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龙是美国国籍，但他说：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尽我的一份责任！

李小龙是美国国籍，毫无疑问。李小龙说：“事实上，我是一个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我是中国人，这是毫无疑问的。”并且说：“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尽我的一份责任！”

李小龙1970年代在香港写的《我与截拳道》（Me And Jeet Kune Do一文，原文曾于1972年6月刊登于台湾报纸，收录于《李小龙图书馆系列丛书第1册：龙之语录》（WORDS OF THE DRAGON，该书收录了李小龙1958-1973年接受各种采访的谈话记录）。现摘录如下，以共同感受技击大师李小龙的中国情结：

我从泰国拍完《唐山大兄》和嘉禾的外景队一起回港，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放弃美国那么好的事业不干，却回来拍国片？

或许大家认为，国片依然还处于艰难的发展之中，回来拍国片，简直就是受苦。对这问题，可不容易回答，我只能说：“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尽我的一份责任！”

事实上，我是一个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我是中国人，这是毫无疑问的。至少，我留在美国那么多年，我是这样看自己。而在西方人眼中，我当然是中国人。

作为一个中国人，少不了我必须具备有中国人的基本条件。所谓的条件，我指的是关于文化的、感情的，以及在具体行动的表现上。

我作为一个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是一个意外，或许这是先父有意的安排。那时，美国的华侨社会里，来自广东省的人最多，他们非常怀念家乡，想念家乡的一切。在这种环境下，那有着浓郁家乡特色的粤剧便顺理成章的大获成功。先父是著名的粤剧演员，很受群众欢迎。于是，他有许多时间留在美国登台表演。我出生的时候，也正好是先父带着母亲留在美国演出的时候。

但是，先父并不让我在美国接受美式教育，在我三个月大的时候，他送我回到了他的第二故乡——香港，和他的亲属生活在一起。可能是遗传或者是受到环境的影响，在香港读书时，我对电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先父与已经去世的导演秦剑先生及当时德电影演员和导演们非常熟悉。这些世叔世伯们把我带进片厂给我一些角色演出，我开始从客串演出一直到以童星身份主演粤语片。

这在我一生中，可以说是很重要的，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中国文化，我非常喜欢，我强烈的意识到我是其中的一份子。在那时我当然不了解，也不知道环境对于一个人人格和个性的完成，会有那么巨大的影响。然而，“我是中国人”的这一概念正是在那时候萌芽的。

从童年到少年的那段时期，我老是惹是生非，世叔伯们老是批评我。我既顽皮捣蛋，更是脾气暴躁，好勇斗狠。不但使同年龄的“对手”对我要退避三舍，就是成年人，有时候我也不会放过。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变得那么好斗。……我以为打败人家，就是胜利，我却没有想到，用暴力打败人家，并不是真正的胜利。后来，我进了华盛顿大学主修哲学后，我对过去的想法感到非常的遗憾与后悔。

我之所以要选择攻读哲学系，与我童年时代的“好勇斗狠”有关。我常常问自己：胜利了又怎样？为什么人们把荣誉看得这么重要？什么才是荣誉？什么样的“胜利”才是光荣呢？于是，当我的导师帮助我选系的时候，他认为以我的求知欲，最好是学习哲学，他说：“哲学会告诉你人是为了什么而活着！”……

我从来没有间断过对武术的研究与锻炼。当我对武术追根溯源时，我产生了一个疑问：每一派的武功，都有他们自己的套路和风格，这种既定的形式，是否就是创派者的本意呢？

我不这么认为，包括哲学在内，形式是进步的羁绊。任何创始人的武功必定比一般人高，也比一般人聪明，如果他的弟子们没有与其相同的创造力去继续发展他的成就，那么，就不免流入形式化了，任何发展和突破都将是不可能的。

基于此种理解，使我放弃了以前所学的各种套路以及形式上的东西。其实，我并不想给我自己所领悟的国术取一个什么名称，但是，为了方便称呼，我还是称呼它“截拳道”，不过，我要强调的是，截拳道和其他门派的功夫并没有明显的区别，因为我强烈反对任何既定形式和理念，也更反对派别之见。截拳道是什么？毫无疑问是中国武术！一个没有门派之分，反对让武术流于形式，从传统模式中解放出来的中国武术。……

哲学固然把我的“截拳道”带进一个武术的新境界，而我的“截拳道”也带我走进电影界新的领域。童年时代，我对拍电影纯属消遣，后来，好莱坞的制片人，认为我的武术很有吸引力，希望我在他们的影片中扮演角色。电视片集《青蜂侠》就是一个例子。这时，我意识到这样拍片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些角色不适合我，这并不是说我自己不能胜任片中的角色，事实是：因为我是黄皮肤的中国人，我不可能成为白种人的偶像，更不能振奋起同胞们的情绪。因此，我决心回来为中国电影的发展尽一份责任。

回香港拍片，纯粹是一种对于自己国家向往的感情在推动。我认为这能比赚到更多的钱更问心无愧。我的朋友们都告诉我，拍国片的待遇比我在美国的收入会差很多，但对我来说钱并不是最重要的，这些年来的积蓄足以让我过上舒适的生活。人活着如果光是为了钱，那就会失去了自我，变成金钱的奴隶。

有件事让我觉得很沮丧，在我决定回来的时候有人给我写了一封信，他们告诉我，如果我愿意回来他们将给我10000港币并且有挑选剧本和导演的权利，我告诉他们别来打扰我。

后来，我和嘉禾公司签订了一份合同。邹文怀先生出席，对我来说他的洞察力让他的嘉禾公司前途无量。作为一家公司，他们利用切实有效的方法来促进更理想的电影产业：像鼓励独立制片，给导演和演员足够自由去探索和展现她们的天赋。因此,我同意演出两部电影《唐山大兄》与《精武门》。

起初我从来没想到这两部电影能如此激发公众的激情。我在拍摄时没有刻意的想着创纪录。我只是尽我最大的努力拍好电影。它给了我一个惊喜，《唐山大兄》的票房是3180000港币，创了一个纪录。

因此，我终于下定决心结束了我在美国的所有业务，把我的工作重心全部转移到了与嘉禾公司拍摄电影上来，我和邹文怀先生组成了协和制片公司。在嘉禾公司的全力支持下，我们开始拍摄《猛龙过江》。

我不敢说我有多大的成就，但是这是我电影生涯的开始。在《唐山大兄》与《精武门》的带动下，我决定将我的一切全部奉献给中国电影。我寻找到了一条真理：中国人将永远是中国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就应该拍摄中国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