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近代日本做对了什么？

今年是明治维新150周年，以日本为镜，中国隐然形成一股“明治维新热”，其热度似乎超过日本国内。

今年是明治维新150周年，中国有许多人谈论明治维新，隐然形成一股“明治维新热”，而且其热度似乎超过日本国内的热度。因为在19世纪中叶以前，日本和清王朝一样，长期闭关锁国，直到受到外力的冲击，才打开国门。可是，此后两国的命运却截然不同。日本奋起直追，经过明治维新，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标，跻身世界强国之列。清王朝却国力日渐削弱，沦为被列强宰割的对象，最终政权崩溃。所以，近代以来的中国人都在追问，清王朝为什么失败？直到今天，这仍然是人们讨论的焦点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或许我们应该调整角度，追问一下“日本做对了什么”。因为知道了日本为什么成功，也就知道了清王朝为什么会失败。

在我看来，日本至少做对了四件事。

第一，主动打开国门。当美国的“黑船”舰队叩响国门时，日本没有以战争方式进行驱逐，而是在衡量国力之后，决定与美国签订协议。因为它清楚自己的实力远远不如对手，而且知道清王朝早就在鸦片战争中一败涂地，所以就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态度。这种识时务的做法，作为日本近代史的起点，对于日本后来的走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为日本主动打开国门，所以就能够告别旧思想、旧体制，接受外来的思想，学习先进的思想学说和国家制度，而不是别别扭扭地半推半就，更不是蛮不讲理地一概拒绝。

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曾提出“路径依赖”理论，指出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物理学的惯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轻易走不出去。如果说，近代日本的路径是好的，那么清王朝选择的路径显然是不好的。

因为是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才被迫打开国门，清王朝一直耿耿于怀，认为这些邪恶的外国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假如他们不跑进来，我们照样是太平盛世。清王朝一直没有清醒地认识自己，拒绝改革。直到甲午战争惨败，危机意识陡增，才有了1894年的戊戌变法，这比明治维新晚了二十多年，损失了一代人的时间。即使戊戌变法成功，恐怕也难以赶上日本。因为19世纪后半叶，世界形势发展很快，当日本启动明治维新的时候，第二次工业革命刚开始，日本搭上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便车”，因此迅速发展起来。晚清则错过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个人要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一个国家同样如此。

第二，明治维新是有顶层设计的。经过尊王攘夷运动，维新派推翻了幕府将军，建立了维新政府。年仅16岁的明治天皇率领公卿、诸侯、文武百官进举行誓祭典礼，宣读《五条誓文》：“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二、上下一心，大展经纶；三、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务使人心不倦；四、破旧来之陋习，基天地之公道；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这五条誓文体现了新政府改革封建旧制度、积极向西方学习的决心，明确了日本走现代化道路的方向。它是改革宣言，也是改革的指导思想。

政局刚刚平稳不久，日本就派出庞大的“岩仓使团”，考察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寻找学习对象。这个考察团规格很高，几乎囊括维新政府的执政团队，“明治维新三杰”中就有两人参加使团。他们经过近两年的认真考察，总结出了日本走向现代的路径。他们回国后，制定了“文明开化”、“殖业兴产”和“富国强兵”三大改革国策。 三大国策和《五条誓文》的精神是一致的，或者说，三大国策就是《五条誓文》改革精神的具体化。

改革，到底是有顶层设计好，还是摸着石头过河好？恐怕不能一概而论。对日本来说，明治维新作为一场有顶层设计的改革，其实践结果是成功的。看似泾渭分明的历史，其实是沟壑纵横，歧路多多。明治维新过程中也有许多曲折，但是因为有了顶层设计，就明确了方向，就知道路向哪里走。即使改革过程中有调整，也错不到哪里去。例如“殖业兴产”就从早期的官办企业为主转向“民进国退”，让私营企业发挥作用，但是发展经济、推进工业化的目标一直是清晰的。因为政府将国企卖掉，民间企业家由此崛起，日本在工业化道路上疾驰，很好地完成了“殖业兴产”的任务，增强了日本的国力。后来，日本之所以能够取得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胜利，秘密也在于此。

第三，改革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明治维新是有顶层设计的，但是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一场由高层推动的、完全自上而下的改革，而是民间和官方互动的结果。包括大久保利通在内的寡头们认为，日本的民众素质太低，什么都不懂。我们游历欧美，怎么改革最清楚，我们带领国家向前走就行了，你们别多说话。可是，在明治维新开始不久，一些失意的武士和前政府高官就发动了自由民权运动。

自由民权运动认为，维新运动不能够局限于政治精英阶层，而要全民参与，否则容易形成垄断寡头集团，它们主导的改革将损害普通民众的利益。事实也是如此。例如，为了发展经济，日本政府对于工厂造成的环境污染采取了放任态度，使得民众牺牲在工业进步的祭坛上。“足尾铜矿事件”就是环境公害的典型，其中一些自由民权运动家为普通民众的生存权奔走呼吁，展现出大无畏的精神。

