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 商震：从外交法律顾问看国际法与外交的关系

作者商震，中国驻欧盟使团参赞，法律顾问。本文原载于《法律与外交》（2018年总第3期），已获作者授权转载。

摘要：近年来，国际法学界越来越重视实践研究，积极探讨学者在国际法实践中的作用，探讨法律外交的发展。这反映出国际法始终跟随国家实践而变化的特点，是适应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发展的客观需求，也是改变国际法实践研究被欧美主导的时代要求。在国际法实践中，外交法律顾问是外交政策和国际法规则的协调者，是国际法制定、解释和实施以及国际争端解决的直接参与者，在国家外交和全球治理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比较研究各国外交法律顾问工作，能够更好审视国际法在外交和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对外交实践和法律外交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法律与外交 外交法律顾问 飞行规则 法律建议

一、外交法律顾问的发展和研究

(一)外交法律顾问概述

国际法源自欧洲，欧美国家设立外交法律顾问由来已久。17世纪至18世纪的路易十四时代，法国外交部就设立了专门的法律顾问职位，几乎同外交专业化的最早进程同步。英国外交与联邦事务部法律顾问办公室建于19世纪后半叶，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办公室建于1931年，但前身可追溯至19世纪中期。此后，伴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爆发，欧美国家更加重视外交事务中的国际法问题，例如加拿大外交法律顾问设立于1913年，西班牙外交法律顾问设立于1932年4月，其领导下的法律顾问办公室成立于1938年2月。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前后，国际法在外交领域的重要作用方才蔚然显现。这同亚非拉地区国家文化传统、国际法源自欧洲的发展历史、二战后国际关系的新发展等都有密切关系。特别是随着非殖民化运动蓬勃兴起，前殖民地国家基于主权平等原则，开始全面参与国际事务，加速推动了国际法的普遍性。这一期间，印度于1958年设立外交法律顾问办公室，是较早设立该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对新中国而言，在1949年以后至重返联合国前的20余年间，在国际法体系中处于“被迫边缘化和自我边缘化的进程”，体现了发展中国家逐步参与国际法发展的历史特征。对外交法律顾问工作来说，20世纪70年代是重要发展阶段。从美国看，1971年美国国际法学会举办“提升国际法在政府决策中地位”的圆桌会议，并指出法律顾问的影响应体现在政府各部门，体现在决策各阶段，体现在外交工作不同层级，这充分体现了外交法律顾问在政府决策中的重要性。

从发展中国家看，1973年亚非法协年度会议提出，在现代国家政府中，如果无法就国际法问题提出权威法律意见，将导致政府难以有效运转。考虑到当时发展中国家和二战后新独立国家在国际法领域面临资源稀缺的困境，亚非法协专门要求成员国提供信息，并牵头就外交法律顾问工作编纂情况概述，这集中体现了这一阶段亚非国家对外交法律顾问的重视，以及对国际法和对外交往互动关系的初步认知。

20世纪90年代，国际组织成为重要国际法主体，出现了国际组织设立法律顾问的新发展，法律顾问工作也成为国际组织的重点议题。这体现了冷战结束后，国际法在国际关系中地位显著上升，也反映了国际法主体不断增加但国际法执行者仍主要是主权国家的发展现状。这一阶段被联合国设定为“国际法十年”，正好同全球治理的兴起同步，是国际法治和国内法治同步运转的内在要求。由于外交法律顾问处在这种同步运转联结点，其工作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

总体看，外交法律顾问职能的发展源自国家对外交往的实践需求，同国际关系从武力到外交、从外交到法治的进程大体相一致。时至今日，各国外交法律顾问制度更加成熟，日常工作更加趋同，更多受到社会各界关注，对外交法律顾问行使职能提出更多新要求。

（二）外交法律顾问研究资料

目前，外交法律顾问研究文献较为丰富，且国际组织借助成员国优势，广泛涵盖了发展中国家实践，但不可否认有关研究仍以西方学者为主，以欧美国家实践为主。

1.外交法律顾问著述

在英美国家，外交法律顾问撰文概述法律外交实践已经成为惯例。这类著述主题明确，主要是普及和推广对国际法与国家实践的认知。1907年《美国国际法学刊》创刊号上，伊莱休·鲁特（ElihuRoot）就提出要达致国际法的普遍认知，呼吁增强普通民众对国际法的了解，以便对美国政府外交行动进行民主监督。1962年，理查德·B.比尔德（RichardB.Bilder）撰文介绍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办公室，提出法律顾问职能鲜为人知，并分专题讨论了外交法律顾问同美国国务院、国际法从业者、司法机构以及国际法发展间的关系，实质推动美国国际法实践的研究。

