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特刊丨在深化改革中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服务业

■王微

　　在改革开放40年波澜壮阔、风云激荡的辉煌历程中，我国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巨大变革。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服务业不仅自身实现了持续快速稳定发展，而且对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人民生活和消费水平稳步提高以及更好融入全球市场，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40年我国服务业发展成效巨大，发展格局实现一系列重大转变。突出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发展规模、发展水平明显跃升，已经上升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从1978年至2017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超过18%，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2%上升到51.6%，提升了29.6个百分点。服务业对GDP的贡献率也从1980年的19.2%上升到2017年的58.8%，提升了28.3个百分点，表明服务业已超越制造业，成为国民经济主要动力。

　　二是服务业结构不断升级，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成为发展龙头。改革开放之初至20世纪90年代，包括批发、零售及交通运输在内的流通性服务业一直是我国服务业内部最主要的行业，目前流通性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约为16%。进入新世纪以来，生产性服务业呈快速发展态势，在服务业乃至整个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2017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18%，已经超过流通性服务业，成为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动力。此外，近年来我国消费性服务发展开始加速，正在成为服务业发展的新动力。

　　三是服务业就业增长显著，成为吸纳就业的主渠道。1980年至2017年期间，中国服务业就业占全社会就业的比重从13.1%上升到51.6%，提升了38.5个百分点，已经超过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之和，成为我国最大的就业蓄水池，对我国社会稳定和居民收入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是服务领域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市场机制作用不断增强。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市场准入的逐步放开和企业制度改革不断深入，除教育、医疗、铁路等少数服务行业外，中国服务业的所有制结构经历了由国营、集体所有制企业主导，向以非公经济为主导的转变，已经形成国有、股份制、外资、私营等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充满活力的市场竞争格局，价格决定已基本实现了全面市场化。据统计，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商品和服务领域政府定价比例为97%；2017年，商品和服务价格由市场决定的比例已高达97%。两个不同的97%生动地表明，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市场化程度得到极其显著的提高。

　　五是服务业发展从封闭走向开放，国际化程度大幅度提高。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服务领域对外开放逐步扩大，服务业实现了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巨大转变。据统计，中国服务业实际使用FDI由1997年的120.6亿美元增加到2016年近900亿美元，占外资总量的比重达到70.3%。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规模超过千亿美元的行业有6个，其中有5个服务行业，占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70%以上。

　　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40年来服务业发展的巨大成就，改革开放是决定我国服务业快速发展的关键，也是新时代服务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当前我国正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强，经济体系必须强。这对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进一步提升服务业发展水平和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新一轮技术革命不断加快和国际经济竞争合作格局调整变化的背景下，我国服务业面临很多新的发展机遇，结构升级、效率提升、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发展、产业融合发展、深度参与全球化都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服务业增长的新动能。不过，新动能的释放还受到市场准入改革不完善、监管理念和体制机制不适应新形势要求、财税和金融体制的激励和有效支持不足、基础设施和软环境尚须优化、对外开放水平有待提高等方面的制约。迫切需要我们在总结40年来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加快推进结构性改革和开放创新，进一步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加快释放市场活力和创新动力，培育壮大服务业新动能，促进服务业发展扩量增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实的现代产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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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优化营商环境 提振企业发展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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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

■马骏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我国大力推进“放管服”改革，营商环境显著改善。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中，中国得分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排名第46位，比去年提升了32位。企业普遍反映政府“办事方便了、管理松绑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新形势下企业也在经营环境方面面临新的问题，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营商环境改革依然任重道远。建议把全面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全局性、先导性和基础性工作来抓，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要求，聚焦企业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扎实解决企业反映突出的重大问题，进一步提升企业获得感和投资发展信心。

