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林语堂反目相攻：交往11年，吵架127次

一个朋友向波叔诉苦，说本来挺要好的朋友，为了件小事跟他闹掰了。这种情况下要不是去挽回一下。挽不挽回，要看是这样的小事。

小事说小，可往往能成「大事」。因为小事常能窥视一个人的性格。

两个性格相差太大的人，做君子之交可能不错，若像好基友一样时常厮混在一起，闹掰是迟早的事。

这可是有前车之鉴的，比如小菠菜们熟悉的大师鲁迅和林语堂。

这两人起初是一对铁哥儿们，可到头来还是因为一些小事闹得不可开交。

鲁迅，民国有名的「怼王」，一根笔杆子尖锐冷酷，比枪还厉害，关键是脾气还很冲，能把人骂到瑟瑟发抖，怀疑人生。

林语堂，著名的「幽默大师」，「幽默」一词就是由他引进汉语的，将humor翻译成「幽默」。他是个比较逗的人，又因自小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性格里多了一份绅士的风度。

两人初识时，那真是「情投意合」，只看到对方的好。

那是1923年，林语堂刚回国，受聘于北京大学英文系。鲁迅也在北大，对林语堂这个小他14岁的后辈一见如故，并在次年创办《丝语》时，邀请他加入。

林语堂跟着鲁迅这位老哥哥，以笔为枪，直指一切祸国殃民的牛鬼蛇神。

此时，他们是战友，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五卅惨案后，整天口诛笔伐的文人，自然要受到「特别」关注的。林语堂遭段祺瑞政府通缉，只好跑到厦门避风头。他受聘于厦门大学，担任校文科部主任兼国学研究院总秘书。

自己安全了，他也没忘记老哥哥鲁迅。林语堂向校长举荐鲁迅，把他也弄到厦大教书。

鲁迅这个人我们也知道，典型的傲娇文人，即便是寄人篱下，也绝不肯低头。

厦大本来是以理科起家，林语堂和鲁迅来了，办起了国学院，自然是要分掉理学院一半资金，厦大理科部主任兼财务部长刘树杞因此很看不惯这些文人，日常生活中对鲁迅百般刁难。

正好撞上鲁迅也不是好惹的，一来二去，两人就交恶了。本来鲁迅想一走了之，可是顾及林语堂的处境：自己要是走了，林语堂就更要受到众人排挤。

为了林语堂，他硬着头皮留了下来。

此时，他们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好兄弟。

然而，友谊的小船终究没挺过时间的波浪。

1927年，鲁迅实在受不了厦大这个地方，跳槽到广州的中山大学。本来他也劝过林语堂跟他一起走，但厦门是林语堂的老家，家里还有兄弟亲人在，他留了下来。

两人不在同一战场了，分歧也渐渐显现。

林语堂开始自由发挥，他爱写闲适的小品文，用鲁迅的话来讲，就是现实感不强。

林的小品都是无聊的玩意儿。

鲁迅很看不惯这种风格，心中不悦。心里不爽但又不明讲，还暗戳戳地记恨对方。哎，最怕这样的。

等到哪一天被引爆，那真是无法挽回了。

1927年10月4日摄于上海。前排左起：周建人、许广平、鲁迅；后排左起：孙福熙、林语堂、孙伏园。

两人的矛盾被引爆，是在一个饭局上。

1929年，鲁迅和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闹版税官司。李小峰曾是鲁迅的学生，被自己的老师告上法庭，这事传出去也太狗血了，他想着能不能私下调解，就找了鲁迅的老乡郁达夫当和事佬。

8月28日这天，李小峰在南云楼摆酒宴请鲁迅和郁达夫，为避免气氛尴尬，同时邀请了林语堂夫妇。

本来大家聊得好好的，几杯酒下肚后，不知怎么就聊到了张友松，是李小峰的同学，他曾对鲁迅说也想办一个出版社，并承诺过决不像其他书局（意指北新）那样拖欠作者稿费。

林语堂比较随性，人又话多，就附合了几句。这下可好，李小峰怀疑鲁迅之所以要告他，是受了张小松的挑拨。

而鲁迅觉得林语堂话里有话，像是在讽刺自己贪财。一瞬间火气就上来了，酒一上头，拍桌子喝道：

我要声明！我要声明！语堂，你这是什么话！我和北新的诉讼不关张友松的事！

林语堂立马站起来辩解:

