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是如何夺取政权的

希特勒在1933年1月30日达到了目标。在他出任总理的最初几个月内，他上任后不久便战胜了所有对手。与此相同，在外交政策上，他也能在长时间内毫无争议地贯彻自己的意图。虽然有时他靠谎言、讹诈和毁信为自己取得成功铺平道路，但是，有时这种成功最终得以成为可能，还是因为他的对手们在选择充满幻想的做法之前，未能弄清是不是应该以谨慎的迎合或以有力的拒绝来对付他咄咄逼人的要求。

然而，夺权过程进展顺利，这不仅由于精心编织了一个合法外衣，使人看不到众多具体的非法行径和整个制度的违法性，更重要的是，这一政权也得以利用了魏玛共和国未曾认真对待的爱国主义情绪，并把民族革命当作为实现其权力野心而向人们施加影响的又一个咒语。符合这条路线的还有，某些公共机构或部门，例如民事法庭，最初并未受到强求一律的干扰。所有这些策略因素和手腕使得这个夺权过程极其模糊不清。倘使人们对这个政权未能遮掩得天衣无缝的动用暴力的情况感到担忧，而且又不能简单地用要奋斗，就要有牺牲这类大话消除这种担心，那么，人们正是希望通过自愿合作以阻止发生最糟糕的弊端，即阻止公开越过法律许可的界限，并希望遏制希特勒不断加以利用、随时拿来进行威胁的革命意志，特别是冲锋队的革命意志。

官员、军队、大批专业人员，还有政党、工会、教会，特别是同时囿于民族主义和法律实证主义的司法界，都以各自的方式参与了这种努力。但总的看来，这种努力恰恰支持了那个政权的极权主义要求，而这正是他们想要阻止的，至少是想要部份地阻止的。在此期间，使人茫然不知所措的，不仅是新权贵们得心应手使用的瞒天过海战术，而且还有简直是突如其来的极权主义强求一致的进程，它一个接一个地摧毁对手的阵地，使本来就人数不多又沮丧泄气的企图反抗的力量无法聚集起来，组织自己的队伍。早在1933年7月，希特勒就对各省党部头头说，他的意图是“尽快地并一举夺取政权”。

从他出任总理后的第一个星期颁布的保护德意志人民法令、两天后由中央强行接管普鲁士政权、以及1933年2月28日颁发的、使紧急状态持久化的所谓国会纵火案法令，从《授权法》、强迫工会、各党和各州保持一致，直至1934年7月初颁发的宣布与罗姆案件有关的谋杀事件都属合法和结束夺权进程的法令，每一步骤都表明是上一个步骤的结果，同时又在为下一步骤在权术上或法律上创造前提。当然，这个过程富有创造性的一环扣一环的状况，不应引导人们得出结论说，一切都是一个恶魔般的超级马基雅维里分子夺权计划的计谋和冷酷的谋算。除了使他这个赌徒走运的偶然事件之外，使得希特勒获得成功的，主要在于他具有心理上的体察能力，认准适宜时机的意识，以及令人陶醉的活力和行动的残忍。

他干掉对貌似合法夺取政权这个欺骗性纲领表示不理解的老同伙和密友恩斯特·罗姆的过程是个典型事例，从中正好可以看出他的能力和获得成功的“秘诀”。当然，希特勒的血腥行动同时也暂时推倒了精心制作的布景，使人们看到后台没有任何化装的希特勒和“合法革命”的其他主要演员，看到他们无条件的、毫不妥协的权力要求。1934年8月初，在他实际上接了兴登堡总统的班之前，他已经把所有国家权力捏在自己手里。他在纽伦堡的党代会上宣告：“在未来的一千年里，德国不再会发生革命。”资，员人业大希特勒壮志已酬。如同他在过去数月中是事态发展的导演和不容争辩地居于主宰地位的中心人物一样，现在又由于他一人以及他在给人深刻印象的布景前面施展的魅力，使得这个政权在夺得权力之外，还赢得了德国人民前所未有的多数。

现在希特勒的策略能力又锦上添花，添上了表演天才，他成了一个戏子，能够对不问政治的人民指鹿为马，把对戏剧的要求说成是政治。根据他的不同需要和目标，他可以威胁性地、阴郁地、堂而皇之地使权力发挥作用，或者随意贬低权力的可怕性。在电影女演员圈子里，在野战炊事车前会餐时节，在拜罗伊特的盛大演出中，或者同孩子们和老战士们的诚挚相见中，他都十分轻松愉快。双轨原则始终指导着他的策略，给他的策略刻上了令人迷惘、从来无法清楚理解的线条。这一原则也继续决定了他的行为方式。这种自我表现的世态画具有种种亲切的欺骗性，并从未失去自己的作用，而且极大地搅乱了那个本来就已怀疑自身道德范畴的时代对这个政权的性质所做的评价。

