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救国”的践行者——中国科学社发展历程回顾

20世纪初叶，以爱因斯坦相对论为代表的科学革命横空出世，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对社会发展和人类生活影响所展现出来的伟力，极大地刺激了正留学科学先进各国，寻求强国方略的中华学子，“科学救国”一时间成为他们的共同认知因而成为时代最强音。他们求学之余，怀抱复兴中华民族之志，以英国皇家学会、美国科学促进会等为模范，创办学术社团，发刊书报，翻译书刊，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及其体制和精神输入中国，并由此建立中国科学技术体系。中国科学社作为留美学界社团，就此应运而生，发展成为近代中国延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为广泛和深远的综合性学术团体，促进并参与了中国近代科学技术体系的发生发展。

1915年10月25日，中国科学社宣告正式成立。今天是成立纪念日，特发此文以纪念。

中国科学社，原名科学社，1914年6月10日由留学美国纽约州倚色佳小镇康奈尔大学的胡明复、赵元任、周仁、秉志、章元善、过探先、金邦正、任鸿隽、杨铨等9人创议并成立，宗旨为“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主要目的是集股400美元创办《科学》杂志，将他们在美国朝夕相习的先进科学技术知识传输给国内，因此采用股份公司形式，在董事会下设立营业部、推广部、编辑部、总事务所等。1915年1月，《科学》在上海出版发行，开始对什么是科学、科学方法、科学精神以及科学的社会功用等进行全面讨论，填补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引进西方科学技术这方面的空白，开创了中国科学传播的新纪元，切合了当时国内文化革命与文化建设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为新文化运动“德先生”“赛先生”的吁求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成为以《新青年》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的先导。

《科学》杂志创刊号

来源：网易新闻

创办者以为有股东在后面监督，《科学》可以避免当日大多数刊物有始无终的命运。可《科学》的实际运作表明区区400美元的股金杯水车薪，即使是股东人数与股金数目远远超过当初的设想，也根本不能维持《科学》的继续发行。同时仅仅一份《科学》杂志也不能达到提倡科学的宗旨，更不用说“科学救国”的高远目标。创办者们于是决定将股份公司形式的科学社改组为学术社团形式的中国科学社。1915年10月25日，由胡明复、邹秉文、任鸿隽三人起草的《中国科学社总章》得到社员赞成通过，中国科学社宣告正式成立，宗旨为“联络同志，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从“提倡科学”转向“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发展中国科学成为使命。严格规定了社员入社的条件、权利与义务，在董事会下设立分股委员会、期刊编辑部、书籍译著部、经理部、图书部和年会筹备委员会，初步具备了一个学术性社团的组织结构与功能，除继续发刊《科学》外，更有一个全面发展中国科学的规划。

改组为中国科学社后，社务不断扩展，影响日渐增大，得到了爱迪生、蔡元培、黄炎培、张謇、黎元洪、伍廷芳等国内外名流的赞许与支持，并在美国连续召开了三次年会，在以学生会年会为特征的留美学界独立发展出一个学术性年会，在情感交谊之外学术交流共同体日渐形成，不仅得到了留美学界的激赏，更锻炼了留学生们的学术能力，为他们回国之后发展中国科学积累了实践经验。

随着主要领导人胡明复、过探先、任鸿隽、杨铨等的学成归国，中国科学社也于1918年搬迁回国。与大多数留学生创办的学术团体回国后面临生死存亡境况一样，中国科学社也面临新入社社员急剧下降，经费奇缺，《科学》稿源缺乏，没有固定社所等窘境。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国内政局不宁，社会不稳，留学归国者显身手的舞台极其逼窄，真正能从事科学研究的机会少之又少。与大多数留学生社团回国后销声匿迹不一样，中国科学社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群体，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逐步解决了生存的危机。

