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神奇的大学：它只存在8年，却成为永远的第一

提起西南联大，相信很多小伙伴，会想起章子怡主演的那部《无问西东》，以及最近正火的纪录片《西南联大》。

1937年，因时局所致，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迁往长沙，组建临时大学，半年后，又迁到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直至1946年迁回京津，恢复三所大学建制，前后不过八年。

在这短短八年中，西南联大培养出一大批名留青史的人才，堪称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

林语堂评价西南联大，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杨振宁说，西南联大奠定我一切成就的基础。

在那个雨打风吹的年代，西南联大务实又浪漫，艰苦而活泼，大师星布，尽显风流。

1937年7月28日，深夜，日本飞机轰炸南开大学。

一枚枚炸弹，从天而落，连续四个小时，南开成了一片焦土。

教学楼、图书馆、实验室、师生宿舍，均遭破坏，所有教学仪器，全部毁于一旦。

占领南开后，日军将馆藏典籍洗劫一空，悉数运至日本，连那个刻有《金刚经》、重达1万多斤的校钟也不放过。

日本随军画师，站在废墟之上，欣然远眺，指点江山，挥舞画笔，涂抹满目疮痍。

清人章学诚，讲过一句话，灭人之国者必先亡其史。

日本轰炸南开，狼子野心，其来有自。

只是他们忘记了，中国数千年浩瀚岁月，一路走来，颠扑不破，不因一时一地的挫折而阻断，亘古亘今，历久弥新，只因为——人心不死。

人心不死，历史必然不亡。

南开女生胡淑珍，站在屋顶，看着一架日机，来来回回丢炸弹，捏紧了稚嫩的拳头。

胡淑珍是云南王龙云的儿媳妇。

这位滇系军阀首领，在不久后，将迎来一批南渡的学人。他们来自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携带着中华文明的火种，组成了一个注定名标青史的“复仇者联盟”——西南联大。

△ 龙云

在距离南开一百多公里的北平城，有位老人，拒绝跟日本人合作，绝食而死。

老人名叫陈三立，乃是晚清维新名臣陈宝箴之子，国学大师陈寅恪之父，中国最后一位古典诗人，跟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并称“维新四公子”。

1937年，陈三立已85岁，他放出话来，我绝不逃难！

日本人想拉拢陈三立，派了好几拨人前去游说，陈三立怒极，呼佣人持扫帚，将这些败类扫地出门。

早在一·二八事变时，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抗战，陈三立为之鼓舞，曾在梦里狂呼：杀日本人！

有朋友对他说，中国非日本敌手，早晚必被征服，陈三立怒斥，中国人岂狗彘不若，将终贴然任人屠割耶？

说完，老人背过身去，不发一语，从此跟朋友绝交。

北平沦陷后，陈三立终日忧愤，不顾病重之躯，拒不服药，绝食五天后辞世。

陈三立死后，儿子陈寅恪痛不欲生。

△ 陈寅恪

在为父亲守灵的那些晚上，陈寅恪常常斜躺在走廊的藤椅上，一句话不说，两眼怒睁，看着茫茫黑夜。

每次亲友来吊唁，陈寅恪必一一还礼，或鞠躬，或叩首，虽极度疲倦，礼数不减分毫。

陈寅恪原本就有眼疾，丧礼上频繁的弯腰和低头，诱发了视网膜脱落，导致右眼视力急剧下降。经同仁医院大夫检查，确诊为右眼视网膜剥离，急需手术治疗，不可延误，但手术后，要相当一段时间来休养。

得知情况后，陈寅恪选择不做手术，宁可失明，也要离开沦陷区。

11月3日，背负国仇家恨的陈寅恪，隐瞒教授身份，携妻带女，离开北平。

有人奉日军之命，开出优厚条件，请陈寅恪到已沦陷的上海教书，被他严词拒绝。他说，我和父亲一样，同日寇不两立。

为躲避日寇迫害，陈寅恪出走香港，不久，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香港沦陷，陈寅恪一家，被困在九龙。

在困居九龙的日子里，陈寅恪一家，几无下锅之米。

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君葆，指派了两名职工，携米十六斤、肉罐头七罐，前往陈宅救济。两位职工回来报告，陈寅恪先生一家，已经挨饿三天了。