这个政权消除过去数年的权威真空的坚定态度，也改善了民族的自我意识，为一个渴望秩序的人民建立了秩序，安抚了正在出现的疑虑。经济高涨和迅速有力地克服大规模失业也起了同样的作用。消除大规模失业令人惊诧不已，它不仅同世界经济危机接近尾声有关，而且也与本能地制定的就业计划政策、国家支出政策和心理激励政策相联系，因此，人们不能不心悦诚服地把它同新人上台掌权联系起来。总起来看，而且不管所有后来的传奇如何讲法，我们不得不说，德国人民在其历史上无论如何还难得感到自己是如此的团结一致，至少在最初的激情中感谢新政权使他们经历了一个几乎没有阶级区别的社会。

严格地讲，辩解性的、着眼于教育的历史学后来称之为反希特勒的“那个”抵抗运动现象，从未存在过。即使那些自认为是与国家社会主义抗衡的伟大历史性力量的共产党人，他们也既没有在夺权阶段，也没有在以后进行过任何有效的、有组织的反抗。当时的政权出于宣传原因着实花费了一些力量，把共产党讽刺性地描绘成其出生证书所说的四处游荡的“怪影”希特勒的反对者们没有能力捐弃前嫌，团结起来。过去，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促使魏玛共和国走向灭亡，而如今，尽管有了某些横向联系，却延续到了第三帝国。确实也出现过一些零零星星的抵抗行动，从根本上说，它们只是个人的反抗行为，但它们的失败结局恰恰说明了人们对政权的拥护程度。

但不管怎么说，纳粹政权如此卓有成效地宣传的歌舞升平的太平景象，还是蒙上了一层阴影。引起人们惊慌的，不仅是从未沉寂的关于集中营里谋杀和暴虐行径的传闻，而且诋毁少数派，种族崇拜，国家领导的教会政策，对科学和教育的压力，这个政权奉行的心胸狭隘的、其标准反映了失意艺术学生报复心理的艺术政策，官员的骄横态度，以及难以忍受的组织程度，这一切也都引起了不安情绪。当然，这种不安情绪一再被卓有成效的宣传所驱散和冲走，另外一些成为暗地里的牢骚话，说说而已，毫无结果。人们常常怀有期望，希望权力及它固有的强制性责任，会对希特勒起节制作用，但这种期望落空了。尽管他表面看去颇得人心，但始终是最走极端的纳粹分子，政权形象中的那些暴力特征也正是来源于他本人的首创。

这个国家几乎毫无限制地受他支配，随即就在许多具体特征上成了他个人本性的复制品。在一切对权力不感兴趣的部门变得日益粗野疯狂的情况下，人际关系和事务关系赤裸裸地依赖于权力；贯彻意志时大吹大擂的残忍手段；贬低希特勒一直感到陌生或认为充其量是资产阶级社会精心建立的欺骗体系的法律；在集会上和在建筑物上显示国家排场的装腔作势和狂妄自大的冷漠态度；以及完全缺乏内心的自信心，在这个特殊人物身上的这一切，与其说体现了这个政权所固有的特性，还不如说是这个人的病态心理在国家和社会体制上的忠实反映。尽管希特勒帝国的权力机器表面看去组织严密和有条有理，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它混乱而没有秩序，显然，这里表现了一个始终如一的极权主义统治的一项原则，关于一切权威都不可靠的信条。因为，有意把政权弄得混乱不清，不仅使公民陷进极为不安的处境，同时也在各个级别上创造了一些权力集团，它们在你争我夺的相互争斗中耗尽精力，结果使最高统治层安然无恙。

所以，持续存在的职权不清状态所起的作用并不是削弱、而恰恰是加强了统治，使得它立于不败之地。这也正是关于希特勒是“软弱的独裁者”这种论点的主要错误所在。但是，除了一切权术盘算之外，这种混乱状态，也反映了这个政权的领导人都来自大城市中政治化的、放荡不羁的团体这种出身。在暴风骤雨般的夺权进程结束之后，希特勒本人又明显走上游手好闲的轨道。他在上台后不久就拒绝履行总理的行政义务，如同他18岁那年所说的那样，他拒绝“糊口职业”这类东西。

不久，他便想方设法长时间地离开柏林，以逃避履行公务的压力。他按着自己变化无常的喜好，显然在毫无目的地浪费时光。他为整日无所事事而感到厌倦，几乎每天晚上都木然坐在私人电影放映室里，有时长达五个小时。他喜欢看那些带有庸俗笑料和伤感结局的平淡乏味的社会喜剧片。他或许有时会觉得，仿佛他年轻时想靠买彩票来实现的梦想现在到底成了现实，只不过他目前游手好闲的层次远远超过他当年的所有想像罢了。他只是偶尔突然一改无所事事的常态，发疯般地不停忙碌起来。他留给别人的紧张得喘不过气的印象，其原因正在于他这种突如其来的忙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