除了聚焦自身工作外，现在外交法律顾问更倾向于从实务角度探讨国际法原则和外交实践的互动，探讨法律顾问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阐述政府在重大国际法问题上的立场等。例如，1991年阿瑟·D.瓦茨（ArthurD.Watts）从英国实践中讨论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互动，2012年著名亚裔国际法学家高洪柱谈美国政府对网络空间国际法的立场等。这些新发展同国际法和国际关系跨学科研究的发展趋势相同，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的一致性。

2.外交法律顾问办公室工作概要

外交法律顾问办公室工作概要是记录国际法实践的重要材料，这完全契合外交实践注重传统和先例的内在需求，对国际法和外交工作都有参考意义。美国在此方面属于先行者。1877年，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约翰·兰伯特·卡德沃尔莱德编纂了《美国国际法摘要》，涵盖总检察长法律意见和联邦法院主要判决。1886年，在法律顾问办公室工作的弗朗西斯·霍顿开展了更为全面的编纂，增加了美国总统和国务卿发布的法律立场文件等。自1989年开始，美国国务院每年编纂出版《美国国际法实践摘要》，因其内容全面丰富而确立了重要地位。这不仅体现美国政府对国际法的重视，也同普通法系重视案例分析的法律文化密不可分。

除此之外，英国外交与联邦事务部法律顾问办公室每年发表工作报告，但可能顾及外交工作敏感性，内容较为简略。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作为英联邦国家，国际法事务均是总检察长办公室负责，每年均在总检察长办公室年度工作报告中予以概要介绍。

中国在此方面也形成了一定惯例。外交部每年出版的《中国外交》白皮书中，有专门一章是“中国外交中的条约法律工作”，会概述一年来在条约法、联合国法、国际司法合作、海洋法、环境法、人权法等领域的法律外交工作。2011年出版的《中国国际法实践与案例》和2018年出版的《中国国际法实践案例选编》系外交部条法司集体编写，是对国际法实践系统的总结和理论建树的尝试。另外，《中国国际法年刊》一直收录中国代表在国际法领域的重要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上的工作和发言。

3.国际组织研究资料

国际组织关注外交法律顾问工作，主要目的是推动外交法律顾问间合作，确保成员国遵守国际法原则，主要方式是寻找共同利益，达成共同标准，建立最佳实践。

如上所述，亚非法协较早地开始讨论外交法律顾问的工作，在1969年第10次年会中就将有关工作列为重要议题，并在1973年和1978年会议报告中以较大篇幅论述外交法律顾问的角色。这些讨论对促成联合国法律顾问非正式会议发挥了重要影响。该会议始于1990年，系加拿大、印度、墨西哥、波兰和瑞典五国共同倡议，每年在联大六委会议期间举行。会议最初目的是改进六委审议国际法委员会报告的工作方法，但自1990年到1992年连续三年间，会议讨论的主题都是法律顾问的角色。这直接促成1999年联合国法律事务办公室汇编出版《外交法律顾问论文集》，全面论及外交法律顾问在外交政策制定、国际法发展、国际法的国内实施、国际组织法的适用和发展、国内司法诉讼、国际司法诉讼等领域的作用。此后，联合国法律顾问办公室还一直就外交法律顾问职能开展文献汇编等工作。

在欧洲方面，欧洲委员会国际公法委员会（CAHDI）高度关注成员国外交法律顾问工作，曾于2005年建立数据库，汇编各国外交法律顾问办公室职能和人员组成等信息，并在2014年启动新数据库，将内容拓展至法律顾问在政府内职责、同国际法学界和实务界联系、相关文献研究等，成为开展比较研究的重要基础。

4.国际法学者著述

国际法学者研究外交法律顾问工作，主要集中在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国，研究角度也主要基于外交法律顾问实践来探讨国际法的运用和发展。例如，2000年弗兰克·伯曼（FrankBerman）主编的《外交政策制定中国际法的作用》，2012年斯蒂芬·伯兹（StephenBouwhuis）编著的《国际法顾问在政府中的角色》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安东尼奥·卡塞斯（AntonioCassese）1992年采用访谈法，亲自采访英、美、法等10余国外交法律顾问，专门研究其在确保外交政策符合国际法方面的作用。卡塞斯认为，政府立场文件虽能够清楚表明一国对国际法规则的考量，但要从更广维度和更具现实性角度评估国际法作用，就应该深入了解外交法律顾问日常工作，看到立场文件中难以反映的实践情况。

