生存压力和长子继承制度，迫使小王子和小贵族必须外出谋生。对热那亚城邦来说，威尼斯垄断了欧洲向东的贸易线路，迫使他们的金钱和水手只能向西寻求突破，寻找通往东方的大西洋航线。共同的困境，将热那亚城邦的金融资本与伊比利亚半岛国家的王权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热那亚-伊比利亚综合体。热那亚的城邦资本滋养了十字军精神，确保了伊比利亚人在宗教热忱下能够不计成本地犯险扩张；而伊比利亚半岛的王国，则是西欧最早建立起的中央集权制度的民族国家，中央集权制度使葡萄牙能够集中国家资源和力量，向海洋拓展发展航海业。

　　1419年，亨利亲王被任命为葡萄牙南部阿尔加维地区的总督。他创办起航海学院，网罗各国地学家、地图绘制家，广泛收集地理、气象、信风、海流、造船、航海等种种文献资料，改进指南针、象限仪、横标仪，制作新的航海仪器等。1440年，亨利造出了多桅三角帆船，它使船舶在逆风情况下只需要调整帆的角度也能行驶，这种船轻便灵活速度快，适宜在大西洋上航行。亨利组织的航海活动，得到了葡萄牙国家的全力支持。国王把马德拉群岛1/5的税收作为航海基金，授予亨利航海与贸易垄断权，免除航海所得收益的一切税金；建造100吨以上船只还可以从皇家森林免费得到木材，任何材料都可以免税进口。

　　在国家有组织的航海活动中，葡萄牙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流的船队，成了欧洲的航海中心。1444年，亨利组织了以掠夺奴隶为目的的航行，一次带回来235名奴隶，并通过公开出售换取收益，从此开启了欧洲400年的奴隶贸易。此后，探险、殖民与奴隶贸易就成为葡萄牙人进行海上航行三位一体的目标。

　　通过上百年探索，葡萄牙人开辟了从波罗的海沿岸到伦敦，从马格里布、摩洛哥到几内亚湾的多条以谷物贸易为主的海上航线；此外，还开发了马德拉群岛、佛得角群岛和亚速尔群岛航线，这些通往大西洋的南部航线主要从事黄金与奴隶贸易，以及与之相关的种植园生产和蔗糖贸易。从1444年开始，奴隶贸易成为“葡萄牙所有大发现与殖民活动的支柱”，其价值超过了战争与掠夺。伊比利亚人在马德拉群岛、加那利群岛和西非海岸之间，构建起了“掳掠—贸易”的产业链：在西非掳掠奴隶，用奴隶在马德拉群岛、加那利群岛上劳动，种植甘蔗和制糖，再通过贸易获得海盐、象牙、孔雀石、胡椒等资源，以交换更多的黄金。

　　意大利城邦资本与伊比利亚半岛国家的结合，使得在大西洋非洲沿海地区的航海活动产生了大量的财富，创造了把海外探险活动与殖民和奴隶贸易结合为一体的生产方式——一种有利可图的资本积累模式。而这正是早期主要的资本积累方式。

　　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1498年，达·伽玛到达印度；1521年，麦哲伦从欧洲人的视角发现太平洋。1498年，达·伽玛完成了到达印度的首次航行，运回葡萄牙的香料、丝绸和象牙，使此次航行的纯利润达到航行成本的60倍。这一系列的航海活动，被后人称为“大航海时代”。

　　通常所言，大航海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进行的海上探险活动，其目标是要寻找通向亚洲的新航路；而实际的情况是，伊比利亚人通过对所谓“无主之地”的占有、掠夺殖民地和贩卖奴隶，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在16世纪和17世纪，欧洲人将非洲奴隶运往大西洋上的殖民地和美洲，把美洲的白银运往亚洲，再把亚洲的商品和黄金运往欧洲，经过对殖民地数百年的劫掠，欧洲积累起了大量财富，完成了资本主义所需的原始积累，建立起了现代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

　　人类大规模进入海洋的航海活动，是资本主义得以生长的命脉。从那时起，海洋不再是天堑，而是连接各大陆的便捷通道，甚至是可以带来巨大收益的聚宝盆。随着海路的开拓，世界经济活动的重心从大陆转到了海上，全球各主要地区的经济活动突破了区域性内部循环网络，开始围绕着一个大三角在运行：欧洲人把非洲的奴隶运往美洲，再把美洲白银运往欧洲和亚洲，以换取亚洲商品再运回欧洲。这是欧洲人发现的一种可以让资本不断增值的生产方式。这种方式不需要春耕秋收，甚至也不依赖于凶险难卜的长途贩运，其核心就是以贵金属为载体、以海运为渠道的全球资本流动。伊比利亚人把海洋那边的美洲贵金属运到了欧洲，改变了欧亚大陆数千年的财富和力量的格局。

　　如果说，东方文明的崛起，主要靠农耕经济；那么，西方的崛起，则主要依靠把海洋天堑变成通途。“大洋航道”的开启，特别是出现了可以进行大宗商品运输的船舶，原本处于不同大陆上的世界各经济体可以超越海洋的阻隔，而受制艰难路途的大陆国家也有了新的通途，逐步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经济网络。

　　世界逐步从大陆时代进入了海洋时代，西方从此兴起。

　　文章摘自《三居其一》作者：王湘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