中国科学社领导人深刻地认识到，科学若仅仅停留于口头言说的宣传，无论多么动听，总是空谈，只有进行实实在在的科学研究，科学才能在中国真正生根发芽，“科学救国”的目标才能真正实现。因此，他们不仅在舆论上鼓吹科学研究，社员们也身体力行具体实践，并于1922年8月创建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成为中国科学社举办最为成功的事业之一，也是民国科研机关的典范，无论是人才培养、科研成果，还是科研氛围的形成、科学精神的塑造与传播都有不可估量的贡献。

为了进一步适应中国社会，获得发展的空间，中国科学社1922年8月在南通召开的第七次年会上，再次修改社章，进行第二次改组，将原来执掌社务的董事会改为理事会，设立全新的由社会名流组成的名誉性董事会，专门进行基金捐款与管理，于当年冬天陆续选举张謇、马相伯、蔡元培、汪精卫、熊希龄、梁启超、严修、范源濂、胡敦复等9人为第一届董事，并由董事会向财政部申请，获得江苏省国库每月2000元的资助；宗旨改为“联络同志，研究学术，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第一次鲜明地提出“研究学术”的口号，通过科学研究发展中国科学，实现“科学救国”的目标。社务有九项之多：（1）发刊杂志，传播科学，提倡研究；（2）著译科学书籍；（3）编订科学名词，以期划一而便学者；（4）设立图书馆以便学者参考；（5）设立各科学研究所，施行科学上之实验，以求学术实业与公益事业之进步；（6）设立博物馆，搜集学术上工业上历史上以及自然界动植矿物诸标本，陈列之以供研究；（7）举行科学讲演，以普及科学知识；（8）组织科学旅行研究团，为实地之科学调查与研究；（9）受公私机关之委托，研究及解决关于科学上一切问题。

1922年，张謇邀请中国科学社在南通召开年会并参观南通博物苑

来源：江海明珠网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制定积极的科技政策，创建国立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国立专门研究机关，充实大学，广泛设立大学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步入新时代。这虽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作为民间学术社团的中国科学社在相关方面的发展空间，但中国科学社还是获得了发展契机，步入空前的扩展时期。

首先，通过蔡元培、杨铨等人的努力，获得国民政府40万元二五国库券，是为中国科学社历史上最大一笔款项，专门设立了由蔡元培、宋汉章、徐新六等组成的基金管理委员会进行投资管理。第二，国民政府将南京社所及其围墙外的成贤街文德里官产划归中国科学社永久使用，进行改建与扩充。第三，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专项资助后，扩建生物研究所，建成植物研究室、动物研究室、动物生理实验室、生物化学研究室、图书储藏室、阅览室、标本陈列室与储藏室等。第四，购定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309号房屋为社所，并将总办事处由南京搬迁到上海，将社务重心由南京转向上海，南京留下生物研究所及其附属图书馆成为专门的生物学研究圣地。

同时，中国科学社进一步扩展社务，创建明复图书馆、设立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发刊《科学画报》和《社友》、实施学术评议与奖励、成立科学咨询处、联合其他团体召开联合年会等。1931年建成开幕的明复图书馆，是中国第一座专业科技图书馆，钢筋混凝土结构三层楼房，成为上海社会和学术生活中的重要活动空间，战时更成为保存图书仪器等学术资料之地（今为黄浦区明复图书馆）。科学图书仪器股份公司发展成为民国最为有名的科学出版机构，专门印刷科学书报，分印刷部、图书部、仪器部等部门，在南京、北平、汉口、重庆、广州等地设分公司，在中国科学图书的印刷、科学仪器的制备上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1933年8月创办的《科学画报》，在当时众多科普刊物中异军突起，成为至今仍延续发行、影响极为深远的科普读物，也成为中国科学普及的旗帜。