为了买到一点食物，陈寅恪典衣卖物，最后竟然到了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程度。

有个叫松荣的日本学者，因仰慕陈寅恪的学问，遂写信给日本军部，求他们照顾一下。

随后，日本宪兵来到陈家，送去好多袋面粉。

宪兵们拼命往屋里搬，陈寅恪和夫人，就拼命往屋外拖，誓死不吃日军的面粉。

陈家两父子，秉持的是同一种骨气。

这种骨气，自古及今，一以贯之，每到民族危难时，便在中华大地驰骋纵横，乃至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南开学生胡淑珍，清华教授陈寅恪，以及和他们相似的一众师生，终将于这个大时代，汇聚在四季如春的昆明，上演震撼世界的传奇。

按下启动按钮的人，是三位校长：清华梅贻琦，北大蒋梦麟，南开张伯苓。

△ 梅贻琦

卢沟桥事变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合并，在长沙组建临时大学。1938年春，又迁至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西南联大的成就，源自三位校长的团结。

梅贻琦毕业于张伯苓创办的敬业中学堂，这个敬业中学堂，就是南开的前身，也就是说，梅、张二人，原本就有师生之谊。

△ 张伯苓

联大成立之初，张伯苓拍拍蒋梦麟的肩膀，对他说，我的表，你戴着。意思就是，哥们儿，你做我的代表。

北大校长蒋梦麟，办事能力很强。

△ 蒋梦麟

傅斯年曾对胡适说，论学问，蒋梦麟不如蔡元培，但办事能力，比蔡元培高明得多。蒋先生是蔡先生的一条狗。

蒋梦麟知道后，不以为意，表示认同。他说，蔡先生是北大功人，我是北大功狗。

这位办事能力超强的“北大功狗”，在进入西南联大后，崇尚起了“无为”。他说，在西南联大，我不管就是管，如果不肯放手，各自为政，势必造成联而不合，三个和尚没水喝的局面。

有一次，梅贻琦在提名联大院长时，清华所占比例居多，引起北大师生不满。

一些北大教授，跑到蒋梦麟那里“告状”，要求分校而治。这时，钱穆说了四个字，此为何时？周围人听罢，都沉默了。

钱穆认为，国难当头，当以和为贵，他日胜利还归，各校自当独立，而此时此刻，必须同舟共济。

蒋梦麟随即插话，今天，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不可在此问题上起争议，当另商他事。

张伯苓、蒋梦麟以不争，成就了西南联大。而联大的重担，自然落在了梅贻琦的肩上。

梅贻琦倚重教授。

他认为，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不在于有没有好大楼，而在于有没有好教授。

每当遇到重大事件，梅贻琦都注意听取有威望的教授的意见。别人问他办学主张，他回答三个字：吾从众。

梅贻琦说，教授是学校的主体，我这个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搬椅子凳子的。

教授治校，学术自由，是西南联大的灵魂。

有的教授拼颜值，有的教授拼才华，西南联大的教授，拼的是“命”。

朱自清开了三门课：国文、宋诗、文辞研究。

△ 朱自清

其中，文辞研究作为选修课，较为冷僻，只有王瑶一个学生，尽管如此，朱自清仍然细心备课，安排考试，丝毫不懈怠。

有一次，朱自清得了痢疾，仍然坚持为学生批改作文。夫人看不过去，让他赶紧休息，朱自清说，我答应明天发给学生的。

为节省时间，朱自清在书桌旁放了个马桶，给学生改了一通宵作文，自己拉了三十多次痢疾。天亮时，朱自清脸色苍白，双眼凹陷，人都脱了相，仍坚持去给学生上课。

陈寅恪讲课，自成一派，只需看他肩上挎包颜色，便知道今天讲什么。黄色代表佛经文学，蓝色代表其他课程，从不混淆。

上课时，陈寅恪喜欢平铺直叙，擅长引经据典。有一次，讲白居易的《长恨歌》，单是考证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就足足用了四节课，吓得一些功底不扎实的学生，再不敢随便走进他的课堂。

陈寅恪讲佛典时，历史系、哲学系、中文系的助教和讲师，都赶来听课，本科生反倒没几个，为此，陈寅恪被称作“教授中的教授”。

北大历史系学生王玉哲，曾对傅斯年研究《齐物论》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在刊物上反驳。