除国际法学者外，各国国际法学会也积极讨论外交法律顾问工作。美国国际法学会就外交法律顾问的作用、外交决策中的国际法问题等举行多次圆桌会议，并在近期组织系列专题研讨会，探讨“国际法和特朗普政府”。2012年10月，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国际法学会同亚洲国际法学会合作，启动“国际法与崛起的亚洲”项目，提出要研究亚太地区21个国家和地区组织的国际法事务现状。2015年2月，英国外交与联邦事务部主办“法律顾问在国际法中的作用”研讨会，讨论国际法法律顾问在国际政治和外交中的作用与影响。这些发展凸显外交实践中国际法地位的提升，表明各国学者积极从实践中探寻国际法的发展。

二、外交法律顾问的职能

现代国际法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极其广泛，导致外交法律顾问负责的事务非常繁杂。各国外交法律顾问的身份定位、主要任务、工作目标都有差异，有的只担当顾问角色，有的担任外交事务行政职务，难以按照统一标准分类。不过，“屦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外交法律顾问面临的问题和任务相类似，所以基本职能也大体相同。

（一）基本职能

对于外交法律顾问的职能，各国专家曾尝试从不同角度加以归纳。阿瑟·D.瓦茨将英国外交法律顾问工作分为五大类：一是日常法律工作，包括特权与豁免、政府海外财产等；二是条约工作，涉及条约的解释适用和条约审核；三是参加国际会议和谈判；四是相关国内立法事务；五是司法诉讼案件，特别是国际司法机构案件。

与之类似，曾任联合国法律顾问的汉斯·科雷尔（Hans Cornell）将外交法律顾问职责细分为17类，除上述五类外，还纳入了国际法的编纂和发展、人权事务、国际人道法、领事法、投资保护、边界事务、司法协助等，基本涵盖了外交法律顾问相关的各类业务。

除事实描述外，美国国务院前任法律顾问高洪柱列出四种角色：顾问者，良知者，捍卫者，阐释者。意思是外交法律顾问不仅要向政府提供国际法建议，提供个人智慧和道德建议，还要捍卫美国利益和宪法制度，在美国政府内并向国际社会阐述和代言国际法的重要作用。

这些分类大体勾勒出外交法律顾问的繁杂职能，但各有侧重，且所列职能彼此联系，难以实现非此即彼。根据CAHDI数据库信息，如果将这些职能适当归纳，似可分为出具法律意见、参与国际谈判、负责国际诉讼三大方面。这也是各国外交法律顾问和国际组织法律顾问的基本共识。这三类职能中，核心职能是出具法律意见，是确保各国政府在国际法框架下采取外交行动的重要基础。

当然，出具法律意见受制于法律顾问主动提意见的范围，以及被请求提供法律建议的数量，并不一定是业务量最大的工作。例如，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办公室最主要业务是国际诉讼和投资争端，包括美国政府和公民起诉外国政府以及外国公民和政府起诉美国政府的所有案件。

此外，各国法律顾问均注重对内身份和对外身份的转换。也就是说，在作出外交决策前，法律顾问对内是法律意见提供者，可能提出同最终决策完全不同的法律意见。但作出外交决策后，其就自然转换为政府外交政策的捍卫者和辩护人。

（二）法定职能

在部分西方国家，外交法律职能由专门国内法加以规定。例如，法国外交部法律司职能由2012年12月28日外交部行政组织法（No.2012-1511）第九条进行规定，包括就国际法和欧盟法向外交机构和政府其他部委提供法律意见、代表法国参加国际诉讼和司法案件、负责条约谈判和海洋法事务等。该法第六条和第14条还规定了法律司的处室设置及其基本职能。

瑞士外交法律顾问职责由2000年3月29日《联邦外交部组织法》第九条加以规定，指明瑞士外交部国际法司两大目标是确保政府正确解释和适用国际法，推动国际法的遵守和发展。具体职责包括提供法律意见、参与国际谈判、负责条约缔结和保存、负责人权法、国际人道法和欧盟法事务等。

此外，澳大利亚外交法律顾问职能系源自2017年法律服务指令，规定条约谈判等国际法事务由总检察长办公室和外交贸易部负责，并规定了较为复杂的内部协调程序。美国1931年2月“摩西—林克西姆”法案正式建立法律顾问办公室，明确其任命程序和工资级别。

