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后的军功授爵制本质上是对“血统分封制”的赎买

“军功授爵制”本质上是在周制“诸侯、卿、大夫、士”分封体系上的细化和赎买，而非完全地“打碎一个旧世界”。

在周制之下，四个分封等级除非通过暴力篡夺的手段，否则无法逾越，而春秋和战国时代，国君以职业官僚组织为爪牙，实际上扩张了自己的权力，“被分封者”的实际权力和权益在一步步萎缩。

这个历史进程，大体可以参照日本德川幕府的权力扩张，分封的军事贵族日益城居化、官僚化，而与其领地之间的经营联系日趋弱化。

在此条件下，曾经把持秦国基层管理的“大夫”阶层，在商鞅设三十一县，剥夺其基层治政权力之后，就面临着痛苦的选择，是对抗还是顺从。

商鞅的变法也并非只取不予，对于“大夫阶层”，他将“大夫爵”拆成了五级，其中以“大夫”（含国大夫）作为“基础”，其上设置“公大夫”、“公乘”、“五大夫”这三级“更容易”获得的世袭封邑，也就是等同于周制下真正的“分封大夫”的经济利益引诱整个“大夫”阶层向新制度低头。

“大夫阶层”可以通过战功获得更多的“税邑”，原有权益和未来权益都可以得到永久保障，这个制度“加法”不难理解。

比较大的变化表现在“士阶层”，即面向最底层的平民开放了“士爵”和“大夫爵”的上升空间，以斩首为条件，理论上，一个平民是可以升迁至“五大夫”爵的，但是在实操层面，就很复杂了。

在没有任何全军盈论的情况下，一个最底层的“小夫”（操、徒、校），需要个人斩首4颗，升至“不更”爵，候补为“屯长”或“百将”，就任后即需要全队、全屯斩首33颗才可“盈论”升爵至“大夫”。

问题是，《商君书·境内篇》在“百将”斩首盈论之后，即详叙“五百主”的短兵人数去了，并没有提及“大夫”爵团队斩首盈论的数目标准，过往的观点往往认为进一步升爵还需要等比例放大，考量斩首数目，但这只是一种错误的“推而广之”。

事实上，《韩非子·定法篇》说的是：

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

对应的是《商君书·境内篇》的记载：

能得爵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一除庶子一人，乃得人兵官之吏。

问题是，到了“公大夫”爵已经有“封邑”了，对它进行“益田一顷”本身就是重复了，那么，“大夫”（含国大夫）也就是赐田宅的顶级了，即田五顷、宅四十五亩，除庶子五人。

“大夫”爵的上限特征，还有证据：

小夫死，以上至大夫，其官级一等，其墓树级一树。

直白地说，“大夫”爵以上不按“低爵”的标准执行，也不存在“以此类推”。

不类推，也就意味着“大夫”爵以上的爵位升迁，只有“集体功”的机会，也就是全军斩首“盈论”之后，全军上下的普赏，这种“撒胡椒面”的制度安排，对于约束基层军吏非常有必要，而在具体的升爵标准上，明显更利于“大将”：

大将、御、参皆赐爵三级。

这就涉及到了对更高阶层的“赎买”，也就是“卿爵”，很明显，除了六国游士入秦的“试用期岗位”——客卿之外，“卿爵”并不对“外人”开放，这里的“外人”指的是“卿爵”等级之下的人们，因为在《商君书·境内篇》中完全没有提及“大夫阶层”如何升为“卿阶层”，也就是说，这个阶层头顶上不是玻璃天花板，而是钢板。

那么，“卿爵”的圈内人都是谁呢？

从史书的记载来看，公族近支——樗里疾（秦惠文王弟）、公子壮（秦惠文王子）是很明确的，都有“庶长”之位，前者还有“右更”之爵，也就是说，“卿爵”和“卿位”本身就是等同的概念。

而确定了“庶长”是“卿位”，那么，“庶长章”也就是魏章，这种王族之外的客卿转正卿，也是“卿”的角色来源之一。

再参考“右庶长”爵明确有受封的“子子孙孙”的宗邑分封，也就意味着“卿爵”必然世袭。

那么，秦国的“卿爵”实际上就是三个主要来源：客卿转正卿、王族近支分封和“旧卿贵族”世袭。

除此之外，还有没有第四种可能？

有，即秦王命“将”，以官吏或军吏转任。

比如魏冉（经历不详，或为军吏转任）、白起（经历不详，或为旧卿后人，以左庶长起家卿爵领军）、王翦（经历不详，或为军吏转任）、蒙恬（刀笔吏为将，因功封内史以卿位领军）、章邯（任少府以卿位领军）。

这也就是《军功授爵，一场虚幻的“平等”春梦》一文中考证的秦昭襄王之后“庶长”改“将军”，实为“卿位”的变体，所谓“为将”，即任“卿位”，不同“将军”职位之间的高低，也是由“卿爵”为标准进行区分。

而从商鞅变法到秦始皇统一时代“军功爵制”的变化可知，正因为在制度安排上“卿位”的战功“含金量”过高，“盈论”则升三级，所以才有了“少上造”、“驷车庶长”和“大庶长”的三级爵位新增，“卿爵”就占了“伦侯”（关内侯）之下所有爵级的50%。

综合一下上面的信息，以阶层为基准看一下发展空间。

商鞅变法时：

平民：公士、上造、簪袅、不更、大夫、大夫（国治）、公大夫、公乘、五大夫
士：公士、上造、簪袅、不更、大夫、大夫（国治）、公大夫、公乘、五大夫
大夫：大夫（国治）、公大夫、公乘、五大夫
卿：左庶长、右庶长、大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四更之缺名者）、大良造

秦始皇时：

平民：公士、上造、簪袅、不更、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
士：公士、上造、簪袅、不更、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
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
卿：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驷车庶长、大庶长、伦侯（汉初为关内侯）、列侯（汉初为彻侯）

两者相差其实不大， 平民、士、大夫的区别被打破，也就是对于平民来说，“秦国梦”可以达到“五大夫”爵的“封邑”层次，实现了整个社会绝大部分人的表面“机会均等”，而独立的“卿爵”存在，则为秦国的顶级权贵和“特殊人才”（而非本国炮灰）提供了绿色通道。

从纸面上看，“大夫”阶层是一个“只升不降”的社会阶层，理论上，制度运作的时间越久，“大夫”阶层的人就越多，但实际制度运行的层面绝非如此，因为由“不更”升“大夫”爵实际上是由个人武勇向军吏管理转化的“坎儿”。

而军中的军职，越向上，位置越少，秦军又是施行五、十制度，以4万人一军计算，有伍长8000人、什长4000人、屯长800人、百将400人、五百主80人、二五百主40人、尉4人、大将1人。

这也就意味着，五百主以上的军职，在秦国军队“兴卒”和“屯戍”、“更戍”都以固定行政区划为单位的制度背景下，只会长期把持在“世袭大夫阶层”的手里，留给后来者的机会窗口只会越来越窄。