后来，傅斯年在西南联大担任文科研究所所长，招研究生，王玉哲想报考，又怕傅斯年对他有芥蒂，几番犹豫下，还是壮着胆子报了，结果被录取，师生相处的很好。

杨振声指导大四学生写论文，题目是曹禺研究，这位学生迟迟未能完成。杨振声约其谈话，原来，该学生观点与他不同，怕导师通不过，故导致拖延。

杨振声对他说，只要认真研究，掌握材料，言之有据，便可写成论文，观点不必雷同。若师生一个模子刻出来，那学术还谈何发展？

沈从文教书，为了让学生省事，不怕自己麻烦。

△ 沈从文

他讲《中国小说史》，有些资料找不到，就自己抄在竹纸上，待到上课时，分发给学生。

有一次，有个学生写了篇小说，对话富有哲理，颇为自得。沈从文看后，说道，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的脑壳打架，写对话，要贴着人物来写。

该学生听后，受益匪浅，多年后，成为小说大家，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这个学生的名字叫汪曾祺。

豪华的教师阵容，让西南联大声名远播，不仅惠及联大的学生，还吸引了很多社会各界的“旁听生”。

当时，有位30岁出头，体态丰盈的大姐，成为西南联大国文课上的常客。

这位大姐，有课必到，风雨无阻，坚持每堂课都做笔记。

当时有好事者，见她不像学生，便四处打听来历，一问才知道，这位大姐，就是赫赫有名的“民国奇女子”施剑翘。

1935年，施剑翘为报父仇，只身一人前往天津佛教居士林，用勃朗宁手枪刺杀了大军阀孙传芳。施剑翘投案自首后，因社会各界人士声援，于1936年被特赦出狱。

姜文电影《邪不压正》中，周韵扮演的关巧红，就是以施剑翘为原型。

西南联大的旁听生中，除了施剑翘这样的巾帼英雄，还有大才子，比如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政道。

教授牛，学生牛，甚至旁听生也牛，还都是世界级的牛，西南联大，不愧是中国大学的珠穆朗玛。

然而，西南联大并不是偏安一隅的象牙塔，当时炸弹满天飞的昆明也绝非世外桃源，西南联大的师生们，在漫长的八年里，从始至终都面临着两个严峻考验：

第一个考验：没钱。

第二个考验：随时有生命危险。

1938年4月，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应梅贻琦之邀，设计西南联大的校园。

△ 林徽因、梁思成

梁思成夫妇加班加点，一个月后，将设计方案搞了出来，结果很快被否决，原因很简单：经费不够。

此后的两个月，梁思成一再调整方案，将高楼改成矮楼，将矮楼改为平房，将砖墙变成土墙。

最后，相关负责人直截了当地告诉梁思成，经校委会决定，除了图书馆的屋顶用青瓦，部分教授用铁皮屋顶，其余一律以茅草覆顶，另外，砖头和木料再削减一半。

梁思成忍无可忍，冲进梅贻琦办公室，把设计图纸甩在他办公桌上，茅草房？每一个中国农民都会盖，要我梁思成干什么啊？就算要盖茅草房，现在的木料，都不够用的！

梅贻琦一声长叹，正因如此，才需要你这个高手，来严格裁定木材啊。思成，你想一想，若没有这些茅草屋，学生就得在露天上课，风吹，日晒，雨淋。大家如今共赴国难，你就勉为其难，再改一改吧。

梁思成听罢，心中一软，泪如雨下。

几个月后，一个叫杨振宁的16岁少年，考上西南联大，住进了梁思成设计的茅草屋。

△ 杨振宁[右]

杨振宁的教室，是铁皮屋顶做的，下雨的时候，叮叮咚咚响个不停。教室的地板是泥土地，没过多久，就变得坑坑洼洼。

教室的窗户，还没有玻璃，刮大风时，需要拿东西把窗户纸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

杨振宁和他的同学们，住得不好，吃的穿的也差，但他们苦中作乐，不以为意。他们将掺杂谷子和沙粒的糙米饭命名为“八宝饭”，把穿漏底的鞋称为“脚踏实地”。

1940年，昆明的物价，居于全国首位，并且不断高涨。在最紧张时期，联大教授每月薪金，仅合战前的8元左右。

闻一多一家，从每天三顿饭改为两顿，干饭不能维持就喝稀粥，蔬菜从白菜豆腐降级为豆渣。为了贴补家用，闻一多开始给人刻图章，文人雅士的爱好，成了谋生手段。

△ 闻一多

梅贻琦家里有五个子女，夫人韩咏华没工作，仅靠梅校长的微薄薪水度日。

为减轻负担，韩咏华联合几个教授夫人，研制出一种碗糕出售。她们用红糖在米糕表面，写上定胜的字样，取名“定胜糕”，取抗战定胜之意。

一开始，她们将米糕批发给昆明“冠生园”，后来，为了多赚些钱，夫人们分头行动，手提篮子，直接上街叫卖。

夫人如此，教授们也各显神通。

物理学家赵忠尧设计出制造肥皂的工具，在家里生产“中和牌”肥皂；航空系主任王德荣，研制出了“西曼”墨水；生物系的汤佩松，直接建了一个酒精提炼工厂，给当时的医院提供医用酒精。