三、外交法律顾问的机构设置

（一）机构设置

法律顾问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受诸多因素影响，机构设置是一个关键因素。因为机构设置反映外交决策的整体架构，反映国际法在外交事务中的定位。这不仅涉及外交法律顾问个人级别，也包括其办公室的机构级别。大体而言，普通法系国家比大陆法系国家更重视外交法律顾问的地位，而英联邦国家制度受英国影响，大都较为类似。

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美国由国务院助理国务卿级别官员，且需要总统提名并得到国会同意，作为外交法律事务的首席顾问。英法两国都是外交部法律事务司司长担任此职务，英国法律顾问向外交部常务次官报告工作，任命前通常需要外交大臣征询英国首相意见，法国法律顾问工作由外交部秘书长负责领导。俄罗斯是外交部条法司司长担任此职务，也是外交部讨论重大政策问题的理事会的成员，日常向副部长报告工作，紧急情况下可直接向外长报告。

在二十国集团国家和新兴大国中，大多数外交法律顾问是外交部总司长或司长级别。例如德国是外交部负责法律事务的司长，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并遵循常驻轮任原则，一般不会自外交人员之外遴选。加拿大是外交贸易发展部助理副部长，不属于政治任命人员，其办公室是外交贸易发展部15个司局之一，组成人员多数遵循驻外轮换制度。墨西哥法律顾问直接向外长报告工作，其办公室行政级别高于外交部其他司局，低于副外长办公室。以色列法律顾问政治上向外交部总司长报告，业务上向总检察长报告。

近年来，主要国家外交法律顾问职能有逐步加强趋势。瑞士法律顾问和国际法司司长曾经是不同人员担任，但前几年得以合并，以强化法律顾问职能，而且法律顾问是大使级别，直接向外长报告工作。意大利根据2010年第95号总统令，对外交部组织架构进行改革。考虑到现有法律事务不断增加，将原有法律顾问办公室更名为“法律事务、外交争端和国际条约办公室”，职能和活动得到更大拓展。

（二)人员组成

在各国法律顾问办公室中，除行政技术和信息管理人员外，基本由两类人员构成。一是作为政府公务员的法律专业人士，不进入职业外交官队伍。二是律师型外交官，即具有法律背景的外交官。这两类人员组成比例不尽相同，不一定都遵循常驻轮任制度，各国根据需要还会在驻外使领馆派驻法律顾问。

例如，英美两国外交法律顾问办公室主要由政府律师组成，一般不会转换身份成为职业外交官，但有可能作为法律顾问在驻外使领馆工作。英国外交法律顾问办公室约70人，包括政府律师、海洋政策专家、条约程序和信息技术、行政管理人员等。其中50人在伦敦工作，10人在纽约、布鲁塞尔、斯特拉斯堡等地使领馆工作。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办公室现有265人，其中196人是政府律师，其他人员负责条约事务、信息技术、行政预算等，另有10余人在纽约、日内外和海牙的使领馆工作。

从各国情况看，英美这种人员构成属于少数派，其他国家更多由具有法律背景的外交官构成。例如德国外交法律顾问办公室共40人，都是职业外交官。瑞士共60人，其中45人是政府律师，整个人员1/5是外交官。挪威共35人，约15人是职业外交官。也有部分国家法律顾问办公室主要负责人是外交人员，如墨西哥法律顾问办公室有68人，办公室高级管理人员2/3是职业外交官。至于在驻外使领馆派驻法律顾问，则是较为常见的实践。例如德国在纽约和海牙有法律顾问，以色列在纽约、海牙、日内瓦有法律顾问，墨西哥在意大利和哥斯达黎加使馆有法律官员等。

（三）外交法律顾问在政府中的地位

西方国家一直关心外交法律顾问同政府其他部门的关系。1963年，美国国际法学会组织12个国家外交法律顾问和联合国机构共同举办研讨会，专门讨论外交法律顾问在政府中地位、外交法律顾问工作所涉及法律和政策的关系等。这主要是明确政府内国际法事务管理体制，明确外交法律顾问在政府内是否具有国际法事务权威地位，以便准确了解一国政府的国际法立场。