自由民权运动主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扩大民众的政治权利，焦点之一是要求制定宪法。当时的统治集团也不是铁板一块，其中的伊藤博文等人也认识到制定宪法的必要性。这样政府和民间就形成了合力，推动日本在维新21年之后，也就是1889年就制定了宪法。这是东亚第一部宪法。当然，从后世的角度看，这部宪法有很多问题和漏洞，但是其意义不容低估。它不但是日本建立全新政治体制的努力成果，也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晚清制定的《钦定宪法大纲》，主要学习的对象就是这部日本宪法。

第四，进行社会启蒙。“文明开化”是三大改革国策之一，其目的就是要破除旧思想、旧观念，学习和吸纳新文明。明治维新的第三年，日本人就开始进行“头发革命”，将传统的发型剪掉。日本男人传统的发型叫做“丁髷”，就是将头顶部的头发剃光，其余的头发结成发髷向前面弯曲伏在头顶。外国人把这种发型叫做“猪尾巴”（pigtail）。所以，最早“猪尾巴”不是用来骂中国人的，是用来骂日本人的。但到1871年他们就把头发剪了，而且是天皇带头做的。“头发革命”看似小事，其实是打破保守势力、推动社会改革的一步妙棋。如果连一条辫子都不想动，思想、制度更是根本不会触动。中国一直到清朝亡了之后才剪头发，足足比日本晚了三十多年。

需要强调的是，社会启蒙的主要工作不是政府做的，而是民间做的。特别是思想家福泽谕吉，居功甚伟，堪称“一个国家的启蒙老师”。他一生不入官场，坚持在民间办教育，著书立说。在推翻幕府之初，维新政府曾发征召令，福泽谕吉托病不肯出仕。后来政府又要他负责政府的学校部门，也被婉言拒绝。他说：“自己走自己的路，绝不依靠政府，也不拜托官员。”福泽谕吉的著作《西洋事务》、《劝学篇》、《文明概论》等，都拥有无数读者，影响了整整一代青年人。福泽谕吉给日本带来了全新的观念，比如他提出的“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在等级鲜明的日本社会就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此外，还有教育家中村正直，他翻译的《自助论》在当时洛阳纸贵，涤荡国民心智。还有启蒙团体“明六社”， 以“开启民智”为己任，翻译引进欧美学说，向国民传播新知识、新思想，为日本开启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这些来自民间、立足民间的思想家和思想团体，为日本社会的思想启蒙发挥了重要作用，思想启蒙也推动了明治维新的深入发展。没有思想解放，一场改革就不可能走多远。反观清王朝，真正的启蒙思想家少之又少，而且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影响力。一直到19世纪末，中国的思想界几乎是死水一潭。知识分子们仍然埋首于四书五经，不想、不愿也不敢接受新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唐朝时日本学习中国，却没有引进科举制度。稍微了解一些历史的都知道，科举制度在维护历代王朝统治中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科举制度的最大作用是，保持了一定的社会流动性，给下层社会以希望（或者说是幻想），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也。在很长历史时段里，科举的制度优越性都很突出。可是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以后，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制度的落后性越来越凸显出来。虽然这个国家面临着重大的历史转折，但是当时读书人仍然酣睡在“读书－做官－发财－光宗耀祖”的旧梦中，不肯醒来。尽管这些社会精英有可能成为改革（而不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可是他们不但没有改革旧制度的愿望，反而继续维护旧制度，梦想成为旧制度的受益者。可以说，直到清王朝灭亡，中国的精英阶层绝大部分还是维护当时的体制的，没有改革动力。

可是日本完全不一样。开放国门之前，日本社会是“士农工商”等级森严的社会，而且身份世袭，几乎没有什么流动性。武士虽然是统治阶级，但是也分为许多层级，难以逾越。这种制度劣性很明显。如果这种制度延续，那些中下层武士几乎没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可是“黑船来航”，日本开国，整个国家处于大变革时代中，让这些中下层武士看到了机会，他们改变旧制度的愿望特别强烈。所以从尊王攘夷到明治维新，日本变革的主力军就是中下层武士。比如说“明治维新三杰”、伊藤博文等人都出身于下层武士家庭，他们具有冲决网罗、开拓新路的勇气，也确实为引领日本走向现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年是明治维新150周年，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年份里，日本关注明治维新的人并不多，反而在中国有许多人在回顾、讨论明治维新。这是为什么？因为日本已经完成了现代化，走出了明治维新的历史阴影。因此日本人回顾明治维新，是把它作为单纯的历史来审视，很难激起情感上的波澜。中国不同，我们至今仍然生活在1840年以来的历史延长线上，我们还在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明治维新是中国的镜子，当我们回顾明治维新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审视我们自己走过的道路，让我们知道百年中国的进与退、得与失。只要没有完成现代化的历史任务，我们就走不出历史的延长线，追问“日本做对了什么”就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