那些没有一技之长的学生，只好甩卖物品。他们当掉冬天的衣服，购买新学期的参考书，等天气变冷，又把书当掉，将冬衣换回来。

西南联大师生，不仅食不果腹，在日机的频繁轰炸下，还常有性命之虞。

大师们的学养和风骨，在炮火中，展露无疑。

为躲避轰炸，傅斯年令人在楼前，挖了一个大土坑，盖上木板，以作防空之用。为此，陈寅恪做了一副幽默的对联：见机而作，入土为安。

有一次，遇上空袭，正在上课的刘文典，赶紧带着学生往防空洞跑。

快跑到洞口时，突然想起陈寅恪眼神不好，不方便跑路。便赶紧沿路返回，寻到陈寅恪，对身边的学生大喊：保护国粹要紧，保护国粹要紧。说完，几个人架起陈寅恪，一路狂奔。

金岳霖喜欢躲进小楼成一统，思考哲学问题，常常对空袭警报充耳不闻。

有一次，几枚炸弹在金岳霖住宅附近接连爆炸，他正苦思冥想，竟然丝毫没有察觉。所幸，老金所在的那栋楼，并未被炸中，等他反应过来，从楼里狂奔而出时，外面已狼藉一片。

1940年9月30日，日机又来轰炸，杨振宁的住所被炸毁，家当化为乌有。幸运的是，在轰炸之前，杨振宁已经躲进了防空洞。

几天后，杨振宁拿了把铁锹，跑到爆炸地点，可劲挖掘，从废墟里挖出几本灰尘满满的书，他如获至宝，欢喜欲狂。

每到周末，杨振宁从联大返回家中，四邻的孩子，都聚集到他这儿，听杨振宁讲《金银岛》的故事。

杨振宁还同朋友熊秉明合作，在家里放映“电影”。

熊秉明画连环画，杨振宁在饼干筒上装一个放大镜，筒内放置一只灯泡，让连环画从放大镜前经过，在墙上形成动画，制作成反映飞机轰炸的“大片”。

许多年后，杨振宁因提出弱作用宇宙对称不守恒理论，登上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领奖台。

斗转星移，又是许多年过去，这位不惧轰炸的少年，已是白发苍苍，他说，西南联大奠定我一切成就的基础。

1943年12月，林语堂应邀来西南联大演讲。

△ 林语堂

对于西南联大师生的艰苦奋斗，他用三个字评价：不得了。

对于西南联大师生取得的成就，他也用了三个字：了不得。

西南联大的师生，取得了哪些成就？猫叔给大家随便举几个栗子。

陈寅恪写出《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罗常培开辟了少数民族语言新领域。

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出版半个多世纪，国内外尚未有一部著作，可撼动它的权威地位。

熊十力写出《新唯识论》。

华罗庚写出《堆垒素数论》。

洪谦向国内学术界率先介绍了维也纳学派。

钱穆写出《国史大纲》。

△ 钱穆

新中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西洋哲学丛书，大多由西南联大时期的青年学者完成。其中，贺麟系统介绍了黑格尔哲学，对新中国的黑格尔研究，有开山之功。

邓稼先、赵九章等西南联大人，研制出导弹、原子弹、人造卫星，成为两弹元勋。

杨振宁、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汪曾祺成为文学大家，被称作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穆旦写下不朽诗篇。

王汉斌参与了新中国1982年宪法修订，以及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的起草。

许渊冲将《诗经》《楚辞》等古典著作翻译成英文，获得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

……

在西南联大灿若繁星的成就中，想单拎出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讲一讲。

前文提到：灭人国者，必先亡其史。

在日寇铁蹄践踏之下，钱穆不停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会不会灭亡？这个思考，贯穿《国史大纲》始末。

《国史大纲》开头，写着这样一段话：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了解历史的同时，还需放眼看世界。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新与旧，其实是西南联大的一体两面。

如冯友兰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中所说，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西南联大的精神，其实就是中国人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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