是你神经过敏，我没有那个意思！

两人越说越上火，气得吹胡子瞪眼，如斗鸡般足足对视了一两分钟。

郁达夫见势不妙，赶紧按鲁迅坐下，又拉着林语堂夫妇离开。宴席不欢而散，两人的感情也亮起了红灯。

后来林语堂在日记中记道：

八月底与鲁迅对骂，颇有趣，此人已成神经病。

30年代，是林语堂在中国文坛上最活跃的时期，接连创办了《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三本刊物，一本正经地当起了「幽默大师」。

其实他何尝不知道国难深重？可再怎么着你还是得吃喝拉撒，既然这些是每天避不开的事，何不做好一点，讲究一点？国难已经够深重了，何必一定要把自己逼得喘不过气来？

他想开辟一处比较中立的空间，一个能喘喘气的空间。

而鲁迅呢，则在1930年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为左联盟主之一。他的风格我们太熟悉了，自然是看不上林语堂的。

他觉得国内现在一团糟，学生们在流血，革命者拿命在拼，中国最需要的是匕首和枪。林语堂却整天写些鸡毛蒜皮的琐事，那是华而不实的摆设，所以对于林语堂办的刊物，他并不看好。

在一次文人聚会上，鲁迅毫不客气地指出：

每月要挤出两本幽默来，本身便是件不幽默的事，刊物又哪里办得好！

那么多朋友在场，他一点面子都不给，把林语堂气得够呛。有人见气氛不对，赶紧转移话题，才把这场子救下来。

事实上，《论语》办得相当好，1933年还被称为「幽默年」，一时幽默成风。

估计鲁迅见到这样的景象，心里更加来气。

1933年2月17日，英国作家萧伯纳访沪，受到民权保障同盟成员欢迎。宋庆龄寓所前合影：从右至左：鲁迅、林语堂、蔡元培、伊罗生、宋庆龄、萧伯纳、史沫特莱。

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心生怨怼的时候，无论他做什么，都是看不顺眼的。

1933年6月，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圈内的好友都心痛不已，但这种时候鲁迅竟然还有精力去怨林语堂，就因为他没有参加杨杏佛入殓仪式。

其实，当时林语堂是被国民党特务盯得太紧，不便出门。见他不来，鲁迅便像踩到人家小尾巴一样。

这种时候就看出人来了……他去送殓又有什么危险！

可是，到了出殡下葬仪式的时候，却又反过来，林语堂去了，鲁迅倒是没出现。

这两人的「较量」，在我们看来都不是什么大事，但偏偏当事人都不肯让步。

有人统计过鲁迅的日记，其中记录与林语堂相交大约11年里，他们相争的次数有127次之多，平均一年有12次，每个月1次。

左起：林语堂、鲁迅，宋庆龄、史沫特莱

平心而论，鲁迅对这个小他14岁的后辈，是真的关爱过。他时常「提点」林语堂，不希望他走得太远，更不希望他「误入歧途」。因此他对林语堂的抱怨，与其说是出于嫉妒，不如说是因为「恨铁不成钢」。

只是鲁迅提点人的方式，确实不太好接受。

在林语堂看来，他有自己想走的路，有自己的行事方式。他无心针对这位老哥，只不过他们确实不是一个频道上的人，他越是辩解，鲁迅对他的误解就越深。

1935年，林语堂举家去了美国，1936年，鲁迅病逝。

林语堂于1937年1月1日发表了《悼鲁迅》一文，

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他曾说，「骂人是保持学者自身的尊严，不骂人才是真正丢尽了学者的人格。」也许相互看不起只是表面，内心还是相互敬仰的。

即使相互敬仰，彼此也不会想成为对方那样的人。

很多小菠菜常叹息，越长大，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少。其实很正常，人过了30岁，还能找到两三个至真至信的朋友，实在太难得。

这并不妨碍我们去敬佩一个人，敬佩他的才华、品格，但却终究做不成朋友。与其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