　　第一，切实加强产权保护。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建议进一步落实《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一方面要抓紧纠正一批冤案错案，对一些存在明显问题的典型产权保护案件进行重审，并剖析深层次体制原因，针对性提出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的制度。另一方面要规范政府决策程序，对于涉及到企业财产利益的重大政策，要建立专家咨询机制和企业参与机制，加强司法审查和竞争审查，避免闭门造车和政策随意性，同时还要加强事中事后评估，根据政策效果及时完善。对于新增加的监管举措，应给予必要过渡期，切忌“一刀切”“一人得病、全家吃药”。

　　第二，防止要素成本过快上涨。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要素成本上升是必然趋势，但要防止过快上涨超出我国发展阶段和产业承受力。一要推进金融领域改革，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鼓励合规的互联网金融创新，强化金融市场竞争，降低融资成本。二要加强土地供给和房地产调控，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丰富土地供给。按照“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三要深化垄断产业改革，加快推进供水、供电、供热、供气、铁路运输、公共交通等领域的改革，将公益性业务、垄断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剥离，加强垄断环节监管，激励企业提升服务性价比。四要改进调控方式。应减少行政手段干预，严格执行质量、环保、安全等标准，通过市场竞争去落后产能、增先进产能。

　　第三，进一步降低企业税费综合负担水平。在税收国际竞争背景下，企业负担过重会抑制再投资积极性，甚至引起产业外迁，为此建议：尽快将社保缴费费率下降到国际平均水平，通过延迟退休、划拨国资等方式弥补社保基金；继续加大降税力度，包括优化税制结构，降低间接税比重，提高直接税比重，提高税负的公平性。

　　第四，健全“互联网+政务”服务体系。“互联网+政务”是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基础性工作。一要加快建成全国一体化的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坚持“联网是原则、孤网是例外”，扎实做好地方平台、部门专网、独立信息系统的整合接入工作。二要深入推进政务数据共享，大力推动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跨条块的数据共享，实现“一次录入、大家共享”。推动政务数据对社会开放，让“死数据”变成“活水之源”。三要运用新兴技术提升政府服务能力。

　　第五，构筑以信用为基础的监管体系。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监管”是简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的前提条件。一要进一步加强信用信息归集，提高数据归集的规范性、准确性和时效性。二要健全对失信主体的管理制度。三要完善联合激励惩戒制度。

　　第六，加强法规体系建设。营商环境归根到底是制度环境，国家法规是制度环境的关键基础。一方面要结合改革试点总结，及时提请修订不合时宜的法规。另一方面要加快立法支持创新。对于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新问题，需要新的法律制度予以支持。（袁东明、马源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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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健康为中心加快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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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 改

■王列军

　　明年将迎来新一轮医改启动实施十周年。十年来，我国医改取得了重大进展和明显成效，但仍然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未来十多年是我国老龄化加速时期，挑战更加严峻。《“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谋划了未来几十年健康中国建设的基本战略。未来一个时期，必须以健康为中心，抓住关键环节，加快推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以健康为中心，重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当前，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间强、两头弱”，即中间以急性病诊治为主的医院体系比较强大，而前端以预防保健为主要任务的基层卫生服务体系，以及后端以恢复和保持身体功能为目标的康复护理体系较为薄弱。随着老龄化的加剧，我国的疾病负担将越来越重，而卫生筹资能力十分有限。在这种背景下，必须以健康为中心重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以尽量低的成本获得较好的国民健康结果。

　　新医改以来，经过一轮标准化建设，我国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的硬件设施已经有了较大提升。当前关键是要提升医务人员的服务能力。一方面，需要改革激励机制，把现有人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服务潜能激发出来；另一方面，仍然需要通过多种办法增加基层医务人员特别是护士的供给、提升服务能力。

　　我国的康复护理体系更加薄弱，随着老龄化的加剧，这个问题日益紧迫。加强康复护理体系建设要充分利用存量资源，可以将部分一二级医院转型为康复护理机构。同时，鼓励养老机构开展康复护理、临终关怀等服务。康复护理机构不应只是在机构内提供服务，更重要的是要面向居家养老的老人开展上门服务。

