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林轶事| 翟强：学海无涯，有容乃大-我在美国求学治史的经历（一）

作者（右二）和加迪斯（左二）、凯南（左一）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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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强，美国奥本大学蒙哥马利校区（Auburn University at Montgomery）历史系教授，曾获得该校“杰出研究教授”称号。1984年获得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85年赴美留学，入俄亥俄大学历史系，1991年获博士学位。曾任中国留美历史学会会长（2000-2002），为Historian(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 前身)创刊编辑（1987-1988）。

20世纪7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大批青年学子走出国门，到西方国家求学深造。1985年8月，我也加入了出国留学的热潮，跨过太平洋，来到美国中部的俄亥俄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光阴似箭，时光飞驰，岁月如歌，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回首过去在美国求学治史的经历，浮想联翩，感触良多，兹将我回顾学术成长中的断篇残简摘要记述如下。

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后，我成为南京大学外文系77级英文专业学生。在大学读书时，我对美国的政治制度、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美国的奇特经历深深地吸引着我。我很想知道：美国这样一个主要由移民组成的年轻国家如何能在短短的时间里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为什么中美关系的发展会如此起起伏伏？中国应该如何与美国打交道？大学毕业后，我考取南京大学历史系美国外交史硕士专业，在王明中老师的指导下学习美国外交史。王明中老师学识渊博，造诣很深，在当时虽已成就斐然，卓然成家，但仍然焚膏继晷，潜心问学，孜孜不倦，精益求精。他对事业的献身精神，他对学生循循善诱的耐心态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总是告诫研究生：在学术研究上，要持之以恒，细水长流，“板凳宁坐十年冷，不让文章一字空”。他是我从事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入门老师。1984年，我获得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

我到俄亥俄大学以后，师从美国冷战史研究权威约翰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教授，他对我的学术生涯影响很大。说起为何选择加迪斯作我的博士论文导师，还有一段故事。1984年，设在华盛顿的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组织了一个“美国学代表团”到中国的大学介绍美国学研究，代表团的成员包括多位美国历史学界不同领域的领军人物，加迪斯是作为美国外交史研究的杰出代表而入选的。南京大学有幸成为“美国学代表团”巡访的一站。由于我的本科专业是英文，受过英文口语训练，所以南京大学历史系让我参加接待“美国学代表团”，负责为代表团的演讲作现场翻译。我在拿到代表团的成员名单后，发现加迪斯的名字赫然在目，兴奋不已，因为我在硕士研究生学习期间，读过加迪斯在冷战史领域的成名作《美国和冷战的起源》（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非常钦佩他的学术成就。

我随同南京大学外办和历史系的领导一块去南京机场接“美国学代表团”。在见到加迪斯后，我告诉他我看过他的书，他问是哪一本，我说是《美国和冷战的起源》。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没想到第二天加迪斯在作完演讲后，送给我一本他刚出版不久的新著《遏制战略：重新评估冷战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加迪斯演讲的题目是“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杜鲁门对华政策的复杂国内背景的精辟阐述，特别是民主、共和两党围绕中国问题的党派斗争以及国会内外亲蒋反共势力在对华政策上对杜鲁门总统的牵制。在和加迪斯的交谈中，我流露出去美国读博士学位的意向，他当即表示愿意帮助我申请去他的大学读博士学位。

由于我在来美国之前已经打下一定的英文基础，所以，在俄亥俄大学上课时能很快适应节奏，跟上进度，基本上没有语言障碍的困扰，而当时几个和我一块上课的中国研究生因为国内本科修的是历史专业，英文基础较差，所以在听课和记笔记时遇到很大困难，愁眉不展。按照俄亥俄大学历史系培养博士研究生的规定，每个博士研究生必须完成四个领域(field)的课程。那么，这四个领域该如何定呢？系里的课程被划分为三大块或三大方向（area）：美国史、欧洲史和非西方史（主要包括亚非拉史）。在每一个方向内，都设有多个领域，比如在美国史方向内，有美国外交史、美国二十世纪史、美国内战史、美国思想史、美国文化史等领域。博士生首先选一个方向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方向，在敲定了博士论文方向后，他就必须在那个方向内选两个领域，同时在另外两个方向各选一个领域，一共四个领域。他必须选修这四个领域的课程，在博士生资格考试时，考这四个领域的试，分口试和笔试，这四个领域的教授就组成他的论文指导委员会。以我的情况为例，由于我的博士论文定在美国史方向，我就在这个方向内选了两个领域，我选了美国外交史和美国二十世纪史，另外，我在欧洲史方向选了俄国史，在非西方史方向选了东亚史。加迪斯是我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也是我博士论文委员会的主席。我觉得，俄亥俄大学历史系要求博士生在三个方向选四个领域的做法有很多好处，最大的好处就是帮助博士生打下广博的史学基础，视野开阔，知识面广，而不是选美国史方向写博士论文的研究生就只修美国史方面的课程，不涉及欧洲史和非西方史方面的课程。

我选的四个领域的教授对我的帮助都很大，加迪斯的作用后面细述。教美国二十世纪史的汉比(Alonzo Hamby)教授是研究杜鲁门总统的专家，他的课帮助我深入了解冷战初期美国国内政治的演变以及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的互动，给我印象较深的是他在课堂上强调领导人的成长经历和对历史教训的记忆对他们日后决策的影响，他常举的例子有30年代的“慕尼黑教训”对冷战时期美国领导人思维的影响，即绥靖政策的危害极大：从短期看，它可能推迟冲突，避免战争；但从长远看，它往往助长侵略，养虎遗患，祸害无穷。“慕尼黑教训”后来演变成越南战争时期美国领导人常挂在嘴上的“多米诺效应”理论。教俄国史的是麦纳(Steven Miner)教授，他专长苏联外交史和二战史，他的课弥补了我对沙皇俄国和苏联历史的欠缺，对我后来追溯中苏同盟的起源和分裂很有益处。教东亚史的是乔丹(Donald Jordan)教授，他的研究重点是民国史，特别是北伐战争史，他的中国近代史和日本近代史课帮助我熟悉西方汉学界研究东亚历史的方法和观点。这些不同领域的课程丰富了我的知识结构，扩展了我的学术视野。

我特别喜欢上这些教授开的研究生讨论班(graduate seminar)，觉得它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很有效的启发式教学方法。和国内流行的老师讲课、学生记笔记的死板僵硬教学模式不同，美国的研究生讨论班强调老师和学生的互动，强调学生的独立思维，鼓励学生在事先大量阅读的基础上，积极参与课堂上的讨论和分析，了解相关课题的史学史状况，比较不同学派的研究方法和视角的优劣，了解史学流派发生和发展的背景与原因，扩大学术视野，为日后做深入的专题研究打下扎实的史学史和方法论基础。在选课期间，我感到阅读量很大，平均每周要读2至3本书，对每本书都要写5页左右的读书报告，但一个学期下来收获很大。

本文原载于《在美国发现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感谢作者授权本公众号发布，发布时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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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朗读者：黄琲

责任编辑：张卓晶 排版编辑：张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