当前，随着外交更加专业化和全民化，一国外交工作涉及的政府部门和非政府参与者越来越多，也确实会令各界产生疑问，究竟外交法律顾问在政府内是否对所有国际法问题有权威地位？其是否有权协调各类国际法事务？通常而言，各国外交法律顾问会就其他部门提出的国际法问题提供意见，且具有重要影响。例如，当美国司法部在执法行动中决定冻结外国财产时，美国国务院可能会提出涉及国家财产豁免问题，进而需要两部门进行合作。但这类法律意见是否影响其他部门最终政策决定，仍需做个案和定量分析，而且实践中可能不乏协调不力的情况。例如，有澳大利亚学者指称印度实践“难以令人满意”，因为政府内部不同领域国际法事务由不同部门负责，且不同部门间缺乏有效协调。

在此问题上，英联邦国家制度较为特殊，一般跟随英国实践，规定总检察长是政府首席法律顾问，对国际法在内各类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意见。当然，英国外交法律顾问就相关国际法问题的立场，会对总检察长有重要影响，但程序上需要总检察长进行背书。

此外，由于国际法事务不仅限于行政部门，立法和司法机构中也会广泛涉及，外交法律顾问同立法和司法机构的关系也是值得关注的话题。至少在外国国家豁免问题上，究竟是司法机构主导，还是以外交法律顾问的意见为基础，是国际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

四、外交法律顾问职能的行使

（一）外交法律顾问的个人能力

在各国实践中，外交法律顾问参与外交决策存在不同情形，包括自始提供法律意见，或者在采取外交行动后，需要法律正当性辩护时才应要求介入，或者就未能参与外交决策整个过程。在三种情形中，最让法律顾问为难的，是在外交行动遇到麻烦时才被要求提供法律辩护。

要解决这个难题，难免又牵涉外交法律顾问应积极主动行使建议职能，还是被动应询才提供意见的问题。这一直是个困难、敏感和微妙的问题。联合国法律顾问非正式会议成立伊始，就曾围绕该问题展开讨论。从西方国家实践看，大都基于务实原则，以灵活性安排或个案处理为主。这是由于在外交事务决策过程中，各国外交部一般是优先按行政职能划分，由负责国别、地区和具体业务的司局制定政策，而决策参考要素不仅有法律考量，更有政治和政策考量。这导致在实际工作中，如果法律顾问过多保持沉默，会让国际法对外交的规范作用难以显现；如果法律顾问过于主动，无疑也影响外交政策的灵活性和及时性，因而需要丰富经验和应变能力来加以平衡，才能勇于建议并善于执行。

此外，外交法律顾问个人能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各国普遍认为，外交法律顾问不仅要具备国际法专业能力，还必须具有外交战略眼光，熟悉各领域外交政策，能在不同的政策优先目标间做出选择和判断，能在政策和法律选项间达成平衡。在此基础上，外交法律顾问还必须能够将复杂的国际法规则表述为简单清晰的政策建议。从绝大多数外交法律顾问的著述看，都具有立场明确、内容清楚、文字平实等语言特点，充分反映外交法律顾问的工作要求。

（二）维护外交法律顾问职能的政策工具

1991年美国国际法学会和国际法学会美国分会的联合报告指出，外交政策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政策制定者通常对国际法的相关性持怀疑态度，会让法律顾问在坚持国际法原则上面临很大压力，因而必须有相应政策工具来化解和抵消这种压力。

针对这种政策工具的可能性，在2015年英国举办的“法律顾问在国际法中的作用”研讨会上，各方强调“飞行规则”。即为了保证“外交决策”这架飞机平稳落地，法律顾问必须自起飞开始参与整个航程。根据“飞行规则”，各国外交法律顾问需要同外交决策层密切合作，确保在讨论重大外交事务时，法律顾问均能在场。这并不意味着法律顾问一定要当场发言表态，但会有助于外交决策充分考虑国际法上的权利义务。

这一“飞行规则”强调同外交决策层的互动，需根据各国国情而定。就日常工作机制而言，英美等国要求外交工作层制定政策应征求法律意见，并说明采纳或摒弃法律结论的原因。在英国外交与联邦事务部内，如果一项政策建议报告未明确指出征询了法律顾问意见，会被高层领导退回重新征询意见。这种机制以法律意见得到高度尊重和充分采纳为前提，容易实施且效果良好。例如，英国外交实践中很少会做出同法律意见不同的政策结论。再如，印度前任法律顾问拉奥指出，有时国际法规则清楚明确，但印度政府仍希望采取不同的外交政策，印度外交人员就会主动同相关国家协商，达成双方接受认可的安排。拉奥认为这是值得肯定的做法。