加快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倒逼公立医院改革

　　公立医院改革是医改中的难点，医改十年来，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未实现实质性的突破。当前公立医院最大的问题在于仍然以抢患者、多做检查治疗为获得收入的主要模式。根源在于激励机制，关键是医保支付方式。按服务项目付费仍然是我国医保向医院支付的主要方式，这就决定了医院必须多收患者、多做检查治疗才能获得更多收入。我国公立医院已经全面取消药品加成，虽然在较大程度上遏制了大处方行为，但由于医保支付方式未变，大检查大治疗仍然持续甚至加剧。因此，只有改变医保支付方式，才能改变公立医院的行为。

　　我国已经开始推行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总体方向是实施以按病种付费为主的复合式支付方式。部分地区的支付方式改革试点已经对医疗服务行为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支付方式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将医院的行为模式从通过做大服务量来获得更多收入，转变为通过节约成本、提高服务质量来获得更多收入。从长远方向看，在总额预付框架下实施按病种、按人头、按床日等复合式支付方式是较为理想的选择。刚刚成立的国家医疗保障局，统一管理职工医保和城乡医保，成为了单一支付方，为进一步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只有改革医保支付方式，倒逼公立医院改变行为模式，辅以一定的政府直接投入，才能逐渐使其行为与公共利益相一致。这是公立医院改革的必经之路。

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提升服务能力和效率

　　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已经开始渗透到各行各业。未来十几年的技术进步可能会超乎我们的想象。医疗卫生行业必须抓住这个机遇，加快将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用于医疗卫生服务和管理。这对于缓解我国医疗卫生资源短缺和分布不均衡，提升服务能力和管理效率都能发挥重要作用。重点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

　　第一，积极发展“互联网＋医疗卫生服务”。依托医疗卫生机构，在线开展常见病、慢性病的复诊，远程会诊、远程影响诊断、慢病管理等，提高医疗卫生服务的便利性和服务效率。

　　第二，加快运用人工智能支持临床决策。加快研发人工智能系统，支持医务人员开展医学影像识别、病理分析、多学科会诊等，从而提高医疗服务的效率。

　　第三，加快推进健康数据的整合和互联互通。这对于医学研究、医疗服务、医疗管理都具有重要意义。这项改革非常重要但又阻碍重重，必须下大力气突破既得利益格局，加快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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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金融改革为高质量发展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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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融

■吴振宇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阶段的转换对经济各行各业都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起着媒介交易、动员资金、优化配置、分散风险等重要作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金融业持续高速增长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目前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的银行业、第二大股票市场、第三大信用债市场、第一大商品期货市场和第二大保险市场，已成为全球举足轻重的金融大国。通过多年改革，我国金融调控和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基本建立；金融机构效率和竞争力大幅提升；金融市场体系健全，产品丰富、服务普惠性显著增强；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双向开放取得新进展；金融监管体系和能力明显改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增强。

　　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当前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金融服务需求与金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状仍存在矛盾。主要表现在，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不高，金融资源配置能力还不能适应高质量发展的需要；金融服务可及性不足，对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不足，“三农”、小微企业和偏远地区金融服务仍存在明显短板；宏观杠杆率增速虽略有下降，但杠杆率水平仍处在高位，金融风险防控压力仍较大；金融“脱实向虚”倾向得到遏制，但还没有得到根本改观；以优化金融监管力量，健全金融监管体系为目标的新一轮监管机构改革顺利推进，但转变监管理念、聚焦监管主业、提升监管能力还有许多任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积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切实树立高质量发展导向，继续深化金融改革开放，构建平稳高效、开放创新、安全稳健、法治完善的现代化金融体系。全面提高金融业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信息化水平，全面实现金融业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深化金融改革开放目标远大、任务艰巨，需要统筹安排、协调推进。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在确保打赢防控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背景下，近期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进一步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管理双支柱框架。货币政策要继续推动向价格调控转型，并优化货币政策工具。宏观审慎管理强化逆周期管理，将更多金融活动和资产扩张行为纳入管理。要着力健全金融业激励约束机制。以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为突破口，约束国有金融机构的规模扩张冲动。要加强金融机构股东管理，加快建立健全问题金融机构退出机制。对金融从业人员，要改革与短期业绩挂钩的薪酬机制，并提高薪酬延迟支付比例。

