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三皇五帝在华夏大地开启文明之光，中国历代王朝均已天朝上国自居，视本国人民为华夏子孙，东南西北四周子民为蛮夷戎狄，即南蛮、东夷、西戎、北狄，南边的是蛮人，东边的是夷人，西边的是戎人，北边的是氐人。
鸦片战争后，遇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天朝上国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尤其是在文化方面，“夷”这个汉字竟然不能再使用。
1852年，英国驻华全权公使文翰（Sir Samuel George Bonham）屡次向两广总督柏贵抗议两国照会中使用“夷”字认为是对英国人的侮辱。由此，“夷”这个字引起的外交争端正式摆上台面。
其实，文翰是误读了，他阅读的是经过翻译的英文版照会，里面的“夷”字被翻译成了“barbarian”即“野蛮人”。而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夷”字的含义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已经摆脱了野蛮鄙视的含义。
在清代，“夷”已经被统治者改造为一种“界定主权统治边界”的工具。通俗地说，“夷”表示的只是“籍贯”，是一种纯粹的地理概念。所以雍正在解读《孟子》时把“夷”解释为“方域之名，自古圣贤不以为讳”，并引孟子的“文王西夷人也，舜东夷人也”的说法证明夷人有德也可以成为圣君。乾隆对于“夷狄”的诠释也是地域的而非族裔的。“夷”此时的含义，就相当于“外国人”的意思。
但以文翰为代表的英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并不知道这种变化，以致中国人对英国人说“夷”字，而英国人听到是“barbarian”即“野蛮人”，而不是中性的“外国人”。
最糟糕的是，欧洲人习惯将其殖民地的子民叫做“barbarian”，怎么可以容忍被“野蛮人”称为“barbarian”呢？在“夷”字里英国人发现了一个被扭曲的自画像，这对他们来说绝对是一种“伤害话语”。
“夷”字成了“殖民话语逻辑的要害”，关系到英国“对于大清国和对于整个世界的统治关系”，所以英人才如此严厉地废止。
因此，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在1858年签订《天津条约》的时候，英国人特别将“夷”字的使用单独提了出来，在中英《天津条约》第五十一款明确禁止使用汉字“夷”，条约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
西方列强将禁止中国人使用“夷”字，堂而皇之地写进了《天津条约》。特别为一个字的使用制定一条外交条款，这在国际关系史中为罕见的一例。大清政府被迫通告全国，在外交公文往来中一律将“夷”改用为“洋人”。
《天津条约》法律禁令的“意义”在于，它迫使汉字“夷”的所指只能局限在“barbarian”的字义范畴，将“夷”永久地与“barbarian”等同起来。这样做的结果，便切断了“夷”字与汉语中其他相关概念的联系，如西洋、西人。“夷”原有的多元意义消失了，汉字“夷”的生命也从此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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