《科学》发刊到1935年，走过了20年的风雨，面临专业学术期刊、大学学报、研究机关集刊等众多学术刊物的挑战。中国科学社聘请山东大学生物系主任刘咸出任专职主编进行改版，读者定位“首为高中及大学学生，次为中等学校之理科教员，再次为专门学者，最后为一般爱好科学之读者”，设“社论”“专著”“科学思潮”“科学新闻”“书报介绍”“科学通讯”“科学拾零”“研究提要”等栏目。改版后的《科学》下接续完全通俗的给一般读者阅读的科普期刊，上接续各专业学会的专业期刊，“其宗旨略规抚英国之《自然》（Nature）周刊，美国之《科学》（Science），德国之《自然科学》（Die Naturwissenschaft）等杂志”。

这一时期，中国科学社也自觉地将自身发展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积极介入国家建设之中，利用其积累的知识优势为国家的发展献计献策。国立中央研究院虽是以蔡元培在德国、法国所见政府支持科学研究模式建立起来的，但在各研究所具体的筹备设立及其发展过程中，不能不受其主要由中国科学社领导层和骨干社员组成的筹备委员和主要领导人的影响。

在“民族复兴”的时代话语中，中国科学社也从其专业立场出发奏出了属于自己的和弦，主持编纂的《科学的民族复兴》一书，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音符。该书邀集国内对于民族学各方面素有研究的学者各就其专业分别撰写论文，从中华民族的历史、地理环境、气象、特性、人种、智力、血统、营养、健康及人种改良等方面，讨论了中华民族复兴之道，并指出上述各方面，“对于各项民族复兴之工作，有开始者，有尚未开始者，总之离奏效之期尚远”。

九一八事变后，西部开发成为国家战略。中国科学社不顾鼠疫流行的危险，1932年第17次年会毅然于8月13－20日在西安举行，传播科学而外，并进行实地科学考察和研究， “帮助政府之建设”。同时，国民政府大举入川，筹备建设大后方。中国科学社1933年在重庆举行第18次年会，与政府行动遥相呼应，会后并到成都考察，通过“建议四川当局组织四川富源调查利用委员会”等相关四川建设和全国科学规划的6个重要议案。1936年在“国防最前线”北平召开的联合年会，除了学术交流外，更有向日本军国主义展现中国学人风貌之意，“希望由科学家团结之精神，树为模范，使全国上下，一律效之”，是“全国科学界对于政府‘保障华北’的迫切请求”，更向侵略者宣告：“北平是我们的，而且我们亦决不愿意放弃”。本以砥砺学问，讨论社务，以追求学术进步与团体进一步发展的学术社团年会，却因科学技术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使处于象牙塔的学术深深地介入了当日中国社会的现实，特别是与国家建设的时代任务紧密相连。

正当事业蒸蒸日上的中国科学社，筹备联络各专门学会在杭州浙江大学召开联合年会时，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中断了中国科学的正常发展。为了保存中华民族发展的火种，中国科学社除明复图书馆，《科学》和《科学画报》编辑部，中国科学仪器图书公司等事业和机构因地处法租界而留在上海外，其他事业主要有南京社所，生物研究所及图书馆与当时大多数机构一样汇入了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千里搬逃的洪流中，内迁重庆。

当南京社所、生物研究所内迁重庆时，限于人力物力，只将小部分书籍标本迁出。不想日寇占领南京后，竟然放火将生物研究所烧毁，标本、仪器、书籍均荡然无存。留守的所长秉志只身到上海，与刘咸、杨孝述、孙洪芬、曹惠群、胡敦复等中国科学社核心成员，在“孤岛”克服各种困难维持中国科学社社务，继续发刊《科学》和《科学画报》，坚持明复图书馆的开放，提供了科学交流的平台，记载科学进步的历程，保存中国科学发展的火种；千方百计坚持科学研究，并关注后辈学人的成长，为战后中国科学的发展奠定基础；团聚学人编译出版中国科学社土木工程丛书、水利工程学、电工技术丛书等，在帮助解决学人们生活费用，度过艰难困苦的沦陷生活之余，“以为战后复兴之一种准备”；通过《科学》《科学画报》《申报》等媒介发表言论，宣扬科学抗战报国、抗战救国、抗战建国。他们的对敌斗争与抗战期间的所作所为，与真枪实弹的正面战场、敌后游击战、沦陷区的谍报战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反抗外敌入侵的壮丽画卷，展现了一代知识分子不畏强敌的崇高情怀与情操，是名副其实的另一种抗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孤岛”不存，《科学》宣告停刊，中国科学社总部内迁。1943年3月，《科学》第26卷在重庆出版，宣告了它的重生。同时，随着内迁学术界日渐稳定下来，中国科学社先后于1940年、1943年、1944年联合多个专门学会召开联合年会，不仅进行学术交流，更为抗战建国献计献策。