　　要加快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发展。一是积极推动股票发行的注册制改革，增加发行上市标准的多样性，降低企业发行门槛。二是培育资本市场投资者队伍，健全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加大资本市场犯罪的惩戒力度，确保市场监管有效。三是整顿规范融资融券、股票质押式回购等资本中介业务，减少资本市场的脆弱性。四是推动债券市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债券市场的统一。要有序打破刚性兑付。有力执行资管新规，通过积极推进净值化管理，严格区分私募产品和公募产品，敦促不合规存量资管产品有序退出等方式，有序打破资管产品刚性兑付。要健全市场化、法治化违约处置机制，确保在打破刚性兑付的过程中，维护金融投资者合法权益。

　　要大力推进金融对外开放，通过开放倒逼改革。一是要大幅放宽外资金融机构准入。金融业是竞争性服务业，在内资金融业规模大且已广泛运用金融科技的背景下，应按照“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的原则，放宽外资准入标准，强化金融业的竞争。二是进一步提升汇率形成机制的透明化和市场化水平，发挥好汇率的风险减震器功能。三是有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把握好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自由使用程度和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的协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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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构建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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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

■高世楫

　　我国1978年《宪法》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在宪法中明确国家法治污染、保护环境的职责。在其后40年，我国经历改革开放、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极大改善。但由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体制机制不完善，我国在防治污染和提高资源效率方面未能达到当代科学技术条件下应该达到的水平，导致生态环境质量在一段较长时期内持续恶化。

　　进入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工作，确立了生态文明建设在我国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中的地位，并进入了修改后的党章、写入了2018年修改后的宪法。按照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部署，中央制定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加快了全面构建促进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体制机制的步伐，并取得了积极成效。面向未来，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我们必须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加快构建和完善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强法治、完善制度、理顺机制，为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

　　第一，加快建立和完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我国自然资源所有权存在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形式，在此基础上构建和完善完整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是保障山、水、林、田、湖、草、矿、滩涂、荒地等各类自然资源的有效保护、有序开发和高效利用的基础。

　　第二，加快建立和实施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空间规划体系。以空间规划为基础、以用途管制为手段，对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的行使加以限制，以解决无序开发、过度开发的问题。使14亿人在国土上生产和生活的空间布局能够科学合理，确保中华民族的永续繁衍和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第三，完善资源公平交易、有偿使用和全面节约的制度。建立和完善市场机制，使价格信号能够反映资源稀缺程度、供需格局和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引导资源高效配置、降低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绿色发展。同时通过技术标准、总量控制等非价格手段，激励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保护生态环境。特别重要的是，政府有义务通过必要的创新政策、产业政策、竞争政策、贸易政策，用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促进绿色创新，实现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

　　第四，加快建立和完善法治完备、组织优化、多方参与、程序规范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特别是要加快建立生态环境监管体系，按照依法、透明、公正、专业、可问责的原则，采用包括命令与控制手段、激励措施、市场交易等多种政策工具，实施有效监管，护航绿色发展。

　　第五，加快建立和完善能充分反映资源消耗、环境损害和生态效益的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严格执法，依法严厉惩处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使破坏环境的直接责任人承担法律责任。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使之成为激励各级政府推进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约束和导向。要建立和完善政府内部自上而下的纵向问责制度，通过行政问责，落实绿色发展责任。同时要建立和完善群众、社会组织和媒体积极监督的横向问责制度，落实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

