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时期，由于革命党宣扬的“反满主义”尘嚣甚起，旗人生计问题也在朝内外引发了极大的争议。
有清末“理财专家”之称的熊希龄曾引用日本明治维新时遣散武士的经验，其指出：
解决八旗问题，关键问题在于撤销驻防八旗和京师八旗，这事关数十万满、蒙、汉军之身家性命，不可不慎。
但是，如果不撤销八旗，一方面汉人会不信任满人，而满人也会因为经济窘困而憎恨汉人，结果构成了一个难以解开的死结。
据熊希龄的粗略估算，如果付给每名旗兵十年的遣散费，每年的费用即在一千万两，十年就是一亿。
作为对比的是，1876年日本废除武士阶层时，明治政府花费了两亿日元。
在清廷无法承担这笔费用的情况下，熊希龄提出了一个有建设性的意见，那就是像日本那样，为旗兵提供带息债券，其建议，将旗人安置在边疆荒地。
但是，熊希龄也认识到这显然不现实，于是他提出的建议是将旗人的遣散费一半存入银行，以获得带息债券，另一半遣散费用于投资兴建东北蒙古的铁路，以改善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使旗人的移民更加便利。
也有一些汉人官员，如继恩铭之后任安徽巡抚的冯煦及御史江春霖对这次的讨论不以为然，他们认为：
满汉不平等的言论没有根据，因为旗人包括很多皇族成员在经济上比汉人汉窘困，朝廷的当务之急，是公开公正、不分满汉的选拔优秀官员，只要做到政清人和，满汉争议自然会平息下去。
1907年9月，清廷颁布《裁停旗饷》诏书，要求各省驻防八旗在十年之内解散，旗人准备自谋生路，诏曰：
“我朝以武功定天下，从前各省分设驻防，原为绥靖疆域起见。迨承平既久，习为游惰，坐耗口粮，而生齿滋繁，衣食艰窘，徒恃累代豢养之恩，不习四民谋生之业。亟应另筹生计，俾各自食其力。
著各省督抚会同各将军、都统等，查明驻防旗丁数目，先尽该驻防原有马厂、庄田各产业，妥拟章程，分划区域，计口授地，责令耕种。
……不敷安插者，饬令各地方官于驻防附近州县，俟农隙时各以时价分购地亩，……授给领种，逐渐推广，世世执业，严禁典售。即以所授田亩之数，为裁撤口粮之准。
……该旗丁归农以后，所有丁粮词讼，统归有司治理，一切与齐民无异。……”
一个月后，清廷再次下发谕旨，要求消除满汉在习俗与法律上的差异，实行满汉平等。
诏书发布后，引起了旗人们的极大不安和骚动。据《盛京时报》报道：
“闻各处驻防旗丁，自奉上月二十日裁粮授田明谕，皆大形恐慌，纷纷集议。近接西安及广州两处来函，该处各旗丁以生计骤失，或议遣代表员赴京叩阍，或环请将军代奏，恳请收回成命。”
1908年1月，驻防成都的八旗流传一个谣言，说是朝廷将立刻停发军饷，所有旗兵将自谋出路。
谣言传开后，很快引起了一场骚乱，数百名旗兵及其他们的家属将绰哈布将军的衙门围了了个水泄不通，愤怒的人群将正堂的边门打坏，并抓住值班的旗兵佐领一顿痛殴。
混乱的局面直到出身汉军八旗的四川总督赵尔丰赶到后才有所缓解，在得知这纯粹是个谣言后，旗兵和他们的家属们这才散去。
类似的事件，在浙江等地也曾发生过。由于阻力太大，清廷只好于次年谕慰旗人，称目前“所有钱粮、兵饷仍均照常，毋使八旗人等妄生疑虑。”
（凭啥让俺们下岗？）
插句题外话，旗人社会与所谓的国营单位其实有似曾相识之感，旗人实则有点类似于“单位人”，单位的待遇可能未必优厚，但基本生活还能得到保障，有公费医疗、有养老金等等；
但久而久之，“单位人”往往失去在社会中独立谋生的能力，一旦单位办不下去了，干部解聘，工人下岗，猛然间把他们推上社会，其中的惊恐可想而知，由此带来的阻力也可想而知。
对于旗人们来说，改革就等于是敲他们的饭碗，而历朝历代的“下岗再就业”问题一向都是难题，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下岗潮”所引发的阵痛即为明证。
当然，“铁杆庄稼老米树，当兵岂有不吃粮”，八旗做为军事组织是应领取饷银，但近代历史一而再、再而三的证明，八旗在军事已无存在的必要，徒然耗费粮饷而已。
因此，清廷逐步抛弃他们也就在情理当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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