当然，即使建立了完备机制，重大外交行动不征询法律顾问意见的情形也时有发生。英国前任法律顾问弗兰克·伯曼指出，在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中，英法两国联手为夺取苏伊士运河控制权，共同联合以色列入侵埃及，事先并未征询法律顾问意见。国际法学者卡塞斯提及，1965年美国派兵干涉多米尼克革命运动、1979年伊朗人质危机中卡特总统派兵营救行动、1985年法国决定炸沉“彩虹勇士号”等事件中，有关国家政府都没有征询外交法律顾问意见。

（三）法律建议与政策建议的区分

外交法律顾问应何时提出法律建议，何时提出政策建议？这是一个重要问题，但要区分何为法律、何为政策从来不是一件易事。在具体工作上，外交法律顾问可能需要对自己负责的法律事务和政策事务大体有所区分。例如，在涉及外交战略的重大政治问题中，法律顾问应主要争取将国际法规则和实践作为重要考量因素。但在外空、网络、极地等国际法新疆域，在各国尚未形成明确政府立场时，外交法律顾问必须一方面确定法律立场，另一方面提出和阐述本国外交政策。

当然，正如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理查德·比德尔1962年所指出，外交实践中法律和政策难以区分并保持不变，可能很多时候是一个外交问题的不同侧面。法律顾问提出法律意见时，恰恰需要首先全面掌握各方面信息。而且因为法律顾问办公室的工作基于理性和公信力，强调稳定性和一致性，所以对美国国务院外交政策制定有特殊影响力。美国诸多学者从实用主义出发，认同这种看法，强调政治和法律两个概念不应该被绝对化，应作为解决国际事务的两个密切相关的手段。也有欧洲国际法学者强调，国际法必须通过国家同意原则才能产生效力，所谓“脱离国际政治的国际法规则”根本是个伪命题。

（四）国际法发展带来的挑战

外交法律顾问行使职能面临诸多困难，很多时候还是因为国际法并不是一套静止规则，而是随着国际社会发展和国际关系变化而不断调整。在1990年美国国际法学会会议上，日本的小和田恒法官指出，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开始对外开放，将国际法作为一套“静止和既定”规则予以接受，但实际上如果国际法不随着国际社会发展而变化，会导致不公平后果。小和田认为，社会变化必然导致法律调整，国际法也不例外。这是二战后日本积极参与国际法制定和实施的根本原因。

有欧洲国际法学者也指出，在国际法发展过程中，国家一直基于国家利益展开政治博弈，而随着国际法专业化和碎片化不断加深，不同部门法之间的博弈更加显现。这种博弈同国家间博弈一样，折射出不同价值观和指导理念的分歧，对国际法发展带来更多挑战。可以看到，这些挑战都会反映在外交法律顾问的日常工作中，需要在具体问题上不断寻找应对解决方案。而解决方法正如海牙国际法院前院长史久镛法官所言，“国际法有一种强大的力量，那就是灵活性”。我们应该“更加确信国际法的力量，随着它所治理的国家共同体的充分合意而变化的能力”

五、结语

在现代国际社会中，各国越来越重视外交法律顾问的职能及其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实际是重视国际法对一国外交政策之影响，深层次反映国际法理念同现实国际秩序之互动，以及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之关系。这要求外交法律顾问必须平衡把握外交政策和国际法规则，使国际法超越权力政治，成为维系国际秩序稳定的基石。

目前，在西方国际法学者研究成果中，涉及中国外交实践的较少。对中国国际法学者来说，外交法律顾问工作也是个比较新的课题，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资料的稀缺性。但让人欣喜的是，中国国际法学会李适时会长反复强调国际法实证研究的重要性，提出国际法研究“要求学者掌握较为全面的基础知识，具有跨学科的研究视野”。许军珂教授主编的《法律与外交》，成为国内第一份专注于法律外交问题研究的学术文集，为推动法律外交理论研究，服务中国法律外交实践发挥重要作用。这表明中国国际法学者正在不断将理论和实践研究相结合，主动站在国家和外交实践层面来推进国际法研究，必将推动国际法研究更加契合外交事务的需求。

由于排版原因，未保留原文引注，完整内容请参见外交学院法律与外交研究中心集刊《法律与外交》2018年卷（总第3期）， 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年版。

责编：林子卉

（外交学院国际法系2017级本科生）

外交学院国际法研究所

外交学院法律外交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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