　　在建立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同时，必须完善促进绿色发展的制度落地的实施机制。第一，要建立和完善严格执法的法治机制。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高法律的可诉性，鼓励各类主体通过法律保护自己或大众环境权益不受侵犯，这是促进绿色发展最可靠、最持久的机制。第二，是有效的市场机制，通过价格信号以经济激励的方式促使各类主体自觉地践行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责任。第三，改进完善行政干预机制，这类机制针对性强、短期内见效快，但需要不断完善和改进行政干预方法和程序，在依法依规的前提下，不断提高行政干预机制的有效性和效率，并建立行政机构合法、合理、高效、专业的声望和信誉。第四，建立和完善鼓励公众监督的社会机制。要及时准确地公布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各类信息，鼓励群众和社会组织参与对各种破坏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监督、举报、诉讼，促使政府专业部门和法律部门及时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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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创新改革社会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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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

■李建伟

　　历经40年的改革、开放与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GDP规模从2010年起稳居全球第二，人均GDP已位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居民收入差距从2008年起开始缩小，贫困人口大幅度下降，预计到2020年能够全面脱贫，社会主要矛盾已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与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相适应，我国国家治理体制也从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管理体制逐步转变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管理体制和十八大以后的社会治理体制，党的十九大提出了要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发展总目标，以及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这是我国国家治理理论的重大创新，为顺应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治理创新发展指明了目标与方向。

　　新时代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转型期，也是社会矛盾积聚与嬗变的时期。过去长期发展中积累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平等、生态环境恶化、资源约束强化等各种社会矛盾逐步积聚，未来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还会出现经济与收入增速下降、收入与财富两极分化趋势加重、人口老龄化快速提升、社会保障制度可持续性弱化、居民诉求改变等新的矛盾与挑战，我国崛起的外部发展环境会更加复杂多变。这一系列新旧矛盾都会成为新时代我国社会治理创新发展必须面对的重大挑战。特别是我国人口结构的快速老龄化，会对传统的代际关系和家庭关系构成重大冲击，并对社会管理服务提出日益提高的要求；经济转型发展会引致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结构性失业、新的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会对社会治理带来传导性冲击；社会阶层固化与流动性下降和贫富两极分化，会导致社会矛盾多发易发；人民群众日益增强的权利诉求也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要求；网络社会与大数据技术正在全方位改变社会治理的领域、手段与方式，网络安全与风险问题日渐突出，线上线下交相影响，并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传导渗透，成为社会治理的重点难点领域。

　　面对一系列的风险与挑战，未来我国社会治理的体制与机制须进行持续的创新发展。

　　一是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与制度自信。要坚持德法兼治。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坚持在法治轨道上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

　　二是把握未来社会发展的规律与趋势，提高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不断发展完善协商民主、公众听事议事监事、政府公益创投与购买服务、多方共建公益基金、社会组织自治、家庭家风引导机制，扩大政社互动范围，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加快社会治理领域立法，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化解社会矛盾，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更好地发挥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以联动融合理念为引领，更加注重设施联通、信息互通、力量统筹、资源共享，提高社会治理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充分发挥社会工作者、律师、“寨老”“乡贤”等专业队伍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加快建立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提高社会治理专业化水平。

　　三是全面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创新多元共治机制。要充分发挥各级党委在社会治理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形成保障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我调节良性有序互动的组织机制。建立健全社会治理基础制度建设，完善服务型政府建设，坚持维权和维稳相统一，推动在服务中引导社会治理。建立引领和推动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环境，以开放性架构、市场化机制吸纳社会力量深度融入社会治理体系，提高公共决策的公开透明性，形成公众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风尚。

　　四是完善社会治理考核激励机制，落实社会治理领导责任。要充分发挥社会治理考核评估结果在社会治理工作中的导向和推动作用，建立社会治理领域的权力清单和责任追究制度，形成有力落实社会治理领导责任的评估和激励机制，真正促使各级党委和政府将社会治理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形成齐抓共管、奖惩分明的社会治理局面。

主 编丨毛晶慧 编 辑丨史晓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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