1943年是中国命运转折之年，抗战救国已转向抗战建国，国家建设成为未来中国的重任。中国科学社联合中国数学会、中国动物学会、中国植物学会、中国地理学会、中国气象学会等6学术团体在北碚召开联合年会，不仅向外敌宣示“飞机炸弹不能毁灭”学术研究，也向国人宣示“学术研究并不因国难而中辍”。更为重要的是，年会在学术讨论之外，专门进行了“科学与建国”和“国际科学合作”两个专题讨论。决议以大会名义致书中枢，请求增加经费，加强各优秀学术团体和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增加理论科学留学生名额，并陈述改善教育方法。1944年11月，中国科学社在成都召开多团体联合年会，庆祝建社30周年，发表《中国科学社成立三十周年宣言》，指出有鉴于抗战及战后建设之“迫切与紧要”，中国对科学的需要更为急切，科学是国家建设最为倚重的基础，必须全力以赴发展科学，并为人类知识视野的扩展做出中国人的贡献，以寻求科学之独立；科学是为人类谋福利快乐而不是侵略杀伐的工具，因此应对科学应用制定善恶标准。

虽在广大社员的努力下，社务一直坚持，但从抗战伊始，中国科学社事业不可避免地逐渐走向衰落。抗战胜利后，力图有所作为，终因环境制约，维持现状已告艰辛。即使在如此艰难困苦中，中国科学社仍不能忘却其科学救国之理想。1947年在上海召开七科学团体联合年会，发表了《七科学团体联合年会宣言》，从科学研究应以“增进人类福利为目的”出发，支持爱因斯坦等倡导的原子能和平利用运动；对于国内科学，以为应从“根本上着手”，如充实图书仪器，保证科学工作者的生活，确立科研经费的长远计划等。1948年在南京举行的十团体联合年会上，通过诸如建议政府按捐资兴学奖励办法奖励民间兴办科学研究、确定总预算的千分之五为科学研究经费、设立科学基金会奖助科学研究等等议案。

中国科学社总办事处

来源：百度百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科学社继续为新社会的科学事业贡献力量。1949年底到1950年6月，中国科学社先后举办“自然科学与辩证法”“新民主主义下的医药卫生建设”“米丘林学说与摩尔根学说”“土地改革与农村建设”“怎样做好科学普及工作”“工人业余教育”等专题座谈会，积极介入国家建设事业。《科学》1951年刊发32卷增刊号后宣告停刊。1952年2月修改社章，将宗旨改为“团结同志，继续研究科学，交流经验，并协助生产事业之发展”。

1954年10月，为庆祝成立40周年，在上海举办了中国科学史料展览。另外，还组织编纂出版“中国科学史料丛书”“科学史料译丛”等。1957年中国科学社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将《科学》复刊为季刊，延续到1960年4月出版第36卷第2期共4卷16期，再次停刊。1960年5月5日，中国科学社发布 《告社友公鉴》宣告结束，将各种资产等移交政府，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1985年，由12位科学家建议，在中国科学社老社友、《科学》的老编辑、老作者、老读者的支持下，经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批复，《科学》再次复刊。复刊后的《科学》承接前辈的科学梦，努力地传播科学，播撒科学的种子，在科教兴国的旗帜下前行！

作者：张剑，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曾出版《科学社团在近代中国的命运：以中国科学社为中心》，近年来主持整理中国科学社档案